九月的太阳偏西，整个大地热得像蒸笼一样，一株株沉甸甸的稻穗低着头。外公家的这口钟敲响，非常准时地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汉剧《杨贵妃》唱段从屋后窗前飘来。雨后的村庄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河流变得湍急，黄昏灌醉了潮湿的村巷，灯盏在雨中的冲击中暗淡，那是一个美妙的黄昏。外公抬头瞄一眼时钟：5点准。外公说，我们偷听汉剧时间到了。

    外公家围屋背后住着一个孤寡盲老头，长年只有一根又旧又黑的拐杖陪伴着这个萧瑟的背影。他平时总是穿着一身皱巴巴的旧军装，听说是镇里捡来的，嘴里总是叼着小学生写过的作文纸，捡来的大烟卷身上也总散发着一股呛人的烟味，这些秘密渣渣的黑胡子散布在他嘴巴的四周，就像岩石上一层没有根的茅草飘着。“《贵妃醉酒》听过吗？《长恨歌》听过吗？谁恨谁？是唐明皇在自己恨自己。”偶尔盲老头会在村东头跟读书人攀谈两句唱两句。每次都左右两手相交，练起了金鸡独立、水袖抛空也随之而来，眼神入剧，妖娆下蹲，这刀马功夫真不知师承哪位。

    也许盲老头太过于怪异，也许盲老头抱养的远嫁异国的女儿不会再回来，村姑们都对盲老头的行为艺术嗤之以鼻，指指点点：盲老头唱汉剧就是为了骂日本人，是前世红妆朱胭转世为在老头身上，他是迷人魂魄的魔。盲老头凭着真假“老戏骨”的身份被村里人边缘化了。在物质匮乏的农村，政府扶贫配给盲老头这台式收音机，却可真让村里老小羡慕不已。每天收音机收听到的汉剧，节奏慢时，就像摇篮曲似的催人入睡；唱腔吐字速度快时，没有字幕是听不出他在唱什么。有一天我突然问外公：“盲老头他知道我们在准时准点偷听吗？”外公哦了一声：“当然不知道，人家是瞎子。他唱汉剧就是为了骂日本人，那么高雅的艺术对于他简直是浪费，听他，还敲脸盆，简直是糟蹋。”外公的话让我偷听收音机里的汉剧听得心安理得。

    时间把日子串成四季串成流年。

    几年下来，我都知道些名剧《百里奚认妻》《齐王点马》《贵妃醉酒》。当然，我最喜欢《王婆骂鸡》，全国的王婆就属方言的王婆骂得最好，其实要比较高下的话，看谁的形象最粗鲁，谁的语言最庸俗，谁就胜出。我们的兴宁王婆可有得一比。每次农村人争田争地两人一边骂一边跳着用手指戳对方，双脚都蹦起来，像在斗舞一般，令人捧腹，我就联想起王婆开骂的架势。乡间的东西讲的就是这个，原始、形象就是灵魂，就是原汁原味。当然外公也这么认为——因为，外公当年在部队就唱过汉剧。

    记得盲老头的葬礼，他远在异国的女儿回来了，葬礼隆重。棺材在乌泱泱的人群和咿咿呀呀的民间治丧的八音声中被抬起，那一刹，哭喊声与悲怆感铺天盖地朝我袭来，是时候和盲老头告别了。正式地、庄严地告别。外公在葬礼上唱起了盲老头改编的《击鼓骂曹》唱段：“汝不识东方雄狮，是眼浊也；不讲道理，是口浊也；不听人话，是耳浊也……”表示对老人的送别，我也低声地吟起。全场人都惊呆了：村里有人竟然会唱盲老头唱的歌词！盲老头的女儿也惊呆了：父亲那似乎已经干枯凝固的老迈身躯原来可以涌动出这般新鲜灵动的泉流。外公说，盲老头平时在这铿锵的音调下配骂词，唱他对日本倭寇的仇恨，现在盲老头去了，唯一能留在我们身边的就是这曲调下的词了。

    于是，钟声和汉剧都留在了外公和我的记忆里。

    晚风吹起了杯盏般的野花，青石板和黄沙铺就的山道弯弯曲曲，锈迹斑斑的灯柱被风雨侵蚀缄默不语，她模仿人的衰老。民间汉剧还在广大的乡野里流传。“南国牡丹”，仍在盛开绽放。

    岁月匆匆，我在外求学工作，外公九十高寿。老了的外公喜欢简单的生活，将大把的时间交付给那把木质摇椅。摇椅“吱呀吱呀”地荡悠着。老了的外公，那间寝室俨然成了禅房，静得只剩下时钟滴答作响，这一口钟把几十年的记忆敲响，每天有数不清的人跟随这口钟声在外公脑海里拾级而上抑或拾级而下。外公记忆减退，也许会褪成了一张白纸。而有一种记忆是一个人的，有一种记忆是一代人的。而有一种记忆，是一个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