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让 吴海清 林德培

德济医院门前，每日排队接种者络绎不绝（阿兰若/制）

光绪末叶至宣统年间，华南大地屡遭疫疠之厄，鼠疫如潮水般席卷诸省，百姓死亡枕藉，村落为墟。当此危难之际，德济医院创始人、瑞士巴色差会德籍医师韦嵩山博士（Dr.Otto F.Wiesinger）三度投身抗疫前线，先应港英政府之请驰援香港，继而在梅县（时称嘉应州）两次率众抗击鼠疫，其事迹载于《韦嵩山回忆录》，复见于地方史志、报章文献及民间诗咏，足资考信。韦氏以一西来医士之身，于晚清乱世之中，秉持科学理念，勇担防疫重任，其功不仅在救治一时一地之生灵，还在将近代公共卫生观念播植于客家乡土，为后世留下一段不应湮没的医学史篇章。

韦嵩山（德国） 1893年至1909 年任院长（李龙/翻摄）

《广东通志》（民国通志稿·采访册）所载关于“四月广州鼠疫起”的内容（海清/摄）

考韦嵩山三抗鼠疫之事，须先明其时疫病流行之大势。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广州始见鼠疫，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乃大发作，《广东通志》（民国通志稿・采访册）载：“疫自印度由云南、广西传至广州，是年始见。至二十年甲午春乃大作，邑人多避居舟中。自是逾年即猝见，至今不绝。”彼时清廷国势陵夷，地方治理废弛，西医防疫理念尚未普及于民间，百姓遇疫多求之于神祇巫祝，迷信仪式与其他避疫之朴素手段相杂，缺乏系统科学之防控体系，故疫病一旦传入，辄迅速扩散，广州、汕头、香港等通商要地首当其冲，死亡枕藉，社会动荡加剧。

《湘报》第九十九号所载关于鼠疫的内容（海清/摄）

《湘报》第九十九号亦载其事：“甲午之岁，粤垣疫症流行，死亡无算。其始各大宅及铺家均有硕鼠无故倒毙堂前……鼠毙后即秽臭难堪，若弃之街巷，则其气息病即由此而起。”此疫自广州蔓延，渐及华南诸省，南方多地“十室九空，村落萧疏，生者流离，死者枕藉”，其惨烈之状，可想见之。

鼠疫之所以为祸至烈，与其极高的致命性及凶险的临床症状密切相关。《鼠疫概要》详载其病理特征：“本病之病死率甚大，为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本病的全身症状，于感染后出现急剧飙升的高热，并有寒战，以及全身潮红、醉酒样的面容……全身衰弱迅速加重，言语模糊且困难。四肢僵硬，行走不便，呈现蹒跚步态……心脏衰竭会早期出现……黏膜会出血，腿和背部的皮肤出现豆粒大到手掌大的出血斑点，呈黑青色，此‘黑死病’名称之由来也。”此等骇人景象，加之彼时民智未开，科学防疫之理念无从传播，遂使每一次疫病来袭，皆成一场生死浩劫。

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韦嵩山博士以医者之身，三度挺身而出，其事迹之详，可依次考述如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广州鼠疫大作，旋传至香港。是时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商贸繁盛，人口稠密，疫病一旦传入，迅即酿成大祸。据《韦嵩山回忆录》所载，港英政府初时决策迟疑，英国医院与军队医院皆拒绝收治鼠疫患者，仅有伦敦会医疗传教士伯顿医生（Dr.Burton）主持之医院勉力收容，另有一处临时改造之旧煤气厂亦辟为疫所。然此等处所拥挤污秽，疫气弥漫，触目惊心，患者辗转呻吟于其间，而无有效救治之法。

韦嵩山在门诊楼（左四）（李龙/翻摄）

是年六月十四日，韦嵩山博士应港英政府之请，搭乘英国蒸汽船由广州赶赴香港，甫一登岸，即投身防疫最前线。受卫生局主席与警察总监指派，韦氏率领一队爱尔兰士兵，承担疫区核心之防控工作。其时疫区景象，惨不忍睹：百姓仓皇弃家而逃，屋中桌上饭菜犹陈，水龙头流淌不止，积水漫过楼层，而地上横陈鼠疫死者之尸，秽气熏天，几令人窒息。韦嵩山博士临危不乱，沉着指挥，先命士兵将尸体小心转运至专用停尸房，次将室内被污染之旧家具、衣物杂物悉数搬至街巷焚烧，再用氯石灰混合稀释硫酸对房屋进行全面消毒。一时之间，硫磺烟雾弥漫街巷，成为阻隔病菌之“无形屏障”。消毒既毕，复推动屋主将房屋重新粉刷，以绝后患。

值得留意者，是年适逢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德国细菌学大师科赫之门生）采用科赫方法，在香港率先发现鼠疫杆菌，仅比法国学者耶尔森早三日揭晓此一科学谜底。与此同时，“鼠疫传播”之路径亦渐次明晰：先有大量老鼠死亡，随后便有人感染。此两项关键突破，不仅为全球鼠疫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亦为韦嵩山博士后续抗击梅县鼠疫奠定了理论与实践之基础。

至七月中旬，香港疫情渐次平息。韦嵩山博士以月余之辛劳，获港英政府致酬三百五十元，并收到卫生组织之感谢信。然韦氏未以此自矜，旋即收拾行装，携实战经验返归嘉应州，以应防疫之需。

韦嵩山（左二）和他的同僚在一起（李龙/翻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鼠疫首度传入梅县。《韦嵩山回忆录》所记“死老鼠→人死亡”之传播链条，与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所载“鼠疫凶如祸水洪，悠悠经过廿年终。岁躔乙巳青春候，患始西街蓝屋中”可相互印证。梁氏于诗末自注，详述疫情缘起：“清末，鼠疫偏南方各省，传染死人无数。广州、汕头最盛，梅县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始传到。起初西街山川坛侧蓝姓，有在佛山镇经商染是病死人之衣箱寄回，其家将衣取出摊晒，疫菌散出，明日其蓝姓共屋三日死十余人，逐渐延播各乡县，经二十余年乃息。”此一记载，足补史乘之阙。

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所载关于鼠疫内容（阿兰若/摄）

疫情初起，韦嵩山博士即往见嘉应州知州秦某，详陈鼠疫发生之原因与传播之途径，建议将死老鼠用石灰水消毒后掩埋于地下三尺深处，同时清洁街道，清除垃圾，以绝疫源。秦知州纳其议，遂发布《防疫示文》，饬令保安局刊布韦氏所拟防疫之法，各地扫除街道秽物，并备灰水桶收检死鼠，“以尽卫生之道”。此一官绅合作之防疫举措，开梅县科学防疫之先河，亦为晚清地方治理中罕见之开明事例。

据有关史料记载，疫情暴发后，梅县百姓陷入极度恐慌，《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初二日《潮嘉新闻》载其事甚详：“嘉应迩因时疫发生，群医束手。迷信者乃迎请阴那山惭愧祖师，结坛于东门外之大富仞，罗拜祈祷。复恭迎出游，预期遍贴长红，令通衢僻巷，一律粪除洁净，疏通沟渠，以昭诚敬。是日早男女香花绕拜，大为欢迎，以冀逐除瘟疫，颇形热闹。”百姓抬佛教神像沿街游行，甚至将神像抬入患者家中“祈福”，殊不知此等聚集活动反使疫气加速传播，诚可叹也。

韦嵩山博士闻知此状，夤夜撰写通俗易懂之防疫传单，以“清除病死老鼠”为要义，详述防感染诸要点，末加盖其个人印章，令人遍贴全城。不数日，传单竟被民间替换为内容相同而贴有神像印章之版本。韦氏闻之，不以为忤，反曰：“只要正确建议能被遵循，来源无关紧要。”其通达若此，足见其务实之精神。

此时的韦嵩山博士，早已非初战疫病之新手。他借鉴香港防疫经验，自东洋订购鼠疫预防血清。因说明书为外文，翻译人员未能厘清剂量标准，韦氏遂以身试药，亲注血清。虽一度出现剧烈高烧，然经反复调适，终得正确用量。随后，他联合具有新思想之本地士绅成立协会，协会为其垫付血清费用，成员亦率先接种，以示倡导。最终，数百名接种者均未感染鼠疫，科学防疫之种子，已悄然播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梅县再遭疫疠之厄，而此番情势尤为严峻——鼠疫与天花同时肆虐，形成复合疫病之危局。据《韦嵩山回忆录》记述，德济医院中人满为患，病床自病房延展至露天阳台，每一张床位皆躺着痛苦呻吟之患者。韦嵩山博士临危不乱，迅即启动双疫苗接种计划：一方面继续推广鼠疫疫苗，另一方面从东洋紧急调运天花疫苗，并张贴告示公布接种时间，为全院员工及居民施种。

其时天花之害，尤为民间所惧。盖天花不仅致命，即幸存者亦多留麻面，毁容之虞使百姓谈虎色变。随着疫情蔓延，目睹天花致死毁容之后果者日众，越来越多思想开明之家庭主动携子求种，而反疫苗者之论调渐失说服力。德济医院门前，每日排队接种者络绎不绝，科学防疫之理念，遂在民间渐次生根。

在这场防疫战中，嘉应州较早习西医之梁靖丞（又名梁伯和）亦积极投身其中。梁氏与韦嵩山博士一同义务承担鼠疫疫苗注射工作，奔走于城乡之间，为疫情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宣统元年（1909年）《岭东日报》载其事曰：“东洋现出预防液，为预防瘟疫要品，惟不能存贮至三个月以外，拟轮流广购，以备不虞。现已订定黄塘医院西医生韦嵩山、梁靖丞担任注射药水义务。闻前年亲经试验多人，该药注射身体后，毫无妨害，且免传染。至其细则另详。”此一记载，既可见韦嵩山博士防疫事迹之社会影响，亦为梁靖丞参与其事留下确凿文献佐证。

基督教巴色传道会·德济医院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封面图（阿兰若/摄）

韦嵩山博士三抗鼠疫之历程，非仅一人一时之善行义举，实为晚清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科学观念逐步渗入乡土社会之缩影。从香港之体系化清消，到梅县之官府防疫告示，再到双疫夹击下之血清与疫苗攻坚——韦氏以专业之姿、果敢之举，在迷信弥漫、蒙昧深重之年代里，如同暗夜中一盏孤灯，为华南百姓推开一扇科学防疫之窗。

《韦嵩山回忆录》（手稿本译稿本）封面 （阿兰若/摄）

考其事迹，载于《韦嵩山回忆录》者为其亲历自述，见于《岭东日报》者为其时人记载，证以《梅县风土二百咏》者为民间诗咏，参以《广东通志》《湘报》《鼠疫概要》诸文献者，则为更广阔之时代背景。诸种史料，相互印证，共同拼合出一段不应湮没之历史记忆：在那迷雾笼罩之旧时代长夜里，确曾有人高擎一盏灯，以医学之光，照亮无数人求生之窄路。

韦氏所行，非惟救治疫患，更在以切实有效之科学力量，于恐惧、旧俗与僵化制度之缝隙中，为现代医学凿出一线光亮。其事功虽历百余年，而其精神犹可追怀。今梅州市人民医院（黄塘医院）承其遗绪，赓续医脉，当知百卅年前，曾有此一位外籍西医师，以客地为乡，以防疫为任，其肇世济民之志，至今犹可感焉。

编辑：叶晓洋

审核：黄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