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能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为加强战备，确保国家安全，中央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1969年八月的一天，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召开大会，传达了一份重要文件，主要内容有：一、鉴于北疆大兵压境，中央决定：在湖北江汉盆地原“五七厂”开展“五七”油田（即江汉油田）大会战，尽快建设起“三线油田”，以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二、已成立大会战指挥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任政委兼总指挥，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任副总指挥；三、从大庆油田抽调三万人，从全国其他油田及各单位抽调七万人，共十万人，参加大会战。

有如“一石激起千重浪”，职工中迅速掀起了申请参加五七油田会战、建设三线的热潮。我也立即递交了申请书，并向研究院革委会主任、参战领队提出恳切要求，获得了批准。用几天时间收拾好行装，九月中旬我们就浩浩荡荡集体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热火朝天，百台钻机战江汉

石油部从全国各油田抽调了一百多台钻机，汇集江汉，故“五七油田大会战”又有“百台钻机大会战”之称。参加会战的人数超过10万，后来又从部队转业2万5千名官兵，直接参战，会战总人数接近13万。采用军队编制，在大会战指挥部下面，设9个分指挥部（简称“分部”），分部下设团、营、连、班组，我属二分部六团（地质研究团）三连（开发研究连）渗流力学组，后又调到四连（开发试验连）试井组，从此与试井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几十年，一直为试井事业奔波奋斗。

十几万大军一下子涌到江汉，生活设施奇缺，连住房也没有。参战队伍一来到，领导就带到一块庄稼地，说：“这里就是你们的住地！”那里已经准备好一批竹竿和芦苇蓆，大家放下行李，不顾长途跋涉的困顿，马上用这些竹竿和芦苇蓆搭建蓆棚子，这就是住房。没有水，因为此地原来是沼泽地带，地下水位很高，只要挖个浅浅的土坑，浑浊的水就咕嘟咕嘟渗出来，这就是生活用水。自由市场物价飙升，芦苇蓆棚火灾不断，条件十分艰苦，但会战却真可谓热火朝天！

大庆油田还一直在关怀着“五七大会战”和参加会战的原大庆职工。大庆革委会主任、“铁人”王进喜同志曾亲率慰问团，专程到江汉看望和慰问我们这些曾经的“大庆人”。

一家子在江汉研究院办公楼前合影（1982）

二、亦工亦农，“既开油田，又种农田”

那时候，劳动条件还比较差，各种繁重的工作都得手工操作。职工们满怀“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激情，以战斗的姿态，不怕苦，不怕累，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一次一口新井完钻固井，几十号人，每人肩扛一包或两包固井水泥，从井场外的货車停放处，一溜快跑冲到井口，把水泥倒入搅拌机，来来回回，反复奔跑、搬运，整个井场水泥尘雾迷漫，每个人的头上、脸上、鼻孔里以及全身，满是水泥灰。没有人知道自己跑了多少趟，扛了多少包水泥。我体力差，扛一包已经很感吃力，战斗结束后很长时间，仍气喘吁吁，腰、腿又酸又痛。那紧张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在测试油井时，用钢丝把压力计下放到两三千米深的井中进行测量，完毕后再用手摇动绞车把它起出地面，此类艰苦活计数不胜数。

会战的战场自然条件恶劣，夏天奇热，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冬天寒冷，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有人说：“江汉三件宝：蒲扇雨靴破棉袄。”还有出血热病、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流行。这里原是沼泽地，后来辟为劳改农场。劳改犯在努力改造自己的同时，把这块沼泽地改造成了一块块近乎正方形的农田，每一块约为100亩，田基上种上了树。会战大军到达前，绝大部分劳改犯已经转移到邻县荆门的沙洋劳改农场了。湖北省提出：这些田地交地方管理，会战职工和家属的口粮统由湖北省调拨。但石油部坚持：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走光辉的“五七道路”，要接管这些田地，“既要开好地下的油田，也要种好地面的农田”，建设亦工亦农、工农结合的“五七油田”，这乃是把油田命名为“五七”油田的本意。

油田接管的田地面积，按职工和家属总人数平均，比当地农民还大得多，把全体家属组织起来耕种，也根本种不过来。平时由家属生产队进行田间管理，到了农忙时节，除了极少数绝对不能停工的工种留人坚持工作之外，绝大部分职工都停工下地干农活。我们研究院更是如此。那段时间，每天清晨五点，广播喇叭就响起了起床号，我们赶紧去食堂吃早餐，然后乘汽车下地干活。午餐则由食堂送到地里，匆匆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再继续干，到天黑时分才收工，然后乘汽车回研究院吃晚饭、洗澡。

江汉人，顶天立地的五七战士，继承、发扬了大庆精神，时时刻刻牢记着“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使命，在“亦工亦农”的“五七”道路上，战天斗地，其劳动强度之大，工作时间之长，战斗场景之紧张，是非亲历者、局外人和后一辈难以想象的！艰苦的奋斗换来了工业和农业双丰收：工业上，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祖国的内陆腹地，建成了年产原油100万吨的三线油田和炼油能力为250万吨的三线炼油厂，确保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在农业上，除了完全解决全油田职工和家属的口粮之外，每年都给国家上交大批公粮和余粮；把江汉平原建设成为华中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和城乡结合的鱼米之乡，奏响了一曲惊天动地的英雄凯歌。曾有同事调侃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石油工人加石油农民”！

三、采油队“顶岗”

石油部规定：刚分配来到油田的大学生，一律到井队劳动锻炼一年，谓之“顶岗实习”。其目的是：一，学习工人阶级“誓为祖国献石油”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注]的优良作风；（注“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是大庆工人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科学求实精神的体现。“三老”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是：对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是：做到“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二，学习基本操作，把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这规定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非石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尤为必要。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制度打乱了，所以我在大庆没有去顶岗，而是去五七干校放了一年牛。到江汉油田地质处后，要补这一课，我被分配到油田处采油一队当采油工。

采油工的职责是负责管理若干口井，“量油测气，清蜡扫地”：每隔几个小时测量和记录一次所管的各口井的油、气、水的产量，是所谓“量油测气”；原油中含有蜡，在从井底流到地面的过程中，由于压力和温度逐渐降低，其中所含的蜡便会凝结而附着在油管内壁，使得油管的内径变小，原油流动阻力增大，导致产量降低。因此每天要用钢丝把特制的刮蜡片下入井中，在结蜡部位反反复复地上提下放，把凝结在油管内壁的蜡，一点一点地刮下来，让它随原 油排出井口，这就是“清蜡”；油井的采油树和井场要保持干净，要求见不到半点油污，采油工必须经常打扫和擦拭，是为“扫地”。除此之外，还要测量和记录所管的各口井的井口油管压力、套管压力和温度，巡查输油管线以及“水套炉”。油井产出的原油沿输油管流向集油站或计量站过程中，温度逐步下降，原油粘度随之逐步升高，流动难度逐步增大。这在冬天尤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原油在管线中流动畅通无阻，便在输油管沿线，每隔一百几十米建一个水套炉，让输油管穿过它。所谓水套炉，就是一个密封的铁罐，套在输油管外，把一小段输油管严严实实地包围在其中；罐中装水，底下是个炉子。从流过的原油中分离出一些天然气，在炉中燃烧，加热罐中的水；此热水包围着输油管的四周，使从管中流过的原油升温降粘。我所在顶岗的王49井是“标杆井”，它离会战指挥部最近，承担着接待来宾参观的任务，各方面的要求都特别严格，由采油一队队长挂帅管理。我跟着他，除了严格按照标准，认真完成上述“岗位责任”之外，还要用油漆写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标语，努力营造和美化革命化井场。我们曾经接待过许多来访者，包括当时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和石油部高官范元绶等。

顶岗期间还发生过一起不大不小的事故：我在巡查输油管线时，发现一个水套炉的火灭了，赶紧蹲在炉边，面朝炉口点火，炉中的天然气马上点燃，火舌冲出炉口，把我的眉毛和前额的头发烧掉了。事后才知道，我严重违反了操作规程。这次幸亏炉中积存的天然气不多，否则有可能引发水套炉爆炸，造成炉毁人伤甚至人亡的大事故。我是十分侥幸逃过了一劫，也获得了一次深刻的教训！

顶岗两年，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得到了采油队队长和师傅们诸多关怀照顾。我老老实实地向老师傅学习，踏踏实实地干活，学会了采油工的基本操作技能，也学习了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四、当了“学铁人标兵”

在时时刻刻、反反复复、连续不断的“抓紧三线建设”、“为祖国献石油”、“反修防修”的宣传鼓动下，在炽热的大会战氛围中，我们所有职工革命热情持续升温，长期保持，发扬了“革命加拼命”（毛主席语录：“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见语录歌）的精神，“不讲条件，不计时间，不问报酬”（即所谓“三不”），“既勘探开发油田，又耕耘种植农田”，真可以说是把生命的潜能挖掘、发挥到了极致。我虽然身体不好，但也不甘人后，真可谓是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疲劳，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完成了各项测试和科研任务，参加了各项农事活动。

在六团（地质研究团）三连（开发研究连）期间，我和吴国民一起，完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有意义的研究项目：用物质平衡法计算五七油田中最大的一个油田——王场油田的储量。这对于制订该油田的开发方案等是很重要的。那时微型电脑尚未问世，这个项目所涉及的大量数据，全都是我们用手摇计算机摇出来、用计算尺拉出来的。

后来我被调到四连（开发试验连）试井组，从此和试井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七油田的地质构造非常复杂，断层纵横交错，试井大有用武之地。试井理论是渗流理论的一个部分，我在大庆就开始学习了。1965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姜礼尚老师（后来调任苏州大学教授），曾带领偏微分方程专门组应届毕业班学生，到大庆研究院流体室去进行毕业实习，为此他专门为学生们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试井中的数学方法》（油印本，文革结束后正式出版成书），流体室试井组的各位也人手一册。我到江汉后找来这个油印本，开始一边读，一边抄，力求读懂弄通，一步步地，把其中理论推导部分一些省略的内容补填齐全，成了我自己手抄的《试井中的数学方法（摘抄及补填）》，上图是其扉页和其中两页。后来，又读到了我国试井事业的开创者童宪章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任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工程师）的《压力恢复曲线在油、气田开发中的应用》（油印本，文革结束后正式出版成书），对试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我努力研读这两个油印本，为后来大半辈子的试井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还认真阅读、仔细研究了另外多份油印材料，包括我国著名石油专家王德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早年发明的压力计算方法《松辽I法》和《松辽II法》。后来有幸认识了童宪章总工程师和王德民院士，童宪章总工程师成了我非常亲密的良师益友。

我们试井组除了负责收集、整理、解释整个江汉油田的试井资料之外，还经常到油田井场进行干扰试井（又称为水文勘探）现场测试，检测井间地层的连通情况，常常弄得一身油一身泥。我和同事们一起用读卡仪读记录井底压力变化的测压卡片，一起分析测试结果，一起撰写测试分析报告，同时对某些理论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我运用微积分学知识，推导出用极值点方法计算测试井间地层参数的公式。在一次井间干扰试井会战中，我曾在一天的时间里，连续干了10多个小时，用读卡仪读了10个井次的测压卡片，计算出全部压力数据，再和同事们一起，用手工绘制成10幅井间干扰试井曲线，第二天又赶写出10份井间干扰试井报告，提前超额完成任务，按当时时髦的话说，是“发射了一颗卫星”。

我结合和总结江汉油田试井的实践，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水文勘探在江汉油田开发中的应用》，总结井间干扰试验的方法（我用极值点方法计算测试井间地层参数的公式的推导也包括在其中），以及这种方法在江汉油田的应用和解决的问题、取得的成果，获得了江汉石油管理局的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石油部的科技进步三等奖。

此外我常浏览英文技术杂志，发现试井方面的好文章，就把它们翻译成中文，以“江汉研究院开发试验室”或“江汉研究院开发试验室试井组”署名，在研究院资料情报室主办、全国发行的杂志《江汉石油技术情报》上发表。

1978年，为了研究、解决油田开发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研究院抽调裘丽芬（清华大学力学专业毕业生）和我等几人到开发室，新组建一个油田开发研究组。1979年，中科院武汉数理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来油田作科普宣传，给我们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刚兴起的一门新学科“系统分析”，以及它在各种领域的应用。裘丽芬和我听后都很感兴趣，一起商议如何把这项新技术运用到油田动态预测中去。我们很快就在研究院立了项，挑选了一个较小的张港油田作为研究对象，用它自从投产至某一时刻各个阶段的所有产量、压力等动态资料，建立起一个模型（即庞大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然后用它“预测”其后的油田动态变化，和实际动态资料相对比、作验证。经过不断学习、摸索，逐步从后往前“滚动”推进、调整修正模型，使“预测”的结果逐步接近油田开发过程中的实际变化。此项目提交的论文《系统工程在油田开发中应用研究》获得了江汉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1981年的二等奖和石油部的三等奖。虽然我在项目尚未最后完成时，就出国进修去了，但仍算是该项目的参与者和获奖者。

 组织和同事们对我的业务工作和社会工作给与了充分肯定，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在每年的年终总结评比中，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室的或院的或局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被评为江汉石油管理局“学铁人模范”和江汉石油研究院“学铁人标兵”，要在表彰大会的主席台上，接受披红绶带、戴光荣花（简称作“披红戴花”)，领取奖状和奖品。在后来出版的《江汉油田志》中，还列了专项予以记载。我成为如此受人尊重的“模范”、“标兵”，心里很不平静，对各级领导和同事满怀感激。   

和王德民院士(左)一起出席国际会议

五、“技术表演赛”

为了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的技术水平，江汉油田和研究院继承大庆油田的传统，每年举办一次“技术表演赛”。1978年的技术表演赛进行两天，包含了很多项目，其中一项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在第一天举行，我和另一同志被委任为命题者和裁判。

我报名参加了次日举行的抄数据竞赛。抄数据是要将一张有上千项不同类型数据的表，抄到另一张空白表上。过去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数据传递只能靠手抄，抄数据是一项基本技能。其要求一是准确，无一错漏，无一涂改；二是字迹标准（近似于印刷体）、清晰、整齐、美观；三是速度快。我很快就抄完交了卷，随即到英文翻译竞赛场参观。英文翻译竞赛与抄数据表竞赛同时开始，此时规定的答题时间已经过半。英文翻译竞赛裁判吴某见到我，要我也进场参加，给我和参赛者相同的试题和答题时间。于是我又大胆地参加了这项竞赛，并在竞赛规定时间尚未终结时就完成了翻译。评审结果，我竟得了英文翻译第一名，抄数据表第二名。我是唯一一个参加两项竞赛的，而且两项都获了大奖，颁奖时我两次登台领奖，一时传为佳话。

此外，我还获得过“质量标兵”、1978 年上半年“成绩优异奖”等许多奖项，还荣幸地出席了江汉石油管理局科学大会和湖北省科学大会。

1979年，我通过了石油部和教育部的出国进修生选拔考试、政审和体检，1982年到法国斯伦贝谢集团的佛罗石油技术服务公司（Flopetrol Technique Services – Slumberger）研习现代试井技术，1984年2月学成回到江汉。

江汉会战在勘探开发石油、建设美丽油城的同时，还孕育出成千上万思想过硬、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石油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江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后，又一批批从这里再出发，奔赴全国各个新的油田，投入新的战斗，成了各个新油田勘探开发建设的骨干和中坚，对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在江汉工作了整整17年，于1986年调到南海西部石油公司，从事海洋油气测试和科研工作。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到如今，五十年过去了，但当年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誓师大会上激动人心的热烈场景，表彰大会上欢庆胜利的喜悦心情，还有那钻台上高耸入云的井架，井场上挺拔光洁的采油树，农田里绿油油的禾苗和金灿灿的稻穗，以及那良田沃野，那芦蓆棚，那水杉林；那些年艰苦的条件下的摸爬滚打，使我在思想和业务两方面都得到了磨炼和提高，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是时不时轮番浮现脑海，魂牵梦绕，挥之不去，让我禁不住心潮澎湃，充满深深的怀念！

——“世相”投稿邮箱：mzrbshix@163.com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