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山间的平远古寨堡

平远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千百年来，平远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古寨堡是先人生活的聚落遗存，或近代战争旧址，分布于县境内崇山峻岭之中。历经几百年沧桑，隐藏在平远境内崇山峻岭中的古寨堡，逐渐变得神秘起来。近日，平远县地方志办公室就对隐秘于乡村的古寨堡进行了田野调查。

 要读懂平远古寨堡，平远历史是绕不过的材料。史料记载，地处粤闽赣交汇处的平远，历史上曾为政权薄弱、豪强出没的地方，百姓饱受寇乱之苦。清嘉庆《平远县志》总结为：“地介江闽，群盗出没。”对此，《平远县志》在险隘篇中也有生动的记载：“隆万间（即明朝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三省盗发兹地每多哨聚，东败则窜西，南负则北走。”

《平远县志》录入有古山寨10处，碉堡1处。随着2019年由李程主编《平远古寨堡》公开出版，越来越多藏在深山中的古寨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翻开平远县古寨堡分布图，可以发现全县12个镇均有古寨堡的存在。而从修建的地理位置来看，大都修建于地势险峻且易守难攻，距离村落较近、能够长期驻守的山顶。据李程介绍，其于2016年起，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实地探访了25处山寨遗址、5处碉堡遗址和1处战壕遗址，并已全部录入书中。

长兴寨，位于仁居镇黄畲九龙村，爬上海拔670米的山顶，一眼便看见壮观的长兴寨东大门，斑驳的城墙向两侧延伸，石缝间长着厚厚的青苔，周边杂草杂树繁茂……

沿着约500米的城墙绕寨一周，然后顺着寨内的小道便可来到同样保存完好的西门。与东门不同的是，西门门拱采用巨型四方长条石，两侧里墙还有四方形的门闩孔。大门的朝向不是方正笔直，而是故意作了偏斜处理，不知暗含了哪些独到的寓意。

据《平远地名志》中记载：长兴寨整体形制和结构保存完好，寨墙厚1.4米，高2-4米，面积2500平方米。该寨依山势用石头砌筑而成，东西方各设寨门1座，可直通山下。寨中央有神坛1座，西寨门外500米有一座庵庙，名曰钓望寨，庙里供奉勒封护国七圣仙爷。

牙子寨，位于平远县差干镇三达村河田村民小组境内。五指石西壁在河田村东侧，南北走向横亘耸立，石壁陡峭峻拔、高达百米，上有几米深的天然石洞、几十米长的天然长廊。

筑于此处的牙子寨，既有崖石遮风挡雨的天然庇护，又有险要关隘把守。寨子筑于险要处，石阶沿此掩体墙拾级而上，便可到达修建在悬崖下的山寨主体建筑。远远看去，崖壁上边的石洞、长廊似张开的大嘴，凸起的城墙像一排整齐的牙齿，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神似，故当地百姓称此处崖壁为“牙子寨”或“瓦子寨”。

不远处，五指石兵寨亦建在峭壁处。寨门东向，对进山路径、山外动静均一目了然，外敌无法轻易进寨。

长兴寨、牙子寨和五指石兵寨，不过是平远众多古寨堡的缩影。平远境内古寨堡多盘踞山顶要塞，既受当地地形因素影响，也不乏有“居高临下”的防御思维。“在冷兵器时代，据守制高点至关重要，山下有风吹草动也一目了然，俟有敌情或击鼓鸣锣、或升烟为信，争取御敌主动权。”在《平远古寨堡》中，李程如是分析。

纵观平远县众多山寨，“防御”是首要功能。历史上，平远曾作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战场。史料记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四次进占平远，与清军在仁居、东石等乡镇发生正面交战。溃败的太平军四处劫掠，民不聊生。

“官军良莠不全，亦与贼无异，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交战双方致造成地方上空前浩劫；民众生命财产之损失，无法估计。”时任平远县县长朱浩怀撰写的太平天国进占平远史料中，记载着当年双方交战给平远人民带来的灾难。

溃军压境，山贼横行，建于山顶的寨堡便成了当地百姓的避难所。为了生存，平远人民上山筑寨，并设计自卫装置，以保证生命安全。每当战事来临，平远百姓便携家带口攀上尖山，据天险、守隘口，兴建战壕，扎下营寨，力求在熊熊战火中觅得片刻安宁。青壮年们齐心协力，守住战壕、竭力反击，保护着村中的老人与幼童，全力守护着乱世中的净土。

在仁居镇井下村的宝珠寨，残存的寨门上依旧可以找到当年人们用于防御的枪孔。“除了太平军之外，山贼、强盗也时常到村内搜刮民脂民膏，为了保住生命安全，整个井下村一同到寨子里避难。”井下村村民范伟雄今年71岁，幼时，他常听父辈说起关于宝珠寨的故事，“宝珠寨的四周有井、有田，村民躲进寨中，可长时间生活，以达到躲避战祸的目的。”

寨堡所历经的浩劫与磨难，也是客家人苦难中求生存的真实写照。平远古寨堡，既是人民苦难的见证物，又是历史节点上的悲凉记忆。明朝中晚期，社会矛盾激化，有官民斗争、有客畲之争、有皇族斗争，此后至清初的150年间，平远一直兵匪交汇、动荡不安，百姓为躲避连年不断的匪祸，联族筑寨御敌。如紧邻江西省寻乌县的平远八尺镇，在此期间修筑了高堂寨、虎踞寨、磨石寨、寨阳寨、梅龙寨等防御性山寨。不少山寨为“匪”与“民”交替利用，往往先为“匪巢穴”，后为百姓的避匪之所的山寨，如差干镇的牙子寨、泗水镇的梅畲碉堡。

时光流逝，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无论当年百姓自保的山寨，还是军事用途的碉堡，如今或孤独于深山险峰之上，或只剩残垣断壁，逐渐淡出世人视线。在太平盛世的今天，隐秘在平远乡村的古寨堡早已不再是村民的安全依赖。抚今追昔，我们更应当珍惜当下幸福生活，从平远存留的古寨堡中汲取热爱生活、热爱和平和临危不惧的精神营养。

文：朱双玲

张辅高：矢志革命 视死如归

●张晓文

张辅高（1893—1930），原名张绍良，平远县中行快湖村人。张辅高少年就读于快湖村私塾，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思维敏捷，15岁时，已擅诗文书法，深为师辈所称赞，谓其将来有辅佐贤君圣祖之才华，故授其号为“辅高”。

张辅高青年时代，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为了追求真理，求知救国，他曾赴省城求学，考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在学期间，适逢广州反帝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在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推动下，张辅高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洪流。

后来，因时局动乱，学校停课，张辅高离开广州，返回家乡，开始从事耕田、教书等业。

张辅高先后在河头珠坑、八尺樟田等地教书。192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远河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张辅高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积极从事革命斗争活动。

1927年8月后，河头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破坏农民运动，威胁农运领导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张辅高始终没有被吓倒，经常和黄维耀、陈学生等与家在东石的中共平远县委书记李巴林等联系，共同商讨发展农民运动事宜。有一次，张辅高到东石联系工作，归途中，发现前面有国民党东石自卫队在盘查来往行人，张辅高机警地躲到路边小店里，在店主的掩护下脱险。事后，妻子刘玉英听到这些情况，联想到张辅高曾几次遇险的情景，十分担忧，含泪劝他安分地教书。但张辅高毫不动摇，不肯放弃革命工作。后来，刘玉英的顾虑始终没有打消，她想方设法通过亲戚关系，为张辅高到处寻找工作，终于得到在国民党内任职的远房亲戚沈良佐的极力推荐，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同意聘请张辅高任职，沈良佐专程从广州返回平远邀请张辅高任职，但张辅高不为所动，婉言推辞，毅然决然留在家乡，继续从事艰苦而危险的革命工作。

1928年秋，张辅高按党组织的意图，通过姻亲关系，到八尺樟田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立了樟田、金溪两个与江西党组织和中央苏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站，为沟通平远党组织与寻乌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张辅高还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了樟田、金溪、上远三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30年3月，张辅高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头区委发动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参加赤卫队，加紧充实训练武装队伍，做好迎接红四军来平远的准备工作。5月14日，红四军一纵队从江西挺进平远，协助平远县委在全县分期分批暴动，建立和完善县区革命政权。5月17日，中共平远县委在仁居东较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平远县革命委员会、平远县模范赤卫队和赤卫队总指挥部。随后，县委在红四军指导下，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决定将全县划分为八个行政区，建立相应的党政军组织，张辅高被任命为中共河八区委书记兼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在红四军进驻平远期间，张辅高领导河八区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乡村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没收了地主豪绅的稻谷1000多石、银圆15000多元、布匹及其他物资一大批。所得斗争果实，除上交红军，补充部队给养外，全部分给农民。当时，广大工农群众欢声雷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1930年5月31日，红四军一纵队奉命撤离平远。为了巩固全县的革命成果，发展大好形势，县委迅速组织县区领导到基层指导工作。6月3日，当张辅高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学生等县区领导人在八尺老圩开会布置工作时，遭到韩逸炉等地方反动武装的包围袭击。张辅高、陈学生等突遭袭击，边打边撤。由于反动武装分五路埋伏，结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学生等8人壮烈牺牲。张辅高冲出会场后，往肥田方向撤至塘角头地段时，遭到一群反动武装的截击，腿部中弹，不幸被捕。他们将张辅高五花大绑，押至凤头韩氏祠堂里关押。

当晚，张辅高受尽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第二天，穷凶极恶的反动首恶韩岳生命令爪牙将张辅高押到三花塘山下枪杀。张辅高就义时昂首挺胸，慷慨高歌：“辅高辞世龄不高，而立年华打土豪；革命事业虽未竟，吾辈努力他年歌”。

张辅高牺牲时，年仅37岁。几年后，烈士的母亲和妻子悄悄地将张辅高的遗骸收殓，安葬在烈士故乡的杨梅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远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建立烈士陵园，张辅高烈士英名勒入碑刻，永垂千秋。

（作者系张辅高烈士的曾孙）

□吴小平

当代杨宽先生的《战国史》谈到庄周曾为“蒙漆园吏”这一史实时，认为“这个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的漆当是宋国政府所经营的，所谓漆园吏，当是管理漆园的小官吏”。也有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庄周先生不仅管理漆园，实际上还是一个为王公贵族专业制作漆器的能工巧匠，而不是仅负责管理漆园的小吏。唐代大诗人王维曾有一首《漆园》诗，表示他对庄子作为漆园吏的理解与倾慕：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我们知道王维出生官宦世家，其成长背景与人生阅历与庄周是完全不同的。王维被唐公主所赏识，年纪轻轻得中进士，进入官场，虽然数度获罪被贬，仕途也有曲折，但他亦官亦隐，终至尚书右丞高位。王维在唐代文学史的地位极高，仅次于又峰并列的李白杜甫，音乐娴熟，诗书画三绝。但他在安史之乱中，由于来不及逃出长安，被迫在安禄山的伪朝任职。“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虽是迫不得已，但此事总是王诗佛一生的污点。从中可以看出他与庄子精神的距离。所以，王维的这道《漆园》最多只能算是诗人失意时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块垒而已。算不上是庄子的知音。

庄子在后世的知音有很多。比如竹林七贤，比如魏晋风度，又比如李白，比如苏东坡，比如辛弃疾……但在他生活着的时代，却只有惠施一人而已。

惠施是一位博学之士，“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五车书，是他对之常读常思的经典。他在魏国任相十二年，颇有建树。战国后期的魏国，是由三家分晋而来的新兴国家，在魏文侯、武侯时期，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人物，变法图强，称雄天下。魏国君王礼贤下士，所以才有魏王接待贫困到几乎形同乞丐的庄子，对他发出“何先生之惫邪”的惊喟。所以也才有惠施为相的十二年被重用。但惠施虽能获得魏惠王的尊敬重用，却也遭到各种批评和发难，屡受毁誉之苦，最终被纵横家张仪的排挤而回归布衣。他是能够把当官与丢官看轻看淡的人。他并不像儒家孔丘、孟轲那样渴望从政做官，也许这就是他能够与庄子成为知音的基础。他与庄周相争相融，既相知相怜也成为学术论争的对手。惠施有丰富的自然知识，充满智慧的譬喻明理，深深地吸引着庄周。无论是闲庭信步，还是远足郊游，两个学术巨人常常形影不离，切磋论争。两人的激烈争论，对于各自的学术成长成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惠施曾经贵有相位，在相时与庄周也有过严重的误会，但是，读书人的本质一旦回归，思想的火炬必然会将那些庸俗的东西烧净。我们的庄周先生，与惠施成为莫逆，看重的是惠施的“多方”与“五车”书，当然不会是惠施显赫的经历。渊博与智慧，是联结两位学术巨人的纽带，使两人有着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这些话题，在此后的几千年时光里，一次又一次经受思想浪涛的拍打，始终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长流不竭。

《庄子·逍遥游》，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惠施对庄周说，魏王送我大葫芦的种子，结出的果实可以装入五石之物，用来盛水，恐怕它的坚固性不够，但如果剖开来做瓢，又太大无处可以安放。我认为它是虚大无用的，就把它打碎了。惠施是在讽喻庄子的理论就像这个葫芦，是大而无当，虚大无用的东西。庄周用了一个比喻来反驳：有一个宋国人，因为世代以漂洗丝絮为业，因而制造了一种让皮肤不龟裂的药物。有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便以百金买下他的药方，以取悦吴王，吴王就任命他为将军，在冬季，吴军与越军发生水战，因为有不龟裂之药方，吴军大败越军，此人便获得了土地封赏。于是，庄周下了一个结论：有人只知用自己发明的药品来作为漂洗丝絮时的劳动防护用品，而有的人却用它来作为军用物资，取得封赏。你有五百石容量的葫芦而愁它无用，视为累赘，这是你的心灵还没开窍的原因啊。又有一次，据《庄子·秋水》记载，庄子与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看到水清如碧的濠水中有一群一群的鱼在游动，庄子说：“白鱼优哉游哉地游着，这就是鱼的快乐啊！”惠子不以为然地说：“你又不是鱼，怎么可能知道鱼是快乐的呢？”面对这样的诘难，庄子把问题抛回给惠施：“你不是我，怎么就知道我不晓得鱼之快乐？”惠施辩解说：“我不是你，固然不能知道你；你也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就是很明显的了。”庄子最后的回答既机智也带着诡辩的意味：“请把话从头说起吧！你诘问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我知晓鱼之快乐才来问我，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啊！”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濠上观鱼之辩”。（待续）

编辑：罗欢欢

审核：张英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