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  (菱歌  摄）

●范子雄

在兴宁老城区的巷尾，常能听见透亮的男高音穿透晨雾。76岁的阿王叔站在阳台，对着远处的神光山唱《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白发随韵律轻晃，仿佛时光在他的歌声里打了个旋，又温柔地流淌开来。

1949年，阿王叔出生在兴宁一个普通家庭，同年被过继给伯父。家庭成分不好，使他遭遇了命运的第一重褶皱。初中时他书法全校第一，却在1966年毕业时因家庭成分问题被高中拒之门外，只能扛着锄头走进生产队。那些在田埂上休息的午后，他望着蓝天白云，总会不自觉哼起收音机里的《我的祖国》，歌声混着泥土香飘向远方，成了穷乡僻壤里少有的亮色。

为了生计，他像候鸟般辗转四方：1972年去武汉，1973年赴鄂州，1974年在江西抚州修公路。工地上，他用几个月工资买了本《中外名歌集》，工友们笑他“穷得叮当响还买洋玩意”，他却把歌本当宝贝，白天干活时在心里默记谱子，夜里借着手电筒光在工棚里抄写。“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音乐梦想，就觉得心里堵得慌时，唱两句就畅快了。”他记得在抚州的冬夜，霜花结在工棚玻璃上，他裹着漏风的棉袄唱《弹起我的冬不拉》，呼出的白气随旋律起伏，仿佛歌声能穿透寒夜，触达某个温暖的远方。

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在1977年。当时，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来县城招生，27岁的他揣着磨破边角的歌本就去了。考场设在文化馆，前几个考生刚开口就被考官挥手赶下台，轮到他时，全场几千人突然安静——他唱的第一首是西藏民歌《叫我怎么不歌唱》，高亢的尾音在梁柱间萦绕，考官们放下笔、抬起头；第二首《弹起我的冬不拉》刚落，一位戴眼镜的老师突然问：“你多大了？”“27。”话音未落，对方遗憾地摇头：“超龄了，政策卡得紧。”回忆至此，阿王叔眼里仍有微光闪过：“当时真想求他们再给次机会，可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没希望了。”走出考场时，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歌本边角被手心的汗湿透。命运的第二重褶皱在此刻显形——他离梦想最近的一次，却因年龄止步。但他没放下歌声，回家路上，他对着旷野又唱了一遍《我和我的祖国》，“就算没人听，我也要唱给自己听。”

没能走进音乐学院的他，跟着岳父学木匠，开锯木厂、跑装修、在深圳饭店帮厨、在广州仿古市场接工艺单。最忙的时候，他凌晨4点起床干活，收工后还要给孩子辅导作业，但睡前必做的事，是用旧收音机听戴玉强、廖昌永的歌。“听他们唱《我爱你中国》，总觉得自己的嗓子也痒，哪怕吼两句，一天的累都散了。”20世纪90年代走南闯北时，他的行李里永远装着歌本和口琴，在黑龙江的雪地里、无锡的运河边，他给工友们唱歌，唱到兴起时，有人用搪瓷缸敲节奏，有人跟着哼跑调的副歌，简陋的工棚成了临时舞台。2003年，他结束漂泊回到梅州，退休后的生活突然空了下来，却也让被压抑多年的热爱破土而出。他加入社区歌唱团，乡镇的元旦会演、国庆晚会成了他的“主战场”。某年国庆，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唱《卓玛》，藏腔的颤音惊住了台下观众，掌声雷动中，他想起40年前工棚里的自己——原来梦想从不会迟到，它只是在岁月里静静等待开花的时刻。

如今的阿王叔，是社区里的“明星”。他的客厅墙上，乡镇文艺会演的奖状和孙子的三好学生证书并排贴着，阳光穿过纱窗，在“百姓欢乐大舞台一等奖”的烫金字上跳跃。每天清晨，他在公园教孩子们唱《虫儿飞》，教老人们识简谱：“哆来咪是快乐密码，年纪越大越要唱，唱出的气都是顺的。”他最骄傲的，是孙女有次作文写《我的爷爷》：“他唱歌时，眼睛比星星还亮。”去年社区春晚，他压轴演唱《我爱你中国》，唱到“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时，台下许多老人抹起了眼泪。“我们这代人，吃了不少苦，但苦里泡大的甜，更值得唱。”他说这话时，正翻看那本早已泛黄的《中外名歌集》，扉页上1977年的钢笔字依然清晰：“音乐是心的自由。”岁月给了他皱纹和白发，却夺不走胸腔里的热忱。就像他最爱的《草原夜色美》里唱的：“晚风唱着甜蜜的歌，轻骑踏月不忍归”——他的歌声，便是岁月长夜里不忍归的轻骑，踏过坎坷，越过霜雪，在人间烟火里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

——“世相”投稿邮箱：mzrbshix@163.com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