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新标

明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公元 1522 年，春二月望前三日，六十三岁的祝允明过武林寓昭庆寺访灵梵上人，闭关月余，敬书《圆觉经》一卷。未几，称病归里，筑怀星堂，终隐于林。

五百年后，岭南冬日斜阳之下，双目迷蒙中，我为从一丝细微线索中觅得他的一篇佚文而欣喜。探秘寻踪、抉隐解惑，是我试图跨越五百年山海，想与之面晤的冲动。

以祝允明为研究对象，最初起于学业与地缘的双重因素。彼时起笔作论，全是文法、句意。及至年岁渐长、阅历增多，则多了一份小心翼翼，因为每一字、词、句、文后面，首先一定是活生生的“人”。若无对“人”的深刻理解，仅仅寻章摘句复以评点，不过郑人买履、盲人摸象。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知人方可下笔，方可论文论世。在数百年的文学史书写里，祝允明一直被标签化，或被称为“简易佚荡，不耐龌龊守绳法。或任性自便，目无旁人”（王宠《祝公行状》），或被斥为“好酒色六博”（《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概言之，无论赞之抑恶之者，皆谓之狂狷。即令祝允明本人，也自认“枝山老子鬓沧浪，万世遗来剩得狂”。少时未作深解，看见的是“狂”，只认世论是寻常；四十岁再读，继之系统梳理其岭南诗文，细审其一生跌宕，渐始有了“了解之同情”，满眼看去，尽是苍凉。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宦游岭南，仕隐之间的焦虑与冲突贯穿祝允明始终：“士生三代后，干名本其情。所叹少可知，科版猎空名。二者齐亡之，何以为此生？此生幸长存，得失何复惊。陶公但饮酒，千载名自成。”目睹吏治之败、之颟顸无能、之泯灭人性，山水诗酒最终成为祝允明隐遁其中的乌托邦与桃花源。功名无过尔尔，难逃的是吴山一梦：“不尽古今恨，拂衣归去休”；“日日饮醇聊弄妇”的背后，则是催科不力而遭罚俸、重民瘼而获严谴，是目睹了好友唐寅因程敏政鬻题案而功名尽夺、入宁王幕而佯狂告返，直至穷病交加，终老吴下。

在黄仁宇看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大儒丘濬亦曾痛斥明朝政治之腐败：各级官吏“惟以簿书为急，不以生灵为念，遇有水旱灾伤，非不得已不肯申达”。即令后世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侯方域，也痛陈：“明之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灾祲加之，官吏之食渔加之，豪强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胥吏。是加之者七而诡之者二也。”这与马克思的批判何其相似：“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少年旷放而恣肆，中年豪壮而动摇，老年衰颓而决绝，狂生祝允明，不过是严苛时代里的一粒小小尘埃。而“尘埃”一词，在祝氏一生诗文中，使用频度非常之高。它意味着卑微、遮蔽、不洁、翳障……世人皆谓之狂，却绝少探问其狂之由来。《论语·子路》曾对“狂狷”有清晰解释：“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取”和“有所不为”，正是祝允明岭南宦绩、诗文的写照，也是其一生“狂狷”的真实注解。当终于下定决心，隐匿于山水诗画、醇酒美人时，祝允明也终于被简化为一个悬浮于生活与命运之上的符号。尽管一百多年后，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为古今“易地同人”辩诬，也仅仅认为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与“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等，是天地“所余之秀气”与“残忍乖僻之邪气”“偶因风荡”“两不相下”而“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的结果：“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其论甚高奇，却未可谓切中肯綮。

窃以为，祝允明之可贵，在一“真”字。正德六年辛未（1511），父子同科，允明不第，其子祝续则登进士第，选庶吉士。祝作《儿子召试后忝窃收录遂蒙钦改庶吉士留学翰林》以赠：“望应非曲学，功欲得真儒。”“真儒”，才是祝允明一生隐匿于狂狷盛名之下的理想人格与道德价值想象。而所谓“真”，则在“不能克己，不能徇人，不能作伪，不能忍心”。

离开岭南之前，祝允明穷尽毕生气力，写下《罪知录》，横扫古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王宠《山志》之论，认为“其举刺予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厉、僻而肆，盖学禅之弊”，故“如是之书，不完亦不足惜也”。的确，祝氏此时文字之激越、态度之决绝，确乎“狂生”无疑；究其实质，则是在以文字作最后的呼号与抗争。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说，中国“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鼓励大家“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非有此“真”，不能有此文字。数十年后，海瑞上疏嘉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其“狂妄”比祝允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究其内在，恰恰是知识分子“忍不住的关怀”使然，也是一以贯之的“道”之所在、延绵不绝的“文脉”之所系。

本书试图以“了解之同情”，通过传统治学的注释、校勘与评点，重建祝允明岭南诗文的整体语境，进窥其生存际遇下隐匿不彰的深层性格与文化心理，继而以“大历史观”探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脉络与文化基因。感谢郑桂元君的精诚合作，感谢两位责编周惊涛君、唐金英君的精校精审，感谢陈媛媛、秦建浩两位主任的鼎力支持，使本书能顺利出版。感谢兴宁市版画家协会会长吴浩镐老师精心制作的版画，使本书增色不少。尤为感谢的是，妻子汤小静博士与爱女张灼，她们的包容、拥抱与爱成就了这世间平凡而真实的“我们仨”。

《孟子·滕文公下》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是祝允明建构其史观并命书名曰《罪知录》的初衷所在，也是五百年后一个研究者诚惶诚恐而又真诚恳切的话。

是为记。

（后记标题为编者所拟）

编辑：林德培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