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松口梁龙:10年留学经历与外交官生涯(刘奕宏/文 )

 梅州日报2026年4月26日人物版 

  梁龙(1888-1968) 


  梅县松口梁龙:

10年留学经历与外交官生涯

●刘奕宏

 导 读 

在近代中国革命文学社团南社的社员中,有一些成员具有留洋经历,通外语,具有国际视野,后来走上从事外交工作的道路,在外交舞台上折冲樽俎,为国斡旋,如南社早期的活跃成员朱少屏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而在岭南的客籍南社成员中,也有一位成员选择外交工作作为人生事业,这人就是填写入社书序号第228号、来自梅县松口的梁龙。

聪颖早慧中秀才

主笔办报加入南社

从入社书的序号可以看出,梁龙也算是南社的早期成员之一,在民国初年即加入南社,其介绍人为叶楚伧、朱少屏、柳亚子。梁龙能够成为南社的一分子,与他参与主笔民初上海《太平洋报》联系紧密,因为支持和创办这份报纸的同仁,大部分是具有同盟会背景的南社成员,如陈英士、姚雨平、叶楚伧、柳亚子、苏曼殊、朱少屏等,当然还有他的梅县同乡林百举、王锡民、邓树南等人,可以说梁龙加入南社是与《太平洋报》的创办息息相关。

1912年3、4月间,《太平洋报》的最初创办班底,以姚雨平领导的广东北伐军的领导层中的文士为核心,如叶楚伧、林百举、王锡民、谢星乔,这些人在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声望,部分成员在汕头参与《中华新报》时已经加入南社,并将报纸作为南社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聚拢在一起的南社同人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声平台,《太平洋报》于是应运而生。

梁龙(1888-1968),字云从,又字云松,广东嘉应州松口车田村人。嘉应州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客家人聚居地,在客家话里“从”和“松”是同音字,音同“丛”。清光绪甲辰年(1904),梁龙参加院试中秀才。梁龙中秀才的年代,传统的科举制度即将谢幕,他以17岁的年龄成为科举时代的最后一科秀才(生员),也说明他是属于聪颖早慧的一位读书人。由于资料比较匮乏,梁龙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的读书生涯,并不是非常清晰。梁龙的家乡松口位于嘉应州的东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在五代的南汉国时期,就以梅口镇载入史书,到了清中叶,由于下南洋到海外谋生的侨民众多,当地已经成为著名的侨乡。梁龙在晚年创作了诗歌《怀故乡车田》,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车田离松口圩镇约三四里之遥,松源河在村边穿过,这里也是南社成员饶芙裳、饶一梅的家乡。其《怀故乡车田》诗一题五首:

百尺头楼配碧棂,两旁横屋夹三庭。

楹联镌得传家训,忠孝勤廉是四维。

自注:继善楼为先王父所建,亲书楼名。

石狮仗牙似藏牙,每到祠前肃不哗。

阙观巍峨金字遍,御褒卿是读书家。

自注:忠孝祠为本乡族人祭祀及会议之所。

平峦苍茫望晨曦,芳草芊绵上翠微。

莫道山峰常濯濯,牧童到此亦忘归。


翼然泷上一书斋,每到春来绿满阶。

绕屋流泉发清溜,水声弦诵两相谐。

自注:龙目书斋为先君所建,是吾家之塾。

出山溪水急而清,更有滩声日夜鸣。

曩日磨房车轧轧,只留后世以乡名。

自注:松溪滩。

继善楼位于车田村,目前保存尚好,据《怀故乡车田》诗自注,是梁龙的祖父所建。另外,梁龙的父亲建有龙目书斋一座,这里应该就是梁龙和他的弟弟梁明致(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出生成长的地方。由此亦可推测,梁龙父祖两代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不错的,而且也很重视教育,为梁龙提供了读书进学的条件。

梁龙(前左一)与南社社友柳亚子、田桐、吕志伊、朱少屏等合影。

民初上海《太平洋报》

《南社社友录》(上海大学出版社,郭建鹏,陈颖编)


接受新思潮加入同盟会

到海外从事华文教育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梁龙的家乡松口作为位于岭南的著名侨乡,极容易通过海外进步华侨和留洋先进知识分子介绍,吸收传播康梁宣传的维新主张乃至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思潮。当时松口籍翰林温仲和与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合作,在汕头兴办岭东同文学堂,著名诗人、维新变法先驱黄遵宪等创办兴学会议所,在家乡嘉应州倡导新学,也得到松口士绅包括华侨以及进步士人的响应和支持,松口先后成立师范传习所(师范学堂)、松口公学、松口体育传习所(又名松口体育会)。

梁龙作为一名告别科举的士子积极参与了有关的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据老同盟会员温翀远回忆:“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当时加盟的会员温靖侯、谢逸桥先后于1906年农历春节前归国……元宵节后他们返回松口家乡,同在松口师范学堂任教,向学生散播民族主义,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同盟会主张。同时在学生中物色民族意识较浓的分子吸收入盟。我就在那个时候和丘哲、陈啸桥及当时因广州游学预备科停办回家的学生梁龙一起四人,在谢逸桥主持下加入同盟会的。”温翀远与梁龙是车田村同乡,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可见梁龙在科举废除后,也一度紧随当时的潮流,希望通过游学(留学),寻求读书人的新出路,但当时遇到波折,辗转回到家乡从事地方教育事业,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梁龙加入同盟会的活动轨迹,由于存世的资料不多,比较模糊。1906年九月二十四日,梁龙曾经到广州打算报考广东高等工业学堂,与林钟鑅(一作林钟璜)一起拜访时任广东学务公所议绅的丘逢甲。据丘逢甲日记所记,这时学校已经开学,他们来得太迟,丘逢甲曾因此致信学堂创办人陈伯澜商榷。两人是否入学存疑。

1907年冬,主持嘉应州学务公所的总董饶芙裳避走南洋,到槟榔屿创办崇华学堂(即中华时中学校)。据有关资料记载,“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冬,嘉应劝学所所长饶芙裳君因鼓吹民族革命,南游槟岛,适大埔前清太守戴芷汀君南来省亲,驻节领事署。与饶君时相过从……自此以后,饶君即无时不以设学为怀,极力向侨界绅商宣传,多为所动。”在同一文献中还记录,梁龙以及饶芙裳的儿子饶姜石同时在崇华学堂任教,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即学校开学典礼举行之时。而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修明则是在清宣统三年一月来到崇华学堂任教,林修明是嘉应州镇平籍同盟会员,曾与梁龙等人一同参与松口体育会。林修明这时来到槟榔屿,可能与此前不久孙中山、黄兴等在槟城召开策划辛亥年广州起义的“庇能会议”有关。《槟城时中学校二十二年概况》的《历年教职员一览表》记录林修明的任职时间为“一年”,实际上,林修明在该校任教才三个月左右,就回国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且在起义失败后杀身成仁。而对梁龙的任教时间记录为三年,则大体是准确的,梁龙再次回国内参与革命活动的记录,目前可知的已是1912年上海《太平洋报》的办报经历,距离1909年初梁龙到海外从事华文教育的时间恰好三年左右。

10年负笈英伦三岛多所大学

主攻法学

梁龙的这次“出国”经历对他的人生走向留下微妙的影响,他在清末出国游学未成,来到英属殖民地的槟榔屿中华学校任教,对他了解西方的文化知识,尤其是掌握西方语言工具提供了帮助。1912年,他在《太平洋报》以英文发表有关客家问题讨论的文章,回答有关客家源流的诘问,表明其在留学前已经基本掌握了英语的沟通和书写能力。

以姚雨平担任社长的《太平洋报》在上海运营了半年多,就因经费短绌而停办。与此同时,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设立稽勋局,对支持革命有功的人士,牺牲或已故的烈士给予褒奖和抚恤,符合条件的有功人员则提供公费留学的资格。梁龙以其革命经历和学识,考取留学欧美的资格,他选择到英国留学。梁龙留下的诗集《蘋庐诗稿》中有一首《壬子赴英过红海口占》,诗云:

黄沙漠漠水悠悠,万里江山一望收。

风热恍疑烽火地,天高梦到白蘋洲。

浮沉云树轻如藻,摇曳樯帆色似鸥。

金字塔光如在目,明朝驼背话清秋。

可见他在1912年夏秋之间,已经离开太平洋报社,启程乘船经过红海,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英国留学。

梁龙在英国留学的生涯,目前缺乏资料作详细的探讨。《梅州文献汇编》第二集有其简介:“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曾任驻德国大使馆参事、驻捷克公使馆代办、驻罗马尼亚公使、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驻瑞士公使及驻捷克大使。”他的外交部同僚王家鸿也称他“早岁在剑桥(大学)攻法学”,但也有文献称他曾经负笈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如著名诗人黄药眠的回忆录提到他少年时代在梅州中学就读时听留学归来的梁龙演讲的一段插曲:

有一次,咱们黎校长请一位留学英国毕业归来的绅士梁龙讲学(记得他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来的),开口就说:“兄弟至英国去留学,读了七八年书,花去的现金几乎达两万多块,现才算学成归国……”我当时坐在大礼堂后面,心里想,你哪有什么学问,你的知识是用钱买来的,你是知识贩子……当时,想到这些,我就同邻座的同学叫林觉的,两人悄悄地从会场溜了出来,互相帮助爬过学校后面的矮墙,扬长而去。

这件事后来被校长知道了,就大为不满,因为他这次请梁讲学,也无非是想拉拢关系,搞好同上层人物的感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这样一走,就有损于他这个校长的威信,因此他对我就产生了极大的憎恶。后来,我学科的成绩虽然是优等,他硬是把我的“品行”列为劣等。终于在他当校长任内,只发我修业完毕的证书,而不给我毕业文凭。

黄药眠事后还是在梅州中学毕业,时间是1921年,那么梁龙从英国留学回到家乡,应梅州中学校长黎贯的邀请,到该校演讲,至迟也不会晚于1921年,很可能是1920年间的事情。至于他的演讲给黄药眠留下不佳的印象乃至退场,大抵与黄药眠个人的经历和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有关,与梁氏本人的言行倒是关系不大。黄药眠出生于一个趋于没落的盐商家庭,加上母亲的身份是侧室,家庭经济条件趋于拮据,已经无法给他提供同父异母哥哥黄枯桐一样的留学机会,心理的落差导致他对留学生的梁龙言行产生应激反应。

梁龙回国到梅州中学演讲,可能是在读期间的一次回乡度假,尔后他又返回英国继续学业。因其师饶芙裳在1923年底作有《梁云从世兄由伦敦回国,至香港时以书报我,喜而寄此》一首,其诗云:

好鸟聚枝头,叫群声不休。朝别暮还见,相庆无烦忧。自我与子隔,绵绵经十秋。缄札虽得达,劳结不可收。畴昔梅县城,作人勤薪槱。得子与襄理,虑密而藻周。我为避害计,重洋航巨舟。促子亦偕来,入海阳襄俦。弦歌同播化,绝岛栖言游。学子莘莘集,海滨风鲁邹。时将变国体,我辈丛谤言 。排挤日以亟,风雨满一楼。子志矫不群,豪情隘九州。步进百尺竿,只身浮西欧。世界霸王国,远将足迹投。忍饿复忍冻,历时大愿酬。旧学商量足,新知培养周。回轮歇国门,贻书附北邮。且言彩舞罢,振策向燕幽。欢会幸有日,灯花争叠稠。人岂与物异,殷殷曹是求。因叹是年来,日月供相仇。念子行迈日,天步已难留。今也更何如,无人砥中流。朔风号林木,大雪蔽山丘。中有郁积语,乙乙待子抽。况值长至节,佐子酒思柔。只恐来迟迟,未由慰饥调(音周)。

从诗中可以看出,自梁龙1912年留欧后,两人已经10年不曾相见,毕竟两人既是松口同乡,梁龙作为青年俊彦在清末的松口师范传习所得到饶芙裳的赏识和授业,又曾因嘉应党狱案而一起避难南洋,在槟榔屿崇华学校任教,师门之谊深厚。综上所述,梁龙的留欧十年,可能负笈多所英伦三岛大学,先后包括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以攻读法学专业为主要方向。

回国获赏识

选择走外交道路

梁龙留学回国后曾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位于广州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这可能是在另一位南社成员也是资深同盟会员谢良牧引介下参加有关的政治活动,当时《太平洋报》的同仁姚雨平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而这已经是1923年间的事情。稍后不久的1924年2月,姚雨平担任广东治河督办,梁龙曾担任坐办,饶芙裳之子饶世彝任秘书,为期不到半年。同年,梁龙成为客籍同乡邹鲁领导的筹办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筹备委员,8月又被聘为广东大学的法科学长。广东大学是孙中山晚年在广州为重建革命力量培养人才而倡建的两所学校之一,另一所则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然而,梁龙在广东大学任教的时间不长,不久他就远走北京任教。1926年6月出版的北京《梅县留京学会会刊》(第一号)刊有他撰写的文章《梅人的前途》,可见他在北京的行迹。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民国人物大辞典》记载,他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上海临时法院庭长,大理院庭长,公立北京法政大学校长。其时北京的中央政府当为北洋政府,但亦因此奠定他进入外交部门从事外交工作的漫长生涯。

1928年4月以后,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任职,11月随驻德公使蒋作宾赴德国,担任使馆参事。此后历任驻捷克公使馆代办,驻罗马尼亚公使。抗战后期曾回国,在重庆任外交部欧洲条约司司长。二战后又曾担任驻瑞士公使和捷克大使。晚年寓居美国纽约。

梁龙参加南社后,于社务和雅集并不算太活跃,对文学创作也不算热心,但凭其旧学根底,在漫长的外交官生涯中还是留下一些吟咏作品,特别是以外交经历为题材的诗作,可谓别出机杼,某种程度继承了家乡先辈何如璋、黄遵宪、梁诗五等人为国持节,记录所闻的传统。梁龙的诗歌遗作于其1968年逝世后,经其夫人罗穗英整理出版,由同僚友人,前驻英大使郑天锡作序,名为《蘋庐诗稿》,收录诗歌九十一首。该诗集目前已经极不易见,所幸旅台梅州乡贤丘秀强、丘尚尧编辑的《梅州文献汇编》第五集收录了寄寰所作的《乡贤诗集简介》和王家鸿撰写的《追忆梁云松兼论其〈蘋庐诗稿〉》两篇文章,内收录了梁龙的诗作共十六首,王家鸿还提及他著的《外交诗话补遗》选录了梁龙的诗集中古体诗两首、近体诗十一首,可能与《追忆》一文收录的诗作相同,侧重于其海外留学,任职经历的题材。其中古体诗《新长恨歌》六百八十五字,叙述东欧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的历史,以罗马尼亚前国王荒淫无度,流亡复辟,专权辱国为题材。王家鸿认为该诗虽然对罗马尼亚的国情和历史如数家珍,但是写作方式平铺直叙,缺乏诗歌风华典丽之妙。以诗歌蕴含的情致而论,梁龙的古体诗显然笔力远不逮《壬子赴英过红海口占》《怀故乡车田》等近体诗。1960年,王家鸿退休回国路过纽约,与梁龙辞别,梁龙作《王仲文返国路经纽约,饯别后写此奉怀》一首:

寒暑别来两度更,天涯次日再班荆。

輶轩朋侣多星散,诗酒风流总梦萦。

愧我十年甘伏枥,嗟君万里请长缨。

郭丹不负平生志,伫看重逢扫径迎。

这是两位同僚好友的最后一次会面,由此也可窥见梁龙早在1950年以前已经退出外交界。


编辑:廖    智

审核:陈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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