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2月22日世相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纪事（五）

特别时期的校园生活

●罗活活

有一天学校忽然停课了，说要跟全国各地的学生一样，投入到“文革”中去，要造资本主义的反。班里有人入了红卫兵，有人去了北京天安门，被毛主席接见。我们每天集合读毛主席语录，喊口号，到处有游行。学习北京揪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家村”的做法，也揪出了学校的“三家村”——曾逸山老师、饶鸿雁老师、梁柳生老师。天天批斗，有的人趁机打老师，还打同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这样做。

在这种巨大的气浪中，人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感染。再加上一些从外地传来的消息，都影响着家乡的这个山城，影响着东山中学。学校很快停了课。学校的大喇叭经常播放着最新最高指示，我们从半夜梦中被叫起，集中排队走过状元桥，沿江呼喊口号，朗读着毛主席最高最新的指示，到街上去宣传。看着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穿着不合身的绿色军装，腰里扎着皮带，臂上戴着红袖章的时候，我们这些被楚河汉界划成“黑七类”或走资派的学生，只能怯怯地看着，在某个角落里既羡慕又无奈。阶级成分的划分是铁律，谁能扭转？我曾经为班里的红卫兵抄写大字报，被班里一个男生当面高呼口号，不准“黑七类”子女抄写革命大字报！接踵而来的是，外边的派别斗争也蔓延到了我们学校。同学们分成了两派，拉起了山头，选举了“司令”，制作了大旗，占领了学校的一些楼层。每天喇叭里都是一些人在互相对骂，说对方是保皇派，自己才是革命派。他们开始走出学校去搞串联，去外地，去外省，去北京。全国各地为了接待汹涌而来的学生，动员了居委会全力以赴安排食宿。好像是所有单位、所有学校的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都瘫痪了，连公安、检察院、法院也被革命了，似乎只有新的最小单位的居委会还在运作。

后来，我曾经到了上海。什么叫大串联？那就是在1966年、1967年期间，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学生走出校门，自行组成一个串联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串联目的地自选，行程和交通由全国各地城市居委会及各单位成立的接待站负责安排红卫兵的吃住，各地的火车、汽车、船只都有义务免费搭载红卫兵，这是对革命的支持。稍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些非红五类的学生也能自行出去串联了。于是，几个暨大的学生（记得一个姓杨，一个姓金）、我们东中几位、梅州中学几位，便凑出了一个长征宣传队，在校背面小山包上的陈光烈士纪念亭拍了照，便向福建古田、江西井冈山方向出发，志在拜谒革命根据地，洗涤心灵，学习和继承革命事业。

那时候串联的标配，是一个军挎包，一双帆布鞋，包里装着红皮语录本，带着搪瓷罐，一身草绿色的外衣裤。用一条布带把棉被像解放军那样叠成方块，用一条布带或绳子把它绑得方正结实背在背上，里面放一套换洗的衣服。乌泱泱的串联路上，基本上都是这种标配。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有合金的，有瓷的；越大显得越革命；搞到新出的、设计很特别或者做工精致的，戴起来都比较有面子，就像现在年轻人拥有最新款手机一样，胸前没有毛主席像章是不行的。朋友之间还会把它当成珍贵的礼物赠送，也会相互交换，这是当时最时兴最好玩的事情。长征宣传队秋天从梅城出发。我们都是从来没去过外省的人，那时候天气预报是当地广播站报的本地天气，我们读过地理，但没有感受过异地的寒冷。一到福建就下了雪，穿着单衣的我就病倒发烧了，有人提议让我回去，但是如果红军去长征，他们病了就回去吗？我死活不肯回。向接待站要了包退烧粉，冲了喝了就出发，我必须跟上队伍呀。终于到了井冈山边缘的莲花县，不知该从哪里走。半路问到好些当地的老乡“到井冈山怎么走”，他们竟然讲的是客家话，但奇怪的是，他们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还有几里子路”。原来他们完全没有“里”的概念，就是说往前走差不多就会到了，几十里跟几里是一样的概念。唉呀——我的客家老乡啊！我们走到天黑了再问，还是“几里子路”。以后每次问路，我都想起井冈山的那一次。

上海的隆冬12月，把我这个只穿单衣的女生冻得无法承受。我鼓起勇气找到斜土路接待站的一个阿姨：“阿姨，我快冻死了，你能借我一件衣服穿吗？”“唉哟，真是要死了呀，快快快，阿拉这件衣服给你穿穿。”阿姨立刻心疼地塞给了我一件毛衣。“能把地址给我吗？我回到广东给你寄回来。”我哽咽了起来。几十年后，只要一听到上海二字，我就想起了斜土路，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我只要听到了上海话，我就想起那位温暖豪爽的上海阿姨，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亲人。后来想想：对人好还能为整个地方带来美誉，何乐而不为呢！原来爱是会深入人心的，爱是会传递的，爱的力量是无穷尽的。

很快，大串联结束，开始复课闹革命。学校里来了一些解放军，听说工厂里也进去了好些解放军，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我们可高兴坏了！毛主席都穿上了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绿军装上有红五星帽徽，领子上各有一面小红旗，正如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歌词里说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多么亲切，多么精神啊！现在解放军来到我们学校里了，跟我们一起革命了，我们再也不用为武斗和牺牲而烦恼了。除了可以坐下来继续学习文化知识，还学会了匍匐前进、拼刺刀和射击这些规范的军事动作。

▲作者（左一）毕业后在嘉应师专工作时，回东中参加活动时和张志经等老师们的合照。

▲作者（后右二）参加《长征宣传队》出发前在陈光烈士纪念亭前留影。

生活似乎又逐步恢复正常，太阳和月亮天天都能看见了。“黑七类子女”这个词的使用在明显地逐渐减少，然而，孙悟空的紧箍咒并没有被摘下来。也许是人员不够，我竟然被某兵团的宣传队邀请参加。从此，我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力：上台报幕，写三句半的词，编演《六个老太婆》《五老汉学毛选》《游击队之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等节目。学到的东西还用上了呢。看来任何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在那个年代，全国学习解放军，工厂大面积地停工停产。在全国学校停课的状态下，除了演出，就是希望能继续上大学的梦。我们宣传队到了松口，到了丰顺、留隍去演出，那是我们第一次走出社会。在松口我们睡在戏院舞台的地板上，男女用幕布隔开；在往丰顺的船上，船家热情地请我们喝功夫茶。那是什么茶哟，一壶子茶叶满满的，冲进水以后，倒给我们喝，苦得我赶快吞下去。很快，我有点迷糊，心跳得很快，后来听说这叫做“打茶醉”。我才16岁，有些受不住了。到了留隍，我们带的钱都没了。要吃饭呢，我便建议跟戏院商量卖票演出，收入和戏院对分。戏院很久没有人上台演出了，答应试一试。于是印了戏票，挂了一个宣传用的大纸板放在戏院门口，打开小窗口卖起了票来。去卖票口转一下，发现陆续有人来买，5分钱一张。那时候我负责管生活，我就说分了钱明天每人一个糖炖鸭蛋加菜。偏偏意外发生了，初一新生小魏在温泉口上试水，把脚烫伤了！怎么办？那天晚上，观众都指着他的脚直笑。他一只脚穿着很大的鞋，是我们给他绑上纱布，套上大男生的鞋子。哎，收了人家的5分钱，不跳会出问题的。12岁的小魏已经学会了担当，懂得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炖糖鸭蛋和大小鞋的故事，几十年后谈起，都是大家一生中刻入灵魂的故事之一。

高我三个年级的熊姓同学已经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一年级，他曾经和我在一个话剧组里演戏。每逢他回来梅城，便会到学校大礼堂坐坐看看，我们学校宣传队也经常到礼堂排练。有一天我对他说：“你能借到单车吗？我想去畲江中学看看我母亲。”他爽快地答应我了。第二天，我和他一人踩一辆自行车，踩了49公里的公路，到了畲江中学对面的汽车站。汽车站对面脚下有一条人工锄出来的斜坡，沙多土少，人走着会不停地半走半滑地下去，扎不稳脚。我们扛着单车下了这坡到了沙滩，艰难地在沙滩上推行；好不容易踏上了木船的跳板，上了船。船夫用竹竿撑船，带我们去对岸畲江中学。

船开了，船老大便扯着嗓子唱起了山歌：

“想当初啊！亻厓绿叶婆娑，自从入郎手，青少黄多。莫提起呀，一提起泪洒江河。”

听着听着，像是一个妇女对青春逝去的叹息，让人油然生出悲悯，怜香惜玉之心陡然冒起。后来细细品味，原来是一根竹子的叹息。客家山歌用这个来比喻女人——真是绝了！下了船又在沙滩推行，再爬上坡走了一段路，便是畲江中学。想见母亲的心怦怦地跳，想见母亲的行动需要得到学校革委会的批准。革委会的人看了看我戴的红袖章，知道是东山中学的，就严肃地说：“你母亲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而且有通敌嫌疑，是不能想见就见的，除非你有特别的理由。”我明白了，母亲这么久不来看我，是她被限制行动了，我这么远来，总得想办法见见她呀！我说：“我是来革命的，我知道母亲有一个结婚戒指，上面刻着‘兆’‘凤’两个字，是他们的结婚信物。我今天举报出来，我要拿去银行熔了卖掉，不能让这些四旧东西留下，革命才彻底。”革委会同意了我的提议。母亲说要支持我的革命行动，于是我去到一个石灰池前面，那是一个人工挖出来的四四方方的大土坑，生石灰放进去，倒进水便哗啦啦地滚了起来，石灰就熟化了，把熟化的石灰浆取出来，跟泥沙黄土混合，便可以用来筑墙，有别于土砖墙或者是红砖墙。远远地看到母亲和一个男老师用扁担抬着一个木桶，舀了灰浆，艰难地往地面上走，一高一低地抬着，上来的斜坡是一级级的湿泥梯级。他们总是不断地滑，扎不住，扎不稳，脚又滑了下来。我们上前帮助，把石灰桶拉了上来。母亲惊讶地抬起头，有些浑浊的眼睛瞪着我，说不出话……太突然了！日夜思念的女儿竟然站在她面前。她看着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手臂上戴着兵团番号的红色袖章。她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喜悦：她的女儿还活着，她的女儿没有被抛弃，还加入了组织，还有一块红布挂在手臂上！我强忍着内心的酸楚，没让眼泪流下来。我和母亲回到房间，在革委会的人监督下，母亲从她的旧皮箱里取出了戒指。

到了银行，我犹豫不决地把戒指拿了出来，在工作人员面前不能不拿出来，换了320元，我又拿回到学校给了母亲。我知道，后来我结婚摆酒用了300多元，就是用的这笔钱。当然，肉丸是自己另外买了送到梅江酒家的。在回东山中学的路上，我一路沉默不语，我的心在流泪。母亲29岁守寡把我带大，现在作为女儿，我却把她唯一对父亲的关联和念想给卖了，有你这种女儿吗？是的，为了见妈妈一面，我把父母结婚的纪念品都毁了！“没有绿叶婆娑就没有吧！泪洒江河就泪洒江河吧！”日子还得过下去，人还得活下去！太阳会天天出来，月亮也会温柔而至。

我始终没够上戴红卫兵袖章的资格，但有个红色的兵团袖章戴上已经够威风了。不好的是，兵团是有派别属性的。有一次，我在泰康路附近的电影院就突然被人包围起来了，好像说我们兵团的什么观点是错误的，要跟我辩论。因为我戴着兵团的袖章，我不得不给他们拉上了电影院门口左侧的一个临时搭建的台子，只记得很多人在指着我说些什么，人潮汹涌，场面混乱，总之是要我承认他们的观点是对的，他们才是革命派。其实我本来就是被排斥在一边的“黑七类子女”。

我并没有参加很多比如批斗、辩论、编写兵团战报等活动。那天晚上去抄地区军区政委曾滔的家，是他们错叫了我去的。我正在台上下不来的时候，突然有一帮人冲上了台，把我救了出去。原来那天兵团宣传队有个演出，我有幸受到了重视和保护，真让我受宠若惊。这一年多的边缘化，令我对今后的一切——读书、入团、上清华好像只能是做梦了。

有一次所在兵团排印战报的纸也没有了。一些头头就让女生去搞一些纸来，到哪里去搞呢？有人提议去华侨戏院对面那间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上去，看看能不能弄到。一些女生们叫了我一起去，说男的有事干，我马上就跟着去了。几个女生在柜台前要了好几刀的白纸、彩纸，挑来挑去地磨了很久，后来又有了客人要买其他的东西，售货员转头去应答了；结果有几个女生就把柜台上的纸拿了就走，把我和另外一个女生留在柜台。售货员转过来跟我们结账，我俩拿不出钱来，售货员说：“你们这些革命小将，怎么能不给钱呢？”他把我们扣下来不让走，我们既害怕又理亏。一辈子也没有想到干这种事情啊。跟着天黑了下来，我们求情说，能不能让我们写个借条，让我们先回去，明天让兵团的头头来交钱。还好他们有同情心，看到我们两个小女孩可怜，就让我们走了。这次并没有人来救我，在成年以前，被人重视或被人利用的感觉，竟然如此真实。但当时我却浑然不觉。

带着只读了四年中学的遗憾，带着非清华北大不上的梦想，揣着十八年的青春，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语录，在喧闹的锣鼓、飘扬的红旗，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中，我戴了大红花，手持一顶竹笠，拍照留念后坐上了大卡车，到了20多公里以外的山沟里的农村，开始了我面朝黄土背朝天，与老乡同吃同住，白天出去干活，披星戴月，自己打柴，自己种菜煮饭，日复一日地到地里种庄稼的生活。这一过就是七年。社会的浪潮，把我推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别了！陪伴了我六个365天光阴的周溪河；别了！曾经以火红的颜色拥抱过我，欢迎过我的木棉树！我把成年的印章深深地盖在了马蹄形球场，盖在了五四课室，盖在了有元帅字迹的西校门前台阶上。纵有千言万语，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走出去；走向与梦想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那个时代指出的方向。那是一股巨大的潮流，流到了北大荒黑土地，流到了大西北大西南，流到了海南岛，流到了广东汕头牛田洋，流到了梅县的小山村……

▲1968年高中毕业在东中校门口的大合照。

（结束）

编辑：廖    智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