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2月10日世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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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冻人钟展峰专栏】

白糖水

世人说他命苦，可我知道——他不是被苦难压垮的，而是扛着苦难，稳稳走完了他能走的每一步。

我生命里有两个班长。

一个在我瘫痪卧床、褥疮溃烂见骨时，送来防褥疮气垫，把我从腐臭与绝望的边缘拉回；另一个，在我小学六年级那年走进教室——瘦黑、安静、眼神清亮，是我母亲故友的儿子，后来成了我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的班长。他生下来没多久，亲娘就走了。父亲远赴他乡打工，他成了没人管的留守儿童：饭不饱，衣不暖，病了也没人顾。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命硬，没人疼也能活。”可只有我知道，他不是“命硬”，是咬着牙在活。

我母亲和他娘，是娘家村一起长大的发小。曾挽手走过琴江边的田埂，又先后嫁来这个村，彼此的青春，是互相暖着的。后来他娘早逝，我母亲每每提起，总红了眼眶。等知道这苦命的孩子成了我班长，她便常对我说：“叫他回来吃饭。”于是，他成了我家的常客。一碗热米饭，一碟青菜，有时多加个煎蛋——桌角的碗总冒着热气。我跟妈妈说“同学家没米了”，她便装一袋米让我送去；听说他咳嗽半月没好，她塞给他十块钱：“去看医生，别拖成大病。”

那时我家虽不富裕，但日子尚稳：我能跑能跳，自己上学放学，是班上最普通的学生。母亲便常接济他，只说一句：“他娘要是看着儿子饿着，该多疼啊。”

而他，总是安安静静的。在家在学校，都低眉顺眼，轻声说话，像怕惊扰了空气。

初一那年的夏天，他推着辆旧自行车到我家门口，笑着说：“展峰，我载你去县城转一天！”他扶我爬上后座——那时我尚未发病，却天生缺些平衡感，坐自行车已有些吃力。他来回骑了三十几里土路，汗湿透了后背，却一路哼着歌。

后来我才知道，他哪里是专程带我玩——是要给县城高中的哥哥送一个星期的米。可他宁愿绕远路，也要捎上我，让我看看黄龙村以外的世界。

那天他哥哥请我们吃了几个冷馒头，坐在水寨大桥桥头看琴江河水奔流，他说：“以后咱俩都考出去。”阳光落在他脸上，眼睛亮得像浸了星子。

那是少年时代最干净的一天，没有愁绪，只有信任与亮堂堂的期待。

他成绩常年居全校第一，是梅州市“优秀少年”，初中当团支部书记，是老师最得力的助手。可他从不张扬，走路轻，说话柔，像株沉默往上长的竹子。只有在我家吃饭时，他才放松些，偶尔笑出声，眼睛弯成月牙——那是他难得的、软下来的光。

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初三那年，我突然手脚无力，肌肉渐渐萎缩，最终瘫在床上。医生说是神经麻痹症。从此，我再不能奔跑，不能上学，在家里画地为牢……而他，依旧优秀、稳当，默默帮我整理笔记，替我问作业，每次来都轻声说：“别急，慢慢养。”

……

2015年夏天，四十出头的他突然身体浮肿，肚子像被吹胀的气球。傍晚，他扶着墙走到我家门口，肚子胀得厉害，脸色蜡黄。“阿娘……我很疼……”声音轻得像落雨。

母亲惊了，转身冲了碗白糖水——家里没红糖，白糖是给我补营养的，她没半分犹豫。

他坐在沙发上，小口小口地喝完，说：“真甜。”

我急得喊：“快找人陪你去医院！别拖！”

他点点头，慢慢撑着站起来，摸了摸鼓胀的肚子，朝我笑了笑：“展峰，我走了。去医院看看，回来再聊。”走到门口又对我妈说：“阿娘，我走了。”

可他再没回来。几天后，消息传来：肝癌晚期，人走了。才四十出头。

母亲含着泪坐了很久，手里还攥着那只空碗。我没哭出声，只觉胸口压着块浸了冰水的棉絮——那句“回来再聊”，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如今，十年过去。我依然生存，靠眼动仪在文字里努力活着；第一位班长仍常发微信问安，气垫虽旧，情义不老。

可每到夜深，我总想起那个瘦黑的少年：想起他低头喝糖水的样子，想起他载我穿过蝉鸣与尘土的背影，想起他眼睛里亮过的星子。他这一生，没享过几天甜，却始终活得端正、努力，带着点不声不响的光。世人说他命苦，可我知道——他不是被苦难压垮的，而是扛着苦难，稳稳走完了他能走的每一步。

他走后，琴江日日夜夜唱着忧伤的歌谣奔向远方，只是我家门槛上，再没有那个轻声说“阿娘……展峰……”的身影。而那碗白糖水的甜，却一直焐在记忆里——甜得发苦，苦得温柔。

愿所有在人间吃过苦的好孩子，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再不慌，再不冷。愿他在那个世界，终于有个疼他的娘……

宁萌/摄

编辑：廖    智

审核：曾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