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15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梅州乡贤张卓元获得“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为国家发展尽经济学家的天职。”这是张卓元毕生身体力行的信念。他扎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70余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在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意义的主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

1933年7月16日，正值岭南盛夏。梅城年轻的金银工匠张灼粼（梅县城东镇金盘桥人）心情格外高兴，因为妻子钟影华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他就是张卓元，排行老二。

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发展，一些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投资、消费，体现在侨乡梅县，就是有点余钱的人多了起来，穿金戴银成为时尚。张灼粼的金银铺生意日渐红火，甚至到晚上都有客人来定制金银首饰。金银铺人来人往，来自海内外的各种消息和趣事都能耳闻。晚上一家人聚拢之时，张灼粼都会将其分享给孩子们。那时还是小小幼童的张卓元细心倾听，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懵懂的认识和向往。

梅县地区一直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张灼粼秉承客家人“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的观念，在张卓元5岁时，就把他送到城西小学读书。懂事的张卓元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乐呵呵地上学了。放学归来又帮母亲照料弟妹、帮父亲看顾铺子。

张卓元入学时的1938年，“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一年多，战火迅速蔓延至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张灼粼的金银铺也难以为继。房汉廷在《张卓元评传》中介绍当时的情况：原来生意红火的首饰加工，如今日渐萧条，市场上的物价一天高过一天。人们都不愿意存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而是家家攥着或多或少的金银，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再出手。张家的生活由此陷入了困顿，母亲钟影华既要打理一家人的生活，又要到离县城不远的煤矿挑煤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虽然外面形势并不太平，有时还会忍饥挨饿，但张卓元如饥似渴地学习，小学学业相当亮眼，每门功课都获得了优秀。他还经常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积极锻炼体魄和毅力。

儿时的张卓元，在父亲眼中，是一个淘气的“熊孩子”。梅县山塘多，每年都会有小孩溺亡。张灼粼常常叮嘱他不要下水玩耍，可小孩的天性“遇水则喜”，张卓元还是经常和小伙伴下河塘游泳。每次回家，父亲都要让他伸出胳膊或腿，用指甲在皮肤上轻轻划上几下，若出现明显的白痕，自然少不得挨一顿训。因此，每次玩水后，张卓元都迟迟不敢面对父亲，直到汗水完全浸过皮肤后才敢走到跟前。

张灼粼，生于1898年，1961年去世时才64岁。“不管生活多么困顿，不管家里多么缺人手，他从来没有想过让哪个孩子辍学在家帮衬。但是，如果孩子不认真读书，不晓得珍惜机会，他可是铁面无私一定严加批评，即使母亲劝解也多半是无效的。”谈起宽严有度的父亲，张卓元心存感激。

母亲钟影华是客家妇女“勤俭持家，相夫教子”的典型。其温润的品质，谦和的性格，潜移默化影响着张卓元。她出生于1911年，2008年仙逝，享年98岁。张母虽然不识字，但和张父共同养育的10个子女个个成才。

另一位对张卓元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祖母。祖母平时居住在张家乡下祖屋。逢年过节，她总是把所有孩子都叫回去，热热闹闹地过年、过节。张卓元清楚地记得，祖母有一张特别宽大的床，每当他和兄弟姐妹回去时，总是按长幼顺序分列祖母两侧睡觉。由于在家排行第二，他每次都和大哥分列祖母两侧，其他弟妹只有羡慕的份了。祖母特别健谈，有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完的笑话，张卓元常常听着听着就进入梦乡。“祖母教导我们要‘多做善事，努力向上’，让我终身受用。”张卓元说。

74年前，当时正在梅州中学读高三的张卓元，看到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所著的《政治经济学》，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让他入了迷，激发了他学习经济学的浓厚兴趣。

1950年，张卓元参加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山大学经济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时录取。为了更系统地学习、研究经济学，张卓元选择入读中山大学，后在高校院系调整中转入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系学习，先后师承林伦彦、张寄涛等经济学名师。1954年大学毕业后，张卓元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得到于光远、骆耕漠、孙冶方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耳提面命，由此开启了长达70年的经济研究生涯。

其中，孙冶方的学术品格、勤勉作风，以及他提出的生产价格论、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理论，都对张卓元后来的价格改革研究工作影响深远。1960年后，张卓元参加了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和整理工作。他和孙尚清、何建章等一道被委以重任，在孙冶方带领下，以撰写任务带动学科发展，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体系。在孙冶方受迫害停职反省、“文革”中身陷囹圄、出狱后身患肝癌之时，张卓元和其他同志承担了整理孙冶方文稿、录制孙冶方口述、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论》20余章初稿撰写等重要任务。

1981年，张卓元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左）在一起。（林德培 翻拍）

1982年9月，孙冶方病情恶化，想写一篇文章，谈谈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并批评“基数大、速度低”的消极论调。根据孙冶方谈话内容，张卓元反复修改、整理、征询意见，最终代笔完成《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这是孙冶方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1982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孙冶方逝世后，张卓元等人对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历经三载，系统整理出《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在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是“稳健改革派”主要代表人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格改革的理论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踟蹰不前，社会上对改革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理论上的徘徊局面，市场化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研讨会，刘国光、张卓元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思路。

不唯书、只唯实。张卓元不会死板地在一些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搞规律排队等，而是科学调查，认真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寻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出对策建议。他不随波逐流也不迷信权威，而是践行孙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的治学准则，积极为市场化和市场经济辩护：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必然取向，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秋冬在中南海召开的一系列高级别专家座谈会，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坐标之一。这一系列座谈会，不仅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还为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张卓元和吴敬琏、林毅夫等知名经济学家一道，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就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关系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

张卓元曾向媒体记者回忆，座谈会上，与会的大部分专家学者比较支持市场化取向改革，大家就这个问题畅所欲言、深入探讨，最终一致认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主要根据是整个经济运行好坏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市场配置资源会比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

在随后的1993年，张卓元参与的文件起草组用了近半年时间，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一万五六千字的篇幅，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作了细致安排。当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上述《决定》，中国开启大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

士谋良策为其国。“经济学研究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否则就没有出路。经济理论研究离开了中国经济的土壤，将一事无成。”张卓元强调道。

作为亲历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周期并仍活跃在一线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先后受邀参加党和国家重要文件起草工作达十多次：1993年，参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1997年、1999年和2000年，先后参与党的十五大报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起草；2001至2005年，先后参与党的十六大报告、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2007年，参与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2013年，参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据张卓元回忆，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每次都在半年以上，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时间最久，前后历时一年多。

2013年，张卓元获颁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夫人李秀珍（中）、儿子张平（左）到场祝贺并合影。（受访者供图）

2001年秋，年近七旬的张卓元受命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是起草组经过认真总结浙江、广东等一些地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而作出的。

2005年春，当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员确定时，张卓元再次被点名入列。在前期的调研中，包括张卓元在内的起草组成员发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连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高消耗带来高排放、高污染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根据这些令人不安的情况，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观点。会后，张卓元写出了《节能减排是硬约束》等文章。

张卓元在调研中发现，在价格改革方面，许多重要资源如水、能源、矿石等价格均由政府控制，长期偏低，而且高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收费不治理。虽然从新世纪开始，中国价格改革的重点已转向资源和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而在价格形成的理论方面，没有很好考虑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针对这些情况，起草组在制定上述《建议》时，提出了“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的主张。接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观点。

因张卓元多次受命前往北京玉泉山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著名经济学家、老朋友吴敬琏赠他一个雅号“玉泉山人”。“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对于像我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接触实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党中央如何作出战略决策、确定发展改革大局的学习机会。”张卓元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说，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都是在1993至2013年这20年间产生的。

实践出真知。“1961年和1962年，我两次跟随国家有关部门到浙江开展调研，一次是到杭嘉湖地区调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产品成本问题，一次是到杭州调查农产品成本和价格问题。”张卓元回忆，这两次调查，使他对我国农村的实际有了初步了解，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调查回来后，张卓元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没有两次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是写不出这两篇文章的。”张卓元说。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当时的菜市场是人民生活指数的风向标。住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张卓元，在逛菜市场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概1983年开始，就有农民将在自家池塘养的鱼，放在用铁板焊成蓄水池的大车里养着卖，鱼还是活的，排队买的人很多。”张卓元说，这实际上是国家实行价格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搞活了经济”。在他看来，“价格放开，市场搞活”不需要长篇大道理的争论，这是生活的事实。

观点论据来源于现实生活。1983至1993年，张卓元研究中国价格改革问题的十年间，他经常和同事一起到各地调研，参加国家物价局和中国价格学会（现中国价格协会）组织的如何推进价格改革等研讨活动，积极向相关机构、有关媒体提交具有较强现实性、针对性的论著和意见、建议，受到有关方面密切重视，产生了较大影响。

张卓元笔耕不辍，截至目前，已经出版著作近30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和《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等重要文献，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1998至2008年），张卓元或当面、或书面，或大会、或小会，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贡献了几十篇重要提案或策论，一次次让“学问之花”绽放在全国政协舞台上。

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信念。张卓元，正是那个坐得住“冷板凳”的人。2009年，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出了他心中的“学术观”——“对于做学问来讲，最重要的应该是兴趣，其次才是天赋。仅有天赋，没有兴趣，对知识没有渴求和好奇，很难静下心来钻研。兴趣恰恰是‘坐下来’并且‘坐住’的关键。”

治学用心老到，为师同样悉心拿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张卓元已经培育了近四十位经济学博士、近十位博士后。这些学生，有些早已是蜚声学界的名家，有些则是政府公务员，还有些成为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

张卓元选材育人，并不拘泥于固定模式，也不局限于固定教材，他认为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最重要，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在“问题意识”。他常常勉励学生，“没有勤奋，再聪明的人在科研上也只能是一事无成”。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除去‘文革’，我1955至1983年都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做编辑工作，且实行坐班制度。问题考虑成熟时，一天可以写四千字，周末和节假日包括春节是我写作的大好时机，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的文章许多都是靠加班加点写出来的。”

张卓元指导的博士生、浙江大学教授房汉廷曾表示，卓元先生不仅对我们做学生时有要求，还对我们做老师后提出了忠告。他告诫我们：“不能停笔，不要找学生代笔。这也是勤奋的表现。写东西也有规律性，越写越顺手，越不写越不知从何写起。写东西逼迫你思考、找文献资料，找对立观点，找论据。”

“我是先生的授业弟子，凡24年以来，始终享受着这份教育的‘珍馐’，也无时无刻不感怀先生的教诲，感念先生的提携，感叹先生的执着，感动先生的平实。”房汉廷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多“夫妻档”或“父子兵”，但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寥若晨星，张卓元一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张卓元和夫人李秀珍曾两度同学，一是在梅州中学时，二是中山大学和中南财经学院时。1950年高考之后，李秀珍考取广州市法商学院（今广东商学院）专攻金融专业，张卓元则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专攻政治经济学。后来广东经济院系调整，两人共同“北上”荆楚，进入中南财经学院继续攻读。1954年，张卓元步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殿堂，李秀珍来到京西矿务局工作。同在北京，两人联络多了起来，3年后喜结连理。后来，李秀珍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工作。

夫妇俩育有二子，长子张汉从医，次子张平出生于1964年，也是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微观涉及家庭与公司行为等方面，同样建树颇丰。

9月20日，记者通过电话连线采访身在北京的张卓元。年逾九旬的张卓元声音依然洪亮，对来自家乡媒体的后生格外热情。他欣喜地回忆道：“我1950年就离开梅州，先后在广州、武汉读大学。20世纪70年代回老家时，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后，搭车回老家要13个钟头，中途还在五华吃了一顿午饭。现在回去，交通条件就方便很多了，我一般坐飞机，到揭阳潮汕机场或梅州机场。”张卓元说，他的母亲曾于20世纪60年代到北京帮他带过小孩，2008年在梅县去世。老人家在世时，他每年都会回去看望她。回梅州省亲、参加同学聚会时，他好几次住在梅州迎宾馆。

离开家乡数十年，张卓元谈吐间乡音犹存，对家乡的发展也殊为关心。张卓元结合多年研究经济的经验，为梅州实现长足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久久为功发展旅游业。梅州拥有良好生态环境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发展旅游业条件很好，前景光明，要花大力气谋划推进；二是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涵盖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城市建设、民生优享等各方面，要加强空间布局，做好系统文章，促进县域、镇域经济发展；三是立足资源禀赋谋划发展稀土产业。梅州稀土资源丰富，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推动稀土重点企业转型升级，引进和培育下游稀土开发应用企业，推动稀土产业向宽领域、高水平、深层次、集群化发展，使其成为梅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如今91岁高龄的张卓元，仍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他说：“我坚持早睡早起和运动。每天都会在住所附近散步，走上5000步。”

从山村少年到硕德耆宿，张卓元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寄语家乡梅州青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新的奋斗目标迈进。广大青年只要立德修身、勤奋努力、敢闯敢干，追求进步做模范，听从召唤当先锋，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为国家、为民族贡献青春的智慧和力量，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比父辈、祖辈更出色的事业。”

梅州日报记者：林德培 李锦让

实习生：刘妍洁

易道先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黄炜明

审核：张英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