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能强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大庆，是全国工业战线的红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庆曾经一直是我国最大的油田。

我此生，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大庆，是我石油生涯起步的地方。在这里，除了向专家和书本学习石油专业知识，为大庆油田建设作出努力，并为后来为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打好坚实的基础之外，我还当过“五七战士”，成为了放牧八十多头牛的“牛司令”，经受过零下四十多摄氏度严寒的考验和锻炼……有许多往事值得我终生回忆。

一、 当了大庆人

1959年我从大埔高陂中学高中毕业，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中途因肝炎休学一年，1965年毕业。在填写分配志愿时，我坚决响应党的“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号召，以大庆作为第一志愿，带着“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也带着久治不愈的肝病，如愿似偿地分到大庆。办妥手续后，就登上了广州往北京的列车。几十位同学亲朋到广九火车站为我们送行，特别祝贺我此行去当“大庆人”。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到北京，换车再经过两天两夜，去到了哈尔滨，再转车去大庆。车窗外掠过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房舍和耕地越来越少，映入眼帘的只有荒荒凉凉的大草原，一片萧瑟。车厢里有很多乘客，都穿着印有“农垦”字样的“道道服”，原来他们都是大庆人。那“道道服”是大庆的工作服，那“农垦”是大庆的代号。知道我是到大庆报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就热情地和我攀谈起来。他们对大庆的深厚感情和当大庆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使我很受感动。车到龙凤，他们告诉我现在已经进入大庆油田，窗外那一片高耸林立的炼塔，就是大庆炼油厂。我跟着一大批大庆人，在荒凉小镇萨尔图车站下了车，徒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干部部所在地2号院报到。干部部把我分到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并打电话通知研究院下午派车来接我。办完手续已是午饭时间，干部部的同志领我去机关食堂，吃了大庆“迎接”我的第一顿饭：金光灿灿的粗小米饭，很好看但很难下咽。

在大庆研究院地宫前留影（1967年）

   午后，研究院派了一辆解放牌汽车，领着我去萨尔图火车站领取行李，然后沿着矿区平整的柏油马路，驶往让胡路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办公室。人事科把我分配到流体力学研究室（简称“流体室”）；流体室马上派了几位同志把我接到流体办公楼。老同志们非常热情，特别是中大数力系的老同学，1964年毕业后就来到这里的张昭强、蔡明伟、蔡敷鑑、钟运梅、许明强等10多人，更是十分亲热。当天安顿好了住地，第二天就去办公室上班。 流体室把我安排在二组（渗流力学研究组），这个组有40人，几乎全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毕业生。由此时起，我就是一名“大庆人”了！

从此地“起步”，我开始了我的石油生涯，并与渗流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组长朱亚东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生，1962年毕业就来到大庆，此时巳成为出类拔萃、颇有名气的渗流力学专家了。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专门给我详详细细介绍了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以及流体室、流体二组各方面的情况，告诉我：流体二组的任务，是研究和运用油气在地下渗流（或称渗滤）的规律，解决油田开发生产中的各种有关问题，建议我首先读几本石油地质学和地下渗流力学的专业书，迅速掌握基本知识，逐步熟悉有关业务，如此等等。

我听从专家的意见，开始钻图书馆读书。石油地质学和地下渗流力学等，是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的崭新学科。什么地层、背斜、沉积岩，什么孔隙度、渗透率、粘度，什么层流、湍流、平面径向流，什么油压、套压、流压、静压，什么达西（Darcy）定律、裘比（Dupuit）公式，…… 这些属于石油工程的最最基本的概念或常识，于我却全是从未接触过的新东西。我一头扎进书本，从零开始，贪婪地汲取最最基本的地质常识和渗流力学知识。

渗流力学研究组的工作，我还根本插不上手，除了读书和看资料，有时跟着老同学许明强去上井取样，即带着若干个油样桶（用白铁皮制成的带盖密闭小桶，容积约几百毫升），到按规定定期取样的若干口井（称作“取样井”），打开井口取样“考克”（cock，即取样阀门），让原油流出，装上小半桶，带回试验室化验。看到草原上到处都是四处乱窜的野兔，感到挺新鲜。许明强告诉我：在勘探初期，草原上还有很多野羊（即黄羊）和狼。有一次，我们流体室刘某文工程师上井取样，就遭遇上了狼，吓坏了，落下了经常摇头的怪毛病。但此时矿区内已经没有狼和野羊出没了。

那个时候，大庆的供应仍很紧张，生活仍相当艰苦。每个月每人的粮食供应定量是：细粮8斤（大米2斤，面粉6斤），其余为粗粮（高粱、玉米或小米）；半年时间冰天雪地，蔬菜奇缺。由于不服水土和不适应饮食，我的肝炎复发，肝功能不正常；而且经常全身皮肤过敏，起红疙瘩，奇痒难忍，上医院诊治，医生也找不出病因。我天天服食西药和中药，疗效甚差。于是，我在大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受到严重的挑战。那年冬天去北京，我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专家认定：这是我从广东骤入东北，维生素摄入量骤然减少，因而引起的过敏，让我多吃蔬菜和水果，并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和复合维生素B。于是，回大庆后，除了大剂量服用维C和复合维B之外，不惜花重金购买西瓜、苹果、梨等水果，以及价格比猪肉还贵的鲜黄瓜、西红柿、荷兰豆等从南方运来的蔬菜，病情果然逐步好转，症状减轻，慢慢消失。

渗流力学专家朱亚东（左）和我的合影（2006年于大连）

二、 大庆过年

春节来到了。除夕夜，单身职工在食堂一起某餐，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然后食堂给每人发了一包面粉和一包饺子馅，说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食堂不开门，大家自己包饺子吃。初一早晨，我们几个中大同学和“老广”（在大庆，“老广”可不只是“广东人”的代号，而是“广东人和广西人”的统称）分别与北方同事组合，分成几组，分别在几个办公室里，一边包饺子，一边用电炉和大搪瓷缸子煮，以饺子宴迎来了新春。记得第一次学习包饺子时，感觉很新鲜，也很开心。只是饺子包得奇形怪状，五花八门，有的一入“锅”就“皮开肉绽”，皮馅分离，惹起阵阵笑声。有一位性格特内向孤僻的上海籍同事，平时几乎不与别人交往，过年也是“一如既往”，大年初一早上，独自一人把面粉和饺子馅加水调成糊糊，煮熟吃了，过了个“糊糊年”。

大庆人传统的度春节假，是以“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过革命化的春节”。特别是地震勘探，要按设计开作业车四处放炮，同时采集炮声声波遇到各种地层所反射回地面的地震资料，因为荒原上有许多“水泡子”（即水塘）和沼泽地，入冬后，这些“水泡子”和沼泽地都结了厚厚实实的冰，作业车可以畅行无阻，任意驰骋，是施工的最好时节，春节期间，自然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冒着严寒继续施工。后来是真放假了。天寒地冻，室外是一望无际白茫茫的冰雪世界，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几摄氏度。这几天假期如何打发？我们几个单身“老广”，某在用火墙烤得暖烘烘的房子里聊大天，天文地理，天南地北，家乡习俗，有趣轶事，无所不谈。等到开饭时间再上食堂打饭吃，主食只有粗粮，或高粱米饭，或玉米饭，或小米饭，我们这些老广，端起饭盆就想：如果这是碗大米饭，那该多来劲啊！

三、吃营养餐

大庆研究院工会为了照顾病号和体弱职工，特别开设了一个小小的营养餐厅，每个科室每期可送1~ 2个照顾对象到那里，吃一个月营养餐，老百姓调侃而谓之“吃小灶”。到大庆不久，我肝炎复发，流体二组和室工会决定照顾我，让我去享用那一期营养餐。我了解到：这个营养餐厅，首先照顾重病号，而在无特殊照顾对象的情况下，则是大家轮流去享受一下。流体室有100多号人，多半人一次都还没有轮到过，而我刚来没几天，连工会都还没有加入，就去享受营养餐，实在说不过去！但流体室工会小组干部和同事们一劝再劝，我只好接受大家的一片盛情。在营养餐厅，顿顿细粮，大米饭、馒头随便吃，菜肴品种多样，丰富可口，早餐还有牛奶。一个月下来，我的肝炎病情有所好转，体重也增加了。我深受感动，在心里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大伙的关怀照顾，一定努力学习，尽快掌握业务知识，从一个彻底的外行转变为内行，投入到工作中去，成为真正的大庆人。

和张菊香合影(2009年，大庆）

四、老乡情缘

到大庆研究院不久，认识了采收率研究室的兴宁客家老乡张菊香，她丈夫是计算机研究室的金煜明，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生、工程师。张菊香的妈妈也住在那里。 她们一家非常热情，对我十分关心，关照体贴入微。一次我忽然病倒了，又没有在食堂订病号饭，粗粮饭一口也吃不下，张菊香知道后，就特别为我熬大米稀饭，加上从家乡带来的梅菜干和萝卜干，送到我宿舍来，顿使我胃口大开，病不治也好了一半！

2009年我回大庆参加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活动，特地去张菊香家拜访她一家；2014年她领着全家回兴宁探亲，往返途经广州时，都到我家做客，我还领他们游览了宝墨园等名胜。

五、 干校锻炼

1968年，在纪念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两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报导了一则消息：黑龙江省在庆安县柳河办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让干部下放到那里劳动锻炼；同时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全国各地马上掀起了大办“五七干校”的高潮。大庆也闻风而动，各单位立即开办了“五七干校”，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院自然不甘落后，很快就在原来的院办“老农场”开办了“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五七干校”，同时还组建了一支“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五七地震队”。在发动自愿报名时，全体同志都自动报了名，我当然也不甘（也不敢）落人之后。我们流体室的大学毕业生，除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和骨干（如专案组成员）和运动的对象（受审查、批判者）之外，都被批准“光荣参加”“五七地震队”或“五七干校”。王武贤和朱亚东等参加了“五七地震队”，我和贾敬堂、李润忠等，和研究院机关和其他研究室的干部，共100多人，则肩扛背包，手提网兜，在毛主席像和红旗的指引下，伴着喜庆的锣鼓声，迈着坚定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步行到“五七干校”，住进会战时期职工自己搭建的泥巴房子“干打垒”。“干校”有大片土地，有好几群牛、马、羊等牲口，所以成立了农业排和畜牧排，贾敬堂、李润忠和我等被分配在畜牧排，贾敬堂是排长，放20多头奶牛，李润忠放十几匹马，我和一位农工小陈放80多头黄牛。

为了放牧牛群，干校给我一匹枣红马，让我学习骑光马（即不配置马鞍）。 可这马欺生，不服我骑，我一骑上去它就狂奔猛甩，把我撂下来，让我摔个大跟头。我摔了再骑，再摔再骑，臀部磨到出血、脱皮，还继续坚持。逐渐跟这匹马混熟了，它逐渐变得很友好，很听我指挥，我可以平平稳稳地坐在它的背上，让往前走就往前走，叫向哪边跑就往哪边跑，让停就停。风和日丽之时，骑着马，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或悠哉悠哉地漫步，或策马扬鞭，乘风驰骋，心旷神怡，可真是一种莫名的享受！可是好景不长，很遗憾，这匹马患了一种恶性传染病----炭疽病，我们按上级的指示，挖了个深坑，狠心地把它推入坑里，填土活埋了。此后我就再无马可骑了。

我和农工小陈的分工是：一人把80多头牛赶到大草原吃草，一人在家清理牛圈，把牛圈里里外外清理干净，将头一天夜里牛拉的粪尿运到堆粪场，给农业排做肥料，一天一轮换。清理牛圈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清晨到傍晚收工，手不停脚不停地忙活，身子骨累得像散了架似的。放牛也很艰苦，特别是草原上蚊子和蠓虫（俗称“小咬”）非常可怕，我曾总结大庆蚊子的三大特点：一是多，尤其是傍晚时分，空中飞翔的蚊子成堆成片，房间的纱窗上挤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如果出去走走，头上方就会跟着一大群蚊子，你的双手得时刻不停地驱赶，就这样蚊子也能不停地袭击你暴露的皮肤。二是狠毒，一咬长一大包，又疼又痒，难受得很。三是“宁死不屈”，蚊子一旦叮上你了，任凭怎么赶它也不走，最后结局只能是被你打死。蠓虫很小，黑色，也很毒，一咬一个包，而且特别难防。草原上蚊虫特别多，我们出去放牧都得戴上“蚊帽”。所谓“蚊帽”，是用普通草帽改造而成的：在帽檐上，缝上一块蚊帐布围帘，让它垂下，下端口装条绳子，可将围帘收紧系在脖子上，戴上它可防蚊子袭击头部和脸部。蚊帽在眼睛部位剪掉一长方形，缝上一块窗纱，以防纱布遮挡眼睛妨碍视线。

放牛最麻烦的时候是牛的发情季节。公牛追赶母牛，牛群跑得非常分散，我就是骑着马，怎么赶也赶不拢。真担心丢了牛，那可是重大责任事故！

在冬季，大庆冰天雪地，草原上白茫茫一片。我全副武装：身穿棉工衣（道道服），脚穿大头棉鞋，头戴狗皮帽子，脸戴只露两只眼睛的大口罩，手戴棉手套，把牛群赶到苞米地或高粱地去吃苞米秆或高粱秆。那真是“撵牛一身汗，一停冻冰棍”！我眼睛近视，从中学开始就戴眼镜，放牛也不能不戴，镜片一碰到水气，就结一层冰，极为不便。我还常常带着大学同学钟运梅给我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有空时听听“样板戏”（当时只有这一文艺节目）解解闷。有一天我在野外冰块上滑倒，眼镜和收音机都摔碎了。于是风凉话四起：“臭老九就是臭！放牛还戴什么眼镜，还听什么收音机！”

1969年开春，大地刚刚解冻。一天傍晚，我赶牛群回干校，路过一个水泡子，一头小牛跑到那里去喝水，不料前脚陷进池底的泥巴里了，越挣扎陷得越深。我当然知道“牵牛要牵牛鼻子”的道理，想下水泡子去，扳它的角弄它上岸，可是水还那么冷，很可能把脚冻坏，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就抓住小牛尾巴的末端，使劲往岸上拽，企图把它拽上岸来。但我越用力向后拽，小牛越是一个劲往前蹿，我竟然把小牛尾巴的末端拽断了。最后还是一位穿着皮靴的农工下到水泡子去，扳小牛的角，才把它弄上岸来。这个星期的毛主席著作学习会上，我就此事主动作了一番检查，“斗私批修”，批判自己的“私心一闪念”和“活命哲学”。而放奶牛的贾排长在讲用会上，谈他放牛的心得体会时，说出一句“尖子话”：“我发现，要想放好牛，就得把自己的心长到牛身上！”于是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到全院大会上作讲用报告，而我则成了个“臭老九”的典型。

干校实行军事化，时间安排得非常紧：清晨闻起床号立即起床，然后出操；操练毕赶紧吃早饭，饭后或立即赶牛群到草原放牧，或立即开始清理牛圈；收工后即吃晚餐，然后开始政治学习，天天如此。

干校没有澡堂，我们每天汗流浃背，但无法洗澡，只能打盆水回宿舍，用毛巾擦擦身。到星期天下午，才能赶回研究院澡堂痛痛快快洗个澡。洗完澡那个爽快劲，真是无法形容！每星期天下午回研究院澡堂洗澡，成了我们的常规惯例和高级享受。

食堂的“司务长”（即管理员）李某明原是干部科的干事，在干校成立之前，就曾奉命专程去柳河五七干校“取经”。干校成立时，他介绍了柳河的经验，并慷慨激昂地宣布：食堂将实行“三不”：一不吃肉，二不买佐料，三不吃炒菜。他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上干校，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谁家贫下中农吃炒菜？！”于是，我们顿顿轮换着吃清汤寡水的“菜肴”：清水煮白菜、清水煮土豆、清水煮洋葱、清水煮豆腐、清水煮粉条…… 家在大庆的学员，星期天回家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单身汉没有这个条件，只得留守干校，坚持“艰苦奋斗”。

超负荷的劳动加上缺乏营养，使我的肝炎迅速恶化。怎么办？那时商店有很多贴了俄文标签的猪肉罐头出售，据说是出口苏联但苏方认为不合格而被退回的，我就买回来一批，在宿舍里存放着。按规定我们只准在食堂吃饭，开饭时我就把罐头拿到饭堂里吃。贾排长怕影响不好、招惹是非，就悄悄对我说：“你还是打饭回宿舍吃吧！”我只好照办。干校养有20多头奶牛，产的奶每天早晨送研究院，供应经院办公室批准而持有“购奶证”的孕妇、产妇和重病号。为了照顾我，干校特批我每天可购买自产牛奶1斤。于是每天清晨挤奶学员在奶牛棚挤奶时，我就拿一个搪瓷漱口缸，去那里取一口缸鲜牛奶。这一特殊照顾一直维持到我离开干校。

我和我的枣红马（1968年于大庆研究院干校）

六、回乡完婚

1969年，我30岁整。父亲一再提醒：该成家了！

大庆研究院大学生扎堆，自然男多女少，南方籍女子更是少之又少。为了解决男职工找对象的问题，院里在黑龙江招募了一批批女徒工，1967年，流体室又分配了4名。我们这6个新来的“储备佬”都是“王老五”，且占有年龄、学历、文化和技术水平各方面的优势，自然成了她们心目中的偶像和择偶首选，有两位“储备佬”都从这些女徒工中找到了他们的“另一半”，我也有些“蠢蠢欲动”，但考虑再三，并和“老广”商讨，结论是不能娶东北姑娘，否则日后即使有机会南调，女方可能故土难离，我们也会丧失机会！但要想找个在南方工作的女子，谈何容易！成家后天各一方，谁愿意跟你过？我们调回南方吧，机会太渺茫；让女方调来大庆吧，此地乃北大荒，有如海角天涯，谁个愿意？所以只剩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回老家找个无工作的、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远走外乡的女子。我和几个大埔老乡最后都是走的这条路。

1969年春节前，我请探亲假回家。在研究院工会办理手续时，工会干部看到我的探亲目的地是广东省大埔县，说：“哦，你也是广东省大埔县人！前天刚刚有一位开发室的黄石追请探亲假回家，也是广东省大埔县的。”我第一次听说研究院还有大埔老乡，办完手续便马上去开发室找黄石追，想和他结伴同行，不料他已于前一天晚上动身，取道齐齐哈尔—北京回去了。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打听到了他家在大埔县枫朗公社的详细地址。

那时交通还相当落后，从大庆回家乡，得坐几个小时火车从大庆到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再坐四十几个小时火车到北京，再坐四十几个小时火车到广州，然后乘十多个小时汽车到潮州或汕头，再乘十多个小时轮船到高陂，最后步行20多里，攀爬木寨岌岗，翻一座山。火车一票难求，中转也是困难重重。火车一经中转，就没有座位了。到了广州，住在同在大庆工作的大学同系同级同学黎永隆家里，得到他妈妈范伟文阿姨诸多关照，令我衷心感激，至今不忘。次日清晨赶紧去广东省汽车客运站，购买往潮州或汕头的汽车票。到汽车站一看，购票的旅客已经排成超过千米的长队，从客运站售票窗口，沿着街道拐了好几道弯。询问排在前面者是何时来排队的，他们说已经接连排了几天队，都没有买到票，这一次是头天夜里就赶来这里，排了一个通宵了。我排到队伍的最后，估计这天肯定买不到票了，但“既来之，则安之”，“不到黄河心不死”，就碰碰运气，等着吧。到了八点钟，卖票开始了，队伍缓慢前移，但过不了多会，大喇叭就传来了坏消息：三天内往汕头、潮州方向的车票已经全部售完，没有买到票的旅客，请第二天前来购买第四天的票。第二天我睡过了头，凌晨两点钟才起来，急急赶到汽车客运站，那里已经有不少人排上队了，但队伍还不算很长，估计买票有望。不料在马上就要轮到我的时候，大喇叭又发布了车票已经全部售完的消息。正在懊丧时，听到广播通知：海运局决定开一艘客轮前往汕头，当天开始售票，往汕头、潮州方向去的旅客可以去某某码头购买船票。于是我跟着许多人，马上赶到售票码头，买到了往汕头的船票。我把棉大衣、棉裤、狗皮帽子和大头鞋留在黎永隆同学家，乘海轮到汕头，再乘汽车到潮州，乘江轮溯韩江而上，回到了离别4年的家乡。

开往汕头的客轮途径香港时，大喇叭响起威严的广播：“在我们前进方向的左前方，就是香港。”随即简要介绍了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及其现状，然后继续说：“有坏分子企图乘我们的船，到这里跳海游往香港。我们要正告这些人，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希望全体乘客提高警惕！……”。我想此广播的威慑力应该是很大的。我和很多旅客听了广播，赶紧爬上甲板，远眺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璀璨夜景。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黄石追写信。他收到后立即给我回了信，相约回到大庆后相聚。

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回到家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不久前同生产队的Q君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爸爸在香港是个老特务，我在广州读书期间，也当了特务，我爸爸定期到广州和我联络，一起从事特务活动云云。俗话说：“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对于如此离奇的诬陷，我倒心静如水，嗤之以鼻！我对乡亲们说：“我要是当特务，哪轮得着他来检举啊！广州市公安局可不是只吃干饭的！别理他就是了！”

我回到家后，Q君却又对我套近乎，献殷勤，说尽好话。我只当欣赏精彩的表演。

很多亲人好友都很关心我的婚事，纷纷为我物色和介绍对象。我的妹夫给我找了一位18岁的高陂镇姑娘，她妈妈对我还挺满意，但我想我已经30岁，怎能娶一个18岁的姑娘？否决了。杨品宁老师介绍了一位老师的千金，因出身问题搁了浅。

我捎信给远在大麻的兰英堂姐，请她来我家一见，她却遣她儿子来我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拽我去她家，我只好遵命跟随前往。原来她在村里给我物色了2位待嫁姑娘，其中一位姓黄，另一位是我高陂中学的校友，高中毕业回乡知识青年郭JF。我去到堂姐家的那天晚上，堂姐就请JF的哥哥来她家相见，第二天堂姐又领我到JF家，见到了她和她的妈妈（客家人叫“看妹子”），大家很快就决定：过几天她跟她妈妈等人到我家拜访（客家人叫“查家门”）。我便立即回家准备接待。

我和全家竭尽所能，准备了一桌稍微像点样的饭菜。JF和她妈妈、婶子、闺蜜跟我堂姐一行五人来到我家，看到的是年久失修的破房子、破旧不堪的烂家具和生活用具，心里很不是滋味，吃饭也没有胃口。给JF盛了一碗饭，她说她吃不下，我立即把我的饭碗伸过去，对她说：“要是吃不完就分给我一点。”后来她曾回忆说：我此举使她很受感动，让她认定我是个勤俭的老实人，对她下决心嫁给我起了重要作用！

探亲假期很短，闪电式定下了婚事，决定过几天携JF返回大庆。去她家所在的大麻公社开了办理结婚手续的证明，向高陂中学的杨品宁老师借了一笔钱，就启程了。岳母送我们到汕头，JF的祖母住在那里，我拜见了她老人家，她找出一枚“袁大头”银元，作为我们的结婚礼物，赠送给我们留作纪念。

到了广州，我找到多位同学和朋友，向他们讨要粮票，购买了100斤大米，加上一些同事的家属托我捎去大庆的物件，共200多斤，整理成两挑，带上寄存在黎永隆同学家的狗皮帽子、棉大衣、棉裤和大头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到了

北京站，先办好转车签证，把两挑行李挑到东长安街国家外贸部机关，寄放在同村同龄同学刘汉杰的办公室。接着去东郊管庄建筑材料研究院拜访了陂中同班好同学杨始强和田流芳，接受了他们的祝福。又去颇负盛名的中国照相馆照了张结婚照。然后再继续北上，到哈尔滨再转车去大庆。到达让胡路站时巳是晚上，我只好给流体室打电话，中大同学张昭强接到电话，立即赶到火车站接我们，并把我们送到远离研究院约3公里的干校。

干校安排JF跟李淑濂工程师同住。我到研究院开了办理结婚手续的介绍信，领着JF去让胡路派出所办理结婚登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过JF的证明和我的介绍信后说：女方证明的内容不全，无法办理登记手续。我问：到底缺什么内容呀？回答是：必须证明其民族和婚姻状况。我说我们家远在广东，如何能补齐这些内容呢？经过协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让女方所在地政权机关拍封电报，证明她是汉族、未婚，再持证明和电报去办理。于是马上给JF的哥哥拍电报，他请大麻公社给我们拍了封七字证明电报：“郭JF汉族未婚”。收到电报后我们才办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干校给我们分配了一间干打垒房子和2张单人床，我们把它们拼成一张大床，买了几件锅碗瓢盆，就算成了家了。干校的畜牧排为我们张罗举办婚礼。我跑到萨尔图买了十多斤最好、最贵的水果糖和茶叶（实际上那个时候商品质量都很差）。一天晚上，贾排长夫妇领着学员们，抬着一个镶有镜框的毛主席像，作为恭贺我们的“结婚礼物”，来到我们的“家”，为我们举办婚礼。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排长致过革命化的贺词，大家一边唱毛主席语录歌，一边喝茶、吃糖、聊天，热闹了一番。

按规定我可以享受3天婚假。第二天贾排长的爱人和我领JF步行去离干校最近的小镇喇嘛甸玩。喇嘛甸只有几间干打垒小商店，根本没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我们转了转，在一间小吃店吃午饭。店家介绍说有豆腐，1毛钱1碗，免收粮票。我们每人要了2碗，不料那豆腐是用榨过油的黄豆渣做的，很难吃，而且碗大量大，她们俩都没吃完，我不忍浪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把两大碗豆腐塞进肚子，饱涨得难受极了。

八、放牛夫妻

我继续放那80多头牛。JF无事可做，也常常跟着我去大草原放牛，当起了义务放牧员。我们成了一对名副其实的“放牛夫妻”。一天下午，我们两口子正在草原上放牛，一头母牛下崽了。我看见过别人给牛接生，但自己从未做过，待小牛犊离开母体后，我就凭着记忆给它接生：用手把胎盘从母牛阴户拉出来，把小牛犊四只脚脚底凸起的硬壳抠下来 ……干得还算干净利落。过了一会，小牛犊挣扎着站了起来，但还不能走远路。我们该回去了，此地离干校有2~3公里远，怎么办？附近有个村庄的废墟，我们前去找了一块较为完整、结实的旧门板，把小牛犊抬上去，两口子抬着门板，把小牛犊抬回干校。因为此事还受到了干校的表扬。

在放牛的过程中，我发现牛也是很重感情的。196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干校领导决定给大家开开荤，宰杀２头牛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于是从牛群中挑选了２头比较肥胖的牛，在住地旁一块空地宰杀，然后将可食用的部分拿回食堂，其余的渣滓废物则埋在就地挖掘的一个土坑里。那天傍晚时分，我们赶着牛群回到干校，这80多头牛一反常态，居然“集体”绕道来到宰杀牛的地方，一边反复绕着此“屠宰场”转圈，一边发出嗷嗷的叫嚷，久久不肯离开，俨然是集体悼念它们的朋友，或对屠杀它们的朋友表示抗议！此后的几天里，每当离开牛圈到草地去，或从草地回到家，牛群都自动集体绕道而去此地，绕着此“屠宰场”反复转圈嗷嗷叫唤，“悼念”一番，无论我们如何驱赶，都无济于事；它们的“悼念”活动大约要持续20多分钟，然后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们大家看到牛只之间居然如此相怜相惜，如此“牛情深切”，既觉得不可思议，又深受感动。

黑龙江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四月份才解冻。但一过“五一”，树木花草就争先恐后地竞相抽芽、长叶，不消几天功夫，银装素裹、冰天雪地就让位给遍地青绿、春意盎然。万象更新，显得生机勃勃。我和JF在我们居住的干打垒旁挖了一小块地，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雪豆”（即荷兰豆）。豆种没几天就发了芽，长得特快，真可谓一天一个样，很快就开了花结了荚。我们在北国吃上了自产家乡菜，非常高兴。但豆苗很快就“寿终正寝”，枯萎老死了。我们又将收获的新一代豆种种下，很快就又收获了第二茬，接着再种一茬，到八月巳经收获了三茬。九月，我和三万大庆人，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调离大庆，浩浩荡荡奔赴湖北，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要不然，我那荷兰豆说不准还能收获第四茬呢。

结婚照

结婚证

九、 巧遇石追

回到大庆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领JF坐公共汽车去萨尔图参观。虽然那时候的萨尔图，也只不过是只有几十间土房的草原小镇，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参观的，但那可是大庆油田的最高“首府”大庆石油管理局所在地（现在是大庆市政府所在地），是大庆最繁华之所在。我们逛了小街小巷，吃了东北式午餐，就踏上归途。

   在萨尔图开往让胡路的公交车车站等车时，我们商量着回到研究院就去找黄石追，我断定他巳经回到大庆了，但一直未曾谋面。忽然有个也在等车的人用客家话间我：“你是刘能强吗？”在瞬间的纳闷后，我猜出此人定是黄石追。原来他回家探亲也结了婚，也把妻子郭安英带到了大庆，恰巧这天也领着妻子来萨尔图参观，此刻也正在这个公交车车站等车回研究院。他听到我们说家乡的客家话，还说要去研究院找他，断定我就是那个回到家乡通过信的刘能强。世事有时就巧到如此地步！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回到研究院，到石追新安的家共进晚餐，然后我和JF再返回干校。

自那时结识黄石追夫妇，到后来一起上湖北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再一起调湛江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五十多年来，他们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石追是石油开发地质科班出身（后来当了高级工程师、中海油开发专家），给我这个门外汉传授了许多基础知识。

初到江汉时，同事们都自制烹调用的煤油炉子。石追从备料开始，就为我周全考虑，多备了一份材料；制作过程全靠用手敲打，我的手工活很差，他手把手教我，帮我，主要靠他一双巧手，为我们俩每家制成了一个煤油炉子。

从江汉到湛江，我出差都特别多。一离家我就把家事全托付石追两口子代为照料，1982~19984年我去英国法国进修，也是如此。我调离湛江时，JF申请提前退休，其社保等一切关系都留在湛江，结果造成了很多“后遗症”、很多麻烦。我们迁居广州后，JF的一切有关事务，全由石追代理，他从不厌其烦，把所有麻烦揽在身上，三十年如一日，处处为我们着想，帮我们处理得井井有条。

我们两家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石追是我的又一个大恩人。

和好友黄石追（摄于2012 年）

2024年8月27日《梅州日报》“世相”版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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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