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歌  摄）

我是八岁多才上的学。由于家务和农活太多，上学迟到和旷课成了家常便饭，家里稍有琐事就上不了学，到了农忙季节就更不用说了，只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平时老师布置的作业无法完成，落下的功课更无法补上。学校知道我的处境，老师同情我的遭遇，有时也会给我开点“小灶”，但时间长了总不是办法，久而久之只好无奈地任其自然，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主课大多是三四分（满分五分制），平时测验有的科目也出现过不及格。家里只知道要我干活，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在家人眼里，我只不过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因此，我对学习的压力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自己。我决心通过好好学习，争取将来能考上中学，继而考上大学，以此跳出“农门”，跳出这个家庭环境的约束，改变任人虐待、任人宰割的命运。

我渴望跟别的同学一样，天天都能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去上学，每天放学回到家里也能有时间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预习一下明天的功课！可是我无法实现这一起码的想法和要求，因为我没有时间、没有自由，繁重的体力劳动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

经过六年断断续续、跌跌爬爬的学习，1959年夏天，我终于小学毕业要参加升初中考试了。这对处在贫穷落后农村孩子们来讲，是一件仅次于高考的大事。当时全县七八十万人口，只有四五所规模不大的中学，小学毕业后能考上中学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小孩，都被挡在了学校的大门外，再也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了。因此，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很看重小升初考试，谁也不敢怠慢。我所在的学校早早地结束了毕业班的课程，提前三个多月给我们拎重点、抓辅导，并留出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回家复习准备迎考。

别人家的孩子回到家中什么事都不用做，整天好吃好喝地被侍候着，一门心思闭门专心复习。而我回到家里一切由不得我自己，也没有人来考虑和安排我的复习迎考问题。时值农忙季节，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几乎全都用在繁忙的夏收夏种农活中去了。考试前的一天，我还同往常一样起早贪黑地在田里插秧，累了一天回到家里还要做各种家务活，等一切收拾好后已是灯火阑珊、夜深人静。筋疲力尽的我倒在床上就呼呼睡着了，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得老高，我不禁大吃一惊，顾不上刷牙洗脸和吃早饭（也无饭可吃），抓起昨晚睡觉前整理好放在床头的书包，像发了疯似的朝十里外的转水中学考场跑去。一路上我焦急万分地边跑、边哭、边想：别人家的孩子有谁会像我今天这样狼狈、这样可怜，我父亲如果在世，我母亲若在身旁，我怎么会落得这般模样？想着、跑着、哭着，伤心着，委屈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进了喉咙，又咸又涩，真不是滋味。滚烫的泪水和汗水交融在一起，很快湿透了我的衣衫。我又渴、又饿、又累，但我全然顾不上这些，一心想着：“快点跑，快点跑，千万不要迟到了！”可是，当我马不停蹄、一路快跑赶到学校时，还是超过了规定的入场时间。监考老师将我挡在了教室外，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老师诉说着自己的不幸经历，哀求他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老师被我的真情打动，破例让我进入了考场。当我从他手中接过险些丧失的考卷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滚落在考卷上。老师见我情绪激动，跑过来安慰我：“不要哭了，抓紧时间考吧，否则你就来不及了。”后来，监考老师成为了我上初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就是杨鑫文老师。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这次考试虽然经历了诸多坎坷，但有监考老师明处的鼎力相助，有上天暗中的庇佑和保护，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半个月后就拿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这在我所就读的官桥挽元小学应届毕业生中可算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学校的老师为我高兴，四邻的乡亲为我高兴，我更为自己暗暗高兴，自然远在千里之外南京的母亲知道我考上中学的消息也会发自内心地高兴！（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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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