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歌  摄）

喝馊粥对我来说虽称不上家常便饭，但也绝非仅有。那几年，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家境不好，粮食短缺，除了重大节日和农忙那几天能吃上几餐干饭外（三年困难时期，连重大节日和农忙时也吃不上一顿干饭），一日三餐大都是靠稀粥就着番薯果腹度日。那时，我是家里的“伙夫”，每次做饭先往锅里放上半锅水，然后放入一小竹筒米（大约六七两），待米下锅煮熟后，按照奶奶、婶婶的吩咐，先要给“恶霸”捞出一碗干饭，再往锅里加上两瓢水，将所剩不多的米饭煮烂，最终端到饭桌上，盛到我们碗里的，已称不上为稀饭，而是能吹起层层浪花、喝出道道水沟的清米汤了。就连这种清汤寡水的米汤，剩下的也舍不得倒去喂猪，而要留到下顿给我喝，即便是发馊变味了也不例外。

当年，“恶霸”是我们家的特殊人物，叔叔、婶婶对他宠爱有加，在家享有比奶奶还多的特权。为了保证他长身体，即便在生活最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也要给他“开小灶”，除了确保他一日三餐吃干饭之外，每隔个把星期，还得用从滚开的锅里刚捞出来的热干饭，放上猪油和盐，给他专门拌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饭，看着他吃得眉飞色舞、心满意足，站在一旁的我，馋得目不转睛，垂涎欲滴，不乏对他的“嫉妒恨”。

秋天，对乡下人来说是相对清闲的日子，但对我而言，一年四季却没有空闲的时候。等忙完了田地里的农活，只要不下雨，每天还不等天亮，我就得早早地起床，饿着肚子，或揣上两块头天吃剩下的番薯，同邻居几个叔伯大婶大娘一起，披星戴月地赶往十几里路远的大山里，去割一种被当地称作“鲁萁”的草本植物，挑回来晒干后用作一日三餐做饭的柴火。疾速赶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头顶上的天空中依稀还可以望见闪烁的星辰。光脚走在崎岖不平的山梁上，坚硬的石子和锋利的鲁萁茬扎得两个脚底板火辣辣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烧火做饭靠的都是柴火。所以每到农闲时节，周边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来这里割鲁萁，由于割的人多了，要想找到一块鲁萁长势较好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等我翻山越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没割上两捆，时间已经到了晌午。而那些身强力壮且有丰富经验的大娘大婶们，早已割了满满一大担。此时，她们便会一个个放开嗓门，高声招呼我：“惠群，割得差不多了吧，准备下山回家啰。”她们那清脆而熟悉的嗓音，在山谷间产生阵阵回响，听得心里既感觉亲切，又不免多少有些发慌。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饥肠辘辘且疲惫不堪的我，挑着两捆百把十斤的鲁萁往山下走时，一路晃晃悠悠，跌跌撞撞。待走到山脚下时，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饥渴难当的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跑到路旁的小溪边，撂下肩上的担子，弯下腰去喝上几口冰凉的山泉水，或者啃上几口随身携带的隔天的冷番薯，用于解渴和充饥。

进山割鲁萁不但十分辛苦，有时也会有危险。我曾经的遭遇，真说得上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一次，我看到山坡边有一丛鲁萁长得很茂盛，便快步走过去拿起镰刀就割，可才喜滋滋地割了两把，突然耳边听到有一种“呼呼”响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一条比锄头把还要粗长的大蛇盘踞在鲁萁丛中，正吐着火红的信子朝我示威，我急忙丢下手上的鲁萁，拔腿就跑，才免于被它咬着。还有一次，我正低头割鲁萁，猛然间有几只毒蜂从地洞里跑出来，先是在我脚下嗡嗡作响，而后便向我疯狂地袭来，其中有一只竟通过裤管钻到我的胯裆里，狠狠地蜇了一下，我痛不欲生，满地打滚，过了一些天红肿都未消退。（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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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