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尖兵/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总部设在韶关的“侨兴行”，是在中共南方工委领导下成立，从事商业经营的股份制公司。为团结华侨、港澳商人和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我党和华南的民主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香港后，数百名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困留在香港。党中央和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分别发来急电，指示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方。这一行动史称“香港秘密大营救”，“侨兴行”在这一行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开设商行,统战工作贯其中

说到“侨兴行”，不得不提起总经理陈炳传(又名:陈劲军、陈启昌)，他1908年出生于梅县畲坑江头村。是梅县早期中共地方组织及团组织创建人之一，参与领导梅县工运、农运和畲坑、梅城武装暴动，参与创建梅南九龙嶂革命根据地。1928年夏武装暴动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和一批革命者被迫避走南洋，以保存积蓄革命力量。

廖经天回忆道:“1928年秋，陈启昌在爪哇与胡一声取得了联系，爪哇侨党组织是胡一声奉新加坡侨党特委之命恢复起来的。”随后，与胡一声、温士奇在爪哇建立了中共印尼支部。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启昌在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国推动华侨抗日救亡活动中，有较多机会接触联系马来亚共产党。1939年初，侨居南洋十余年的陈启昌，在马来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在马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他负责全马华侨抗日后援总会工作，从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这些活动引起英属殖民政府的恐惧，1940年9月被侦缉并驱逐出境。经马来亚共产党介绍，抵达香港后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取得联系，回到中国共产党怀抱，并在廖承志、连贯领导下工作。

廖承志在香港找陈启昌谈话时指出:党组织信任你，到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这是中共南方工委的重大决策和行动，是一项战略性质的隐蔽而伟大的工作。要求你重返南洋筹措资金，利用华侨身份回国开设商行，从事国统区统战工作。按照党中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取广交朋友的方式，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结交民族工商业人士，争取国民党抗日爱国军政要员，联络地方乡绅。具体做好五项事情:一是为革命需要努力发财;二是学会先做好事; 三是善于交结朋友; 四是提高地位; 五是隐蔽进步。为便利工作，要求陈启昌改用幼年时名字陈炳传。

通过廖承志两个晚上的谈话，陈炳传思想豁然开朗。随即返回南洋向亲友筹措资金，回国后于1941年2月在韶关曲江抗日西路（现复兴路）开设一间土产门店。不久，陈炳传便结识了一批梅县籍国民党抗日爱国军政要员黄琪翔、赵一肩、梁士骥等，为“侨兴行”开办创造了条件。

早在1925年，陈炳传在东山中学读书并任学生会主席期间，就与学艺中学学生会主席陈仁华、进步学生古柏、温康兰等人密切往来。1939年在马来亚华侨抗敌救援总会，又与温康兰在一起，这为陈、温在“侨兴行”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7月又在韶关曲江升平路（现中山路）开办了股份制“侨兴行”，温康兰任董事长，陈炳传任总经理，丘克辉任助理（后任副总经理）。温康兰、陈炳传代表侨资为公司较大股东，其它股东大都是梅县藉华侨或港商，如刘锦鸿、刘森庆、孙城曾、钟银昌等，黄琪翔、赵一肩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临时参股。在老隆，陈炳传利用经济利益手段与军统特务西南运输局监察处运输检查站建立关系，确保“侨兴行”车辆行走在老隆、曲江一带不受检查。还利用表弟刘百英任国民党驻老隆税警团团长的关系，为我党干部和“侨兴行”作掩护。在梅县，陈炳传又利用师生关系与早期中共党员、梅县县长李世安密切接触，结交梅县工商界人士、地方乡绅。为我党在东江、兴梅、粤北地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为“侨兴行”做生意提供了有利条件。

“侨兴行”重点经营由东江游击区那里运来的汽车轮胎和零件，以及药品、食盐、染料、糖精等。陈炳传负责到海陆丰沿海和东江纵队驻地采购货源，丘克辉和钟银昌分别留店或到湘、桂打理业务。经过公司同仁共同努力，“侨兴行”生意很快发展到衡阳、桂林、河源、老隆、兴梅及海陆丰沿海等地，并在当地开设分行或商号。以这些商业机构作掩护，建立中共南方工委地下交通联络站，同时也成为团结华侨和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的接待站。

香港沦陷后，中共南方工委及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开展营救工作。周恩来为领导者，廖承志、张文彬以及连贯、乔冠华为组织者。东江纵队、数省地下党组织、我党依靠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侨兴行”“源吉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等商行，还有第三党（农工党）的“东和行”，都投入到“香港秘密大营救”行动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连贯在《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中写道:“在接受党中央、南方局营救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秘密使命以后，廖承志和张文彬等同志，就是这样在沿途一个又一个地方，分别召集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作了紧急的部署和严密的安排，使这场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得以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一环扣一环地顺利展开，取得了成功。”

我党利用“侨兴行”及各地分行(商号)，发挥自有车辆运输的有利条件，构筑起一道秘密交通线，成为各地党组织的联络站、转运站，发挥着其他商行不可比拟的作用。

廖承志等领导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广东商业比较发达，华侨、粤港澳联系紧密的特点，以商行为载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雨绸缪，为“香港秘密大营救”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老隆义昌 , “难民”中转甚忙碌

在龙川县老隆河唇街（现沿江东路）的“义昌行”（侨兴行老隆办事处），紧挨着连贯坐镇指挥的福建会馆。陈炳传在忙碌着，一边忙着接受连贯的指示，落实转移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到韶关、兴梅的时间路线;一边又利用“侨兴行”的特殊关系，向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领到几百张港九难民身份证，送到游击区发放到“难民”手中。十来个伙计大多数是地下交通员，他们也在忙碌着，把转移来的“难民”，接待到预订的旅馆里，然后一批批地送往各地疏散出去。

中共龙川县地方史这样评价“侨兴行”的作用:“老隆福建会馆旁有两间商行，“义孚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这两处商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联络点，连贯常住这里。特别是“侨兴行”，与国民党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很好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这为疏散护送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

原惠阳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卢伟如回忆: “从惠州到老隆、韶关的秘密交通线，还利用了同我们地下党有联系的韶关“侨兴行”的运输汽车，让文化人一批批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去。”

原东江游击队《东江民报》主编、东江纵队《前进报》社长杨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羊城晚报》总编辑，他在《虎穴抢救》中记述:“交通工具除了民船外，还利用同我们地下党有联系的韶关“侨兴行”的运输汽车。这个商行在老隆、兴宁、梅县以至长沙、桂林等地都设有支行或者联号。当时，中统特务组织在老隆和韶关之间设了四个交通运输检查站，沿途盘查很严密。但是，国民党反动腐化、借公营私的本质和弱点，使我们有可能加以利用。他们经常要侨兴行运载家属，替他们买山珍海味，揩油惯了，对这家商行的车子一般都是不进行检查的。我们护送这些“难民”到达老隆后，大都住在一家“义昌号”的铺子里，然后再分别护送到韶关去。”

1942年2月初，廖承志和乔冠华、连贯与中共后东江特委书记梁威林，在老隆商量后，“廖承志上韶关，我和乔冠华、连贯就一路，往梅县去。他们两个回梅县后，搬到另一个地方住，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好像住在陈劲军家中。”“梅州大侠”廖安祥后来回忆道。

不知何因？陈劲军的回忆录没有记载连贯和乔冠华到梅县他家中的经过，或没去过，或另有隐情。(笔者分析，连、乔两人是在梅城西郊螺子角李屋的闽粤赣边联络员李碧山或住在梅城程江乌蓼沙的潮梅特委特派员林美南处落脚，先与闽粤赣边党组织联系上，再争取与“南委”书记方方取得联系。)他们在梅城已临近农历过年，年前乔冠华先上韶关，年后廖安祥与连贯一起回惠州。

胡一声在<<在国统区营救>>中记述:“我在老隆经兴宁、梅县转大埔、闽西南这条线上，也是利用商行老板做生意为掩护开展工作的。从1942年2月开始至3月底，我们在这条线上接待了好几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过境，有的从兴宁、梅县送往韶关再转其它地方，有的则送往大埔再转福建。”

从惠州经过老隆，掩护转移至韶关到湘、桂的有茅盾、张友渔、胡绳、胡风等数百人;掩护转移到兴梅、大埔至闽西南的有柳亚子、邹韬奋、陈汝棠、邓文钊、邓文田、黄药眠、郑天祥、石辟澜、邓戈明等数十人。

而最具危险的要数掩护柳亚子和邹韬奋，他们俩是国民党特务列入“一经发现，就地惩办” 的对象。

这里先从掩护柳亚子说起。香港沦陷后，廖承志考虑何香凝、柳亚子年龄较大，走陆路体力不支改走水路。安排“梅州大侠”廖安祥和海丰地下党负责人谢日超等人护送，从香港至九龙到长洲岛，再从长洲岛乘船，在海上漂泊了八昼夜，才到达海丰马宫港登岸。他们先住在附近新村里，后何香凝被国民党海丰县军政要员接到县城，并在红场作抗战演说。继而被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接到兴宁龙田老家居住八个月之久，后转移至韶关再到桂林。而柳亚子被海丰地下党安排在九龙峒山区隐蔽一个月余，1942年元宵后由海丰经陆丰、揭阳、五华到老隆。因形势恶化，无法去韶关，经后东江特委安排，于3月15日由老隆返回兴宁，在兴宁县城停留3天，3月18日到石马乡刁田村(现新田村)张直心（时任后东江特委组成部长）家隐居半个月。

1942年4月上旬，连贯亲自到兴宁石马乡刁田村，要柳第二天启程回老隆。他们乘“侨兴行”货车，经兴宁到老隆。柳亚子在《八年回忆》中回忆:“但意外有一天，老连却亲自赶来了，住了一夜，便要我们动身，仍乘车到兴宁，再转老隆。”

柳亚子在老隆住了四五天，受到陈炳传等人的热情接待，然后再到韶关。柳亚子在《八年回忆》中回忆:“这一次再到老隆，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老谢老蓝和小袁，都在候着，还有李伯球和陈炳传、刘锦鸿、刘森庆诸人，都是梅县的大商家，还有一位叫小郑的青年，是香港国新社的旧人，无垢教过他补习英文的，他叫无垢做老师。这一帮人，把我捧凤凰似的捧了几天，吃很好的菜，住很清洁的旅馆，所以倒是不觉得旅途的困顿。这次的旅行，是以陈炳传为主体，他有一家股份商店在韶关，取名侨兴行，自己有大卡车送货，便把我们也和货物一同运到韶关去了。”

由于“南委”郭潜叛变，我党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区委接连受到破坏，廖承志、张文彬等相继被捕，史称“南委事件”。南方局周恩来令南方党组织停止活动，连贯立即撤离老隆，到东江游击区去。

连贯在老隆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要从老隆撤退到游击区去就更加不容易了。他琢磨着，还是请陈炳传想想办法，因为他对这一带特别熟悉，可以依靠的统战关系也比较多，总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主意。

陈炳传急连贯之所急，利用表弟刘百英任国民党驻老隆税警团团长的关系，掩护连贯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同时把“侨兴行”从香港采购回来的一批药品运送到游击区。

《连贯简传》写道: “这一天-- 6月中旬，缉私队派了两条汽船和一中队（约二十多名）的兵，专门护送被称为＇林老板＇的连贯到惠州。从老隆到惠州顺水，只一天多的时间便顺利到达了。一路上，连贯受够了＇殷勤＇的招待，缉私队长亲自陪同他，待如＇上宾＇。到达惠州时，他们还派人把他送到＇源吉行＇去。”

三、韶关侨兴,名人营救巧掩护

“侨兴行”在韶关曲江县城抗日西路的土产门店，成为接待安置转移地下党同志、文化名人的中转站。茅盾、张友渔、邓文钊等数百名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从韶关至衡阳，再转去桂林、重庆。升平路“侨兴行”总行则接待统战对象，成为统一战线活动场所。以“侨兴行”总行为枢纽，向北延伸至乐昌、衡阳、桂林，向南连接翁源、连平、老隆。成为“香港秘密大营救” 向粤北转移的重要联络站、转运站。

连贯后来回忆: “在粤北，除了我负责在老隆接应文化人外，乔冠华到韶关也建立了接应文化人的联络站。他那个联络站，是以“侨兴行”为据点的。这个商行，是我们党在一年前，为了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同时也为游击队筹集资金和物资而设立的。该行的经理，就是前边讲到的陈炳传。董事长温康兰，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年他在德国读书时，就认识乔冠华。主持日常业务的，是一个民主人士，叫邱克辉，也是靠近我们党的。” ，“在老隆我们依靠义孚行，在韶关依靠侨兴行，特别是侨兴行生意大，车辆多，我们文化人从老隆到韶关的旅程，大多是靠侨兴行的货车运载的。”

“侨兴行”全力以赴地参与“香港秘密大营救”工作。据陈炳传后来回忆:“廖承志同志到达曲江时曾一度在“侨兴行”，化名周老板亲自与曲江朋友布划好由曲江到重庆、桂林等地的安全撤退部署。”丘克辉后来也回忆:“不久，连贯派陈炳传、胡一声、郑展到惠州接应香港归来的文化人，在惠州城有我们的联络点“源吉行”，是老同志廖安祥开办的，也是东江纵队的秘密联系点。接着连贯要我和兰奋材（笔者注：应为蓝奋材）到海丰、汕尾一带接应香港归来的文化人。”

1942年2月初，乔冠华抵韶关后，首先联系了国民党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高参室赵一肩将军，接着又找到了同在德国留学的“侨兴行”董事长温康兰。然后很快以“侨兴行”为据点，迅速建立起韶关联络站，具体负责接待从香港、东江疏散回来的同志，负责安排好他们向内地的转移工作。

丘克辉后来回忆:“那时，乔冠华在第七战区高参室挂上校参议，穿着毕挺的军服，经常来侨兴行。有一天，他带一个胖子说是周大阔来侨兴行。我一眼看出是廖（承志）公，刘森庆也上前握手。廖问我们生意好做吗？我说总算各方面关系都打通了，炳传兄很善经营，是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廖接着说: ‘大家合作，将来大有生意可做。’” 丘克辉还回忆:“在侨兴行周围的人士中，陈炳传（又名陈启昌，陈劲军）是核心人物，起的作用最大。”

而“侨兴行”董事长温康兰在韶关曲江近郊五里亭的“嘉园”别墅，成为隐蔽的指挥枢纽，廖承志、胡乔木、乔冠华都曾在此隐居，并研究大营救从韶关转移到湘、桂方案。特别是柳亚子、邹韬奋两个重点掩护对象，乔冠华为他们的安全转移想了很多办法。

《乔冠华临终前身世自述》写道: “其中我费了一点事来接待的是两位同志，柳亚子和他的女儿，他们坐船来的……我当时想，把疏散的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好离开曲江。当时等谁呢？等韬奋。我等得比较长，天气已相当温和了，韬奋来了，采取掩护的办法，把他很快地送走，离开韶关。”

柳亚子父女抵韶关，先住在温康兰的“嘉园”别墅，后住在陈炳传家里，一个月后父女俩才从韶关经衡阳到桂林。

柳亚子在《八年回忆》中回忆:“到了韶关，先到侨兴行，拜见了另一股份的老板温先生(笔者注: 指温康兰)和温太太，他俩也是梅县人，有别墅在韶关乡下，名叫嘉园……劝我不要去桂林，先在他的嘉园住下来，以观世变。我没有主张，便由温太太雇船送到嘉园……”

《陈启昌自传(手稿)》写道:“……柳亚子老先生也以同样的名义住在曲江家中……”

面对韶关曲江国民党特务、军警林立的危险处境，“侨兴行”又在相对较安全的乐昌山区设立秘密中转站。梁浩然在<<怀念陈劲军(启昌)同志>>中回忆:“那时，进步人士秦元邦、黄药眠、余森文……等都经常在侨兴行出入。后来，香港沦陷后的乔冠华等也到该处居停过。我那时在侨兴行里碰见启昌，他私下对我说:‘我的名字叫炳传，这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有一天，劲军和康兰由韶关上到乐昌来找我商量一件事。他们说，地下党需要设立一个接待同志们的转运站，韶关地区国民党的特务、军警很多，不适合，在乐昌山城比较好。于是，由康兰的裕农农园出名，我介绍买一处离城二十里的深山中的地方，办好税契一切正式手续。后来，乔冠华就是由我们接待到该站，住了几天，才北上到延安(笔者注:应到桂林)去的。”

1942年5月下旬，发生了“南委事件”，廖承志在乐昌坪石被捕。乔冠华并不知情，去看望何香凝后，才风闻廖承志被捕，他十分震惊。为证实消息的真伪，乔冠华与温康兰到廖承志去过的落脚点探听虚实。

《乔冠华临终前身世自述》写道: “老温在前边，我在后边，如果有情况，我们会不动声色地往前走，老温走在前面，他在前边给了我一个手势，情况不妙，门大敞，有可疑人出入，我想这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一派恐怖气氛。我们一看这情况不对头，就赶快回来了，没被他们发现，真是很危险。”

“侨兴行”还利用经商资金流动方便的有利条件，完成中共地下党的资金转移任务。有一次，地下党组织要将一批银元从韶关转移到重庆急用，“侨兴行”助理钟银昌受命担当此任。钟银昌通过一直有商业往来的国民党军队军需处长的关系，开一张介绍信和提供一套军服，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押“钞”行动。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将所有银元用胶布缠在身上，从韶关--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一路小心翼翼地保护。在重庆上船后搭乘人力车，车夫认真地端详着钟银昌，说: “老哥，你人又不是那么高大，为什么那么重呢？” 一句话把他问得心里颤抖一阵，担心发生变故。幸好接头的人到了，对上暗号，到隐蔽地点办理交接手续，总算安全完成任务。

“侨兴行”“源吉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都是我党领导下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设立的商业机构。这几家商行，业务上都有往来。“源吉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业务主要在宝安、惠州，“侨兴行”商业网点广，有自己的运货汽车，生意做得较大。商行总部在韶关，业务遍布粤、湘、桂，在老隆、兴梅、韶关、衡阳、桂林等地开设有分行或商号。

“侨兴行”把东江纵队从香港采购来的汽车轮胎和零件，以及药品、染料等，通过老隆、兴梅、韶关、湘、桂的分行或商号销售获取利润，为“香港秘密大营救”和东江、粤北游击队提供数量可观的经费和紧缺物资。

    四、畲坑作庐，韬公隐蔽近半年

再说掩护邹韬奋。香港沦陷后，邹韬奋于1942年1月9日从香港九龙向宝安转移，13日到达东江抗日游击总队司令部驻地宝安龙华白石龙村，在阳台山根据地隐蔽3个月时间，4月中旬，他最后一批撤离东江游击区。在惠阳地下党掩护下，在惠州又停留十天时间，4月下旬才抵达老隆。而邹夫人及子女早在2月已先行撤离到桂林。

由于邹韬奋爱国抗日反独裁立场，国民党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派出特务侦缉，“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因此，如何帮助他逃离险境，成为大营救中一大棘手难题。

周恩来对邹韬奋的安全十分牵挂，专门致电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

陈启昌在《韬奋同志“作庐落成纪念”遗墨的若干问题说明》中写道: “韬奋同志一行五人是最后到达老隆的。原计划经曲江去桂林，但到达之前已接到中央通知，谓国民党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搜查行踪，一经发现即行在就地格杀。这种情况使我们必须在就地迅速解决安全隐蔽问题。”

邹韬奋滞留惠州期间，连贯亲自通知陈炳传到老隆，严肃地说到掩护邹韬奋隐蔽的事情，情况已非常紧急。陈炳传经过认真考虑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主动请缨，向连贯提出把邹韬奋转移到梅县畲坑江头村他老家隐蔽。并分析了三个有利条件: 1、江头村在大革命时期是革命苏区，群众基础好; 2、他父亲陈作民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乡农会副主席，有革命斗争经验，曾掩护古柏等同志的安全; 3、他是曲江“侨兴行”经理，利用这个身份和地位，与梅县的上层文武官员，较出名的城乡绅士，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和交往，特别是时任梅县县长的李世安是国民党左派，早期的中共党员，是他东中读书时的老师，关系比较密切，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只要找个适当的名义，把韬奋接回其家住，决不会引起外人任何怀疑。

为慎重起见，连贯又通过联络员郑展通知胡一声到老隆，商议邹韬奋就地隐蔽事宜。后来胡一声回忆起这件事:“我想来想去，觉得把韬奋送到梅县畲坑对面的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最合适。陈启昌的父亲陈作民，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那时就曾保护过我和古柏等人。”

数日后，邹韬奋从惠州到老隆。连贯根据陈炳传的意见和胡一声的建议，征求邹韬奋的意见，最后决定将他转移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炳传家中隐蔽。连贯代表党组织交给陈炳传的任务:“公开隐蔽，严密防范，保证安全。”

邹韬奋的港商“难民证”名字为“李尚清”，经商定以陈炳传的同事和韶关“侨兴行”大股东的身份出现，因患脑病，在韶关经不起敌机轰炸的骚扰，到乡下来休养。

随后，邹韬奋在郑展、陈炳传和胡一声的陪同下，乘“侨兴行”的货车，于4月28日顺利转移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炳传家隐蔽，一住就是近半年时间。其间由陈炳传其父亲陈作民及他的二儿子曼涛、外甥李彩风同住陪伴，先在老学堂居住，一个月后搬进新居“作庐”居住。

邹韬奋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社会活动家，政治上爱国抗日反独裁，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陈炳传深感责任重大，与其父亲陈作民立下决心和保证: “全家三代人共同负责韬奋的生活和安全”。

在离住处近百米，靠山背林闲置的鸣岗楼里，布置一个房间，供韬奋日常阅读书报及写作。并把隐藏在梅城亲戚家的两箱历史文献和埋藏在鸣岗楼牛栏间地下的数缸书籍文献取出来，如《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刊》《青年旗帜》等供他阅读。在这里，他还撰写了20多万字《中国历史述评》文稿。

邹韬奋在江头村作庐隐蔽期间，通过居住在桂林的民主人士张文(梅县人)的渠道，与夫人沈粹缜取得书信联系，生活充实，心情逐渐开朗。白天下雨就阅读书报或写作，晴天就随陈作民背着罗盘，以“寻龙找穴”为名，熟悉山形地势;晚上与村民在月夜下“山村夜谈”，与村民相处极为融洽，小朋友们喜欢称呼他“李伯伯”;六月农忙争着到田间地头送凉茶水;学讲客家话……

邹韬奋与陈作民经过近半年形影不离的患难相处，对他的为人处世颇为了解，被他热情厚意所感动。亲切地称呼陈作民为“作伯”，称赞他为“侨胞楷模”。

6月下旬，陈炳传和丘克辉到梅县政府找他的老师、县长李世安“摸行情”探问虚实。李县长在他们面前大发牢骚，责骂特务找他的麻烦。借故泄露消息给他们，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电报给他们看，内容是国民党特务借柳亚子友人名义从重庆发出来的，在打探柳亚子行踪，这说明特务毒爪已伸到梅县了。

陈炳传和丘克辉辞别李县长后，立即返回江头村，将情况告诉邹韬奋和陈作民，并一起研究对策，同时向地下党汇报。布置加强戒备，组织村青年抗日自卫队武装保卫，号召村民邻里提高警惕，严密注意进村的小贩和陌生人行踪。

由于从香港转移到大后方的文化人均陆续在重庆、桂林等地公开出现，唯独没有韬奋。当年7--8月间，国民党派出认识邹韬奋的特务头目刘百闵专程来到广东，并亲自到了梅县，指挥特务组织在东江和兴梅一带侦查邹韬奋的行踪。

当年9月，胡一声接到乔冠华从韶关拍来的电报，叫他:“即来谈生意”。郑展在《邹韬奋脱险记》中写道:“胡一声去后，乔冠华焦急地告诉他，国民党已得知韬奋在兴梅一带，并派出特务去搜捕。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指示，要立即设法把邹韬奋安全送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并派来原生活书店（韬奋主办的书店）的干部冯舒之参与护送。”胡一声偕冯舒之回到梅县后，即与郑展、陈炳传一起商量护送邹韬奋的具体方案。

9月27日，邹韬奋告别江头村，在冯舒之和郑展、陈炳传、胡一声的陪护下，从畲坑乘船至水口，再乘“侨兴行”的运货汽车，经兴宁至老隆，第二天安全抵达韶关。后在冯舒之和郑展陪护下，几经周折，甩开特务跟踪，登上火车到长沙，然后乘船至武汉再到上海，11月下旬再从苏中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记载:“因国民党通缉邹韬奋，邹被护送到梅县江头村，隐蔽了半年多时间，后才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以邹韬奋安全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尾声，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历时11个月久的“香港秘密大营救”，以没有一个人牺牲，没有一个人被捕的奇迹，取得全面胜利，载入我党史册。

五、商行作用，几多史料待挖掘

“香港秘密大营救”将800多名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家属、国际友人营救出来，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是贯彻落实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南方工委等各级党组织和东江纵队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努力的结果。

随着我党对党史、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些专家学者指出，过去对“香港秘密大营救”胜利的认识，更多认为是各级地下党组织和东江纵队的努力，而忽略了“侨兴行”等商行发挥的特殊作用。“侨兴行”等商行实际上成为中共地下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与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特殊时期发挥着特殊作用。

而今，“香港秘密大营救”80年过去，重拾历史话题，研究探讨“侨兴行”等商行发挥的作用，几多史料待挖掘。如“侨兴行”在韶关、老隆发挥的掩护转移作用？为大营救支持多少经费？还有协助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等史料。由于当年亲历者、见证者基本都去世，街道建筑物拆除改建，给挖掘工作带来诸多困难，或许永远地湮没在历史之中。

“香港秘密大营救”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行动，为争取最广泛的爱国人士参加抗战和赢得最后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评价:“这次营救，及时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进一步密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患难与共的关系，维护、加强抗日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梅州属下梅县、兴宁、大埔等县的地下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在“香港秘密大营救”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一大批梅州籍人士参与了“香港秘密大营救”行动。如“香港秘密大营救”负责人连贯;地下党员郑展、廖安祥、陈炳传、胡一声、温康兰、张直心等;民主人士张文、李伯球、丘克辉等;爱国华侨(港商)杨竹南、杨卫南等;国民党爱国将领赵一肩等; 国民党爱国政要罗翼群、李世安等，他们在不同时间、地点，发挥着各自不同的积极正面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 秘密大营救》《陈启昌自传(手稿)》《纪念陈启昌》《忆韬奋》《作庐里的故事》《虎穴抢救》《乔冠华传》《韬奋评传》《廖安祥纪念文集》《梅州赤子丘克辉》《连贯同志纪念文集》《胡一声的传奇故事》等。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