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歌  摄）

与北方相比，南方的冬日是短暂的，这对劳碌了一年的庄稼人来说，无疑是一段难得的较为轻闲的时光。而在我的生活词典里，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找不到“轻闲”二字。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旧时，农民种庄稼大多施用农家肥。为了指望来年有个好收成，每到冬闲，村里的老人们每天都会起早贪黑去四处拾粪积肥。我们家的这项“光荣任务”，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每天天不亮，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之中，我不得不睁开惺忪的睡眼，强打起精神，无奈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空着肚子，打着赤脚，挎着粪筐，孤独一人，胆战心惊地走在死一般寂静的山间小道和田间小路上。

冬日的清晨，田野上满目是花白的严霜，赤脚踩在上面，犹如刀割似的生疼，冷风习习吹来，周身打起阵阵寒战。我像贵州手艺人“上刀山”那样，一步步艰难地朝前走去，不时睁大眼睛，扫视着脚下和道路两旁，只要在蒙眬中发现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不论是牛屎、猪屎、狗屎、猫屎，还是人屎，只要是可以当作肥料的粪便，我都会迫不及待地走近去，一个不落地将它们拾进粪筐里。

但是，也有百密一疏看走眼的时候。一次，一条足有一米多长、毒性很大的赤练蛇盘踞在路旁，晨曦中褐红色的蛇盘缩在一块看上去酷似一坨牛粪，我不假思索，欣喜地走过去，操起粪夹就要将它拾进粪筐里，不想受惊的赤练蛇猛地蹿起，向我发起攻击，毫无防备的我，被它吓得毛骨悚然，胆战心惊，若不是我当时跑得快，非被它咬上一口不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次虽侥幸没有被它咬着，但每每想及还是心有余悸，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别说是早晨出去拾粪，就是大白天出行，我都不敢往那条路上走，生怕再碰上那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毒蛇。

一般情况下，每天早上出去，走上一两个小时，二三十斤的粪便总是可以拾到的。当我挎着满满一筐臭烘烘的肥料回到家里时，一家老小，还懒洋洋地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没有起床。

撂下粪筐，不等歇口气，我又马不停蹄地要忙着去为全家人挑水、做早饭。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月里，我们家冬日的早饭几乎都是吃番薯，所以做起来还算简单，但洗番薯却是一件令我十分头疼的事情。

番薯从地里起出来后，通常都是堆放在室内一个墙角里，为了便于保存，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草木灰，什么时候要吃，再从草木灰下面扒出一盆来，端到房前不远处的池塘边，将粘在上面的泥土和灰尘清洗干净才能下锅。

地处亚热带的粤东北山乡，冬天少见落雪，但每当西伯利亚寒流袭来时，池塘里也会结上一层薄薄的冰。清晨在零下的池塘里洗番薯，冰冷的池水刺骨钻心，一双小手很快就冻得像面前那盆正在清洗着的番薯那样僵直生硬，继而那双麻木得不听使唤的小手，又肿胀得像刚煮熟的番薯那样紫里透红、皮肤发亮。一两天后，手上便裂开了一道道小口，鲜血潺潺，生生作痛……整个冬天，我的那双手，皲裂得就像鲁迅笔下闰土的那双松树皮似的手一样粗糙干皱，直到来年开春，待皲裂的皮肤一片片脱落掉。

在我的少年时代，到底在这样的严冬中吃了多少痛苦，受了多少罪，现在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无论你经受了多少痛苦和艰辛，既不会有人怜悯、心疼，更不会有人替代、帮撑，只有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煎熬中忍受着痛苦，在痛苦中忍受着艰辛！

我个子矮小，八九岁时还没有水桶高，就已超前担负起给家里的水田旱地施肥、浇水的任务了。记得我九岁那年的夏天，家乡发生了连六七十岁的老人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严重旱灾，接连好几个月老天都没有下过一场雨，村里的池塘干涸了，稻田龟裂了，山边的旱地干得冒烟，不要说浇灌庄稼，就连人畜饮水都成了问题。为了生存，各家各户在村前两片已经干得底朝天的池塘里，挖了大大小小一米多深的小水坑，从中取一点地底下渗出来的水用来洗衣、做饭，抑或给自己家的小菜园子浇灌，这又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新的工作负担。

每天天还不亮，婶婶就像《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那样将我从床上赶起来，让我挑上水桶，一担一担，艰难而吃力地从池塘的水坑里先把家中的大水缸挑满，然后再去浇灌菜园里那些干渴得快要蔫巴的南瓜、豆角、芋头、番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每天至少也要来回挑上十几担，才能回家吃早饭。（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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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