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骑楼：海国梦华 客侨余韵

●李锦让

梅城骑楼老街上的西洋风格建筑之一。（李锦让 摄)

梅城骑楼老街西洋风格建筑之二。（李锦让  摄）

 笔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在梅州境内，几乎所有当年下南洋的水路口岸城镇，都有骑楼建筑存在，比如梅县的松口，大埔的高陂、茶阳、百侯、三河，丰顺的留隍等等，当然，比较集中和有代表性的当属梅城江北老街和松口老街。其中，江北老城的凌风东西路骑楼式传统商业街建筑群，始建于民国21年（1932），全长1005米，街区内多为中西混合式建筑，其余分布在中华街、中山路、辅庭路、仲元东西路等“五街二十巷”，其间还保存有众多客家民居。骑楼一般为商住一体，一层为店铺，二层以上住人，楼高以三四层居多，也有更高层的，沿街部分二层以上出挑至街道红线处，用立柱支撑，形成内部的人行道，这就是骑楼的建筑特征。梅州的骑楼老街目前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徜徉其中，你能领略到20世纪30年代“清明上河图”式的客家风俗画卷，这里见证着嘉应古城最近一百年来的沧桑变迁，也浸润着梅州客家人厚重的“下南洋”奋斗史。她们独有的建筑韵味和绰约多姿的风采，长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海内外游子前往观瞻。走在这一条条穿越古今、融汇中西的骑楼老街，如同品鉴一壶醇厚的老酒，泛化着浓香的格调，氤氲着岁月的悠长。

2023年以来，笔者欣喜地看到，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嘉应古城的保护性开发，以“打造凌风路步行街、激活沿街店铺，改造连街古巷、盘活背街房屋”为重点，以凌风路为轴心，西起油罗街中山街、东至望江楼、南起金利来大街及剑泰路、北至仲元路的“5街20巷”为核心区，努力构建全市乃至全省最具主题性和独特性的客家文化全景体验地，打造城产融合发展的客家特色创新驱动活力区，这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复兴古城文化的一大“善政”。

 骑楼，顾名思义，是“骑”（跨）在人行道上的楼，是一种起源于近代的商住两用建筑形式，“骑楼”这个名字描述的是它沿街部分的建筑形态。随着年代的推移，骑楼已经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和亮丽风景线。从骑楼老街的建筑构成来看，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底层铺廊及立柱，二是二层以上楼身及外立面装饰，三是楼顶建筑。那么，骑楼这一独具风韵的建筑形态设计原理是什么？笔者查考资料得到以下几点“缘由”：

其一，物候因素。岭南地区多雨，梅州地处岭南，亦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夏日长、气温高，雨水丰盈集中，骑楼可以为过往的行人提供避雨的长廊。无论是从与人方便的角度，还是招揽生意的角度来看，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其二，空间因素。骑楼的建筑形式，可以有效扩充上层建筑的内部使用空间，从而达到提高建筑容积率的目的。据彭精一所撰《一九三二年梅县拆城记略》一文载：1931年，彭精一先生任梅县县长后，时有拆城以利交通之议，故于1932年将当时的城墙基本拆去，在寸土寸金的城基地址上先后筑得骑楼店铺一千余间，一时间海内外侨民分批次踊跃投标认购，很快售罄。其三，文化因素。相对内陆省份而言，包括梅州在内的岭南地区，很早就开始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了。梅州有史可载的最早侨民是宋末元初的松口人卓谋。他在随文天祥抗元失败后即乘船漂泊至婆罗洲定居，拓垦荒地，开村立业。明末清初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的清中晚期，又有大量梅州客家人在松口古镇的火船码头坐船顺江而下，过潮汕再下南洋谋生，并开枝散叶至五大洲四大洋，梅州由此与西洋、南洋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因此，岭南地区的传统建筑，往往吸收了很多异域的建筑风格和施工技法，不少在海外发家致富的梅州华侨返乡后都会把海外建筑装饰设计风格引回家乡，融合客家民居传统建筑理念后建成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家宅或商铺。

细究骑楼建筑的起源，笔者认为可概括为两种观点：

一是“南洋舶来”说。持这一派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骑楼是欧陆建筑与东南亚地域特点相结合的一种建筑形式，由于其建筑的商用方式特别适合岭南亚热带气候，从清末民初开始，随着下南洋商潮的兴起，在我国香港、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地兴盛起来，尤其在城市的商贸集中地带，出现了不少独具风情的骑楼建筑群。一般称其为Veranda Colonial Style，直译为阳台殖民样式。跟殖民行为息息相关。Veranda的最初发祥地目前没有定论，不可考证，但后半段比较清晰。根据日本建筑史学家、建筑师藤森照信先生的研究，亚洲地区最早出现Veranda是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掌握出入亚洲主导权之后，于印度首先设计出骑楼样式的建筑，此后传播至东南亚以及中国广州、香港、上海，日本长崎、横滨等地，并由此在晚清民国的岭南地区普及开来。

概而言之， 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具有近现代意义的骑楼最早起源于印度，是英国殖民者首先建造的，称之为“廊房”。笔者在查考中发现，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骑楼建筑始建于1878年，香港殖民地政府为改善居民拥挤的住宿情况，颁布了《骑楼规则》，并开始建造骑楼；此后十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香港得知骑楼的功用，便参考西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香港的经验，建议在广州兴建类似骑楼的“铺廊”；1918年，广州政府开始鼓励兴建骑楼，骑楼由此正式进入我国大陆地区的建筑史。从20世纪20至30年代起，骑楼开始由广东辐射到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兴起了一股“骑楼”潮。

二是“岭南土生”说。两千多年前，在岭南地区（岭南指的是南方五岭以南，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四省边界处）被中原称为“百越”的土著民族，他们居住的房子以杆栏建筑为主，这种房子搭建在木桩上，上层住人，下层架空，作为圈栏豢养牲畜或放置杂物，这是地理环境使然。由于南方地势卑湿，瘴气凝聚，虫蛇猛兽又多，所以不得不筑“巢”而居。在漫长的历史考古发掘中，岭南地区不断发掘和发现了西汉、东汉的杆栏式陶屋以及陶仓、陶囷等，其造型与骑楼几乎同出一辙。从宋代开始，江南地区的城市也陆续出现了“檐廊式”的商业街道，在炎热多雨的岭南地区，檐廊成了一种盛行不衰的建筑样式。因此有专家学者推测，两千多年前的杆栏式在岭南地区被一代代传承发展下来，在近代特别是晚清民国又糅杂了西洋和南洋的建筑装饰风格，从而形成了今天极富中西混合特色的骑楼建筑。

笔者以为，以上两种观点都各有道理，虽能自圆其说，但也缺乏足够的学术证据推倒另一方的观点。骑楼建筑本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实际上很难说清起源于中方还是西方，但毋庸置疑，今天的骑楼建筑已成为“岭南文化的十大名片”之一，当然也是世界客都和嘉应古城的重要城标和客侨文化的象征。

 如笔者前文所述，骑楼一般分楼顶、楼身、底层三部分，其建筑设计可避风雨防日晒，特别适应岭南亚热带气候，而且骑楼立面外观虚实对比强烈，空间层次强，能丰富沿街景致，不但有效地满足商业活动的需要，还可弥补室内空间的不足。总之，骑楼冲破了单门独户的束缚，变成市民的共享空间，体现出相互尊重的现代城市意识。自在闲适，温馨亲近，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骑楼老街，已成为梅城江北商业区中品茗、聊天、纳凉、会客的绝佳去处。

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近百年前的梅城骑楼建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略显局促，又或者由于商住一体人口密集的缘故，管线凌乱、交通拥堵，显得嘈杂和几分脏乱差，但无论如何，骑楼作为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体，显示着历史建筑的特有风貌，犹如城市的一张特色名片，每天生动地演绎着嘉应古城那充满“烟火气”的市井故事。

漫步骑楼老街，尤以中山街、中华路、东湖路、凌风东西路、仲元东西路为代表的“前商店后作坊、楼上寝室楼下商铺”的组合方式，连排数百间带有浓郁岭南特色的骑楼式商铺，淡黄色的墙体、西式风格的柱式、红黄蓝色玻璃装饰的窗扇和波浪式窗檐，以及华丽的壁拱、纹饰，无不充满着浓郁的民国南洋风情。山花和楼身的设计有哥特式，也有巴洛克风格，还有古罗马的装饰特征如罗马柱、卷曲花纹等，整体外观杂糅了希腊神庙式柱廊或罗马券拱式柱廊以及传统中国式柱廊风格，西方柱式的风格则有多利克或塔司杆的元素，爱奥尼或科林斯的风格则较少见到，整体建筑设计明显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比如墙体多是中式清水砖材料。此外，在月宫巷、珠条街等，也散布着一些具有一定保存开发价值的中西合璧民宅。

略感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多次重修或统一门牌店招以及外观粉刷修葺，不少原有的柱体或墙体的装饰花纹已被覆盖或改样，部分建筑原汁原味的民国南洋风受到了影响。但值得肯定的是，2023年以来，部分街区重新布置了具有民国风情的霓虹灯等老字号招牌。每当华灯初上，游人如织，仿若置身“小香港”或“夜上海”的感觉。在不破坏原有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做一些复古民国风的“微改造”，笔者认为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令笔者担忧的是，梅城的骑楼老街由于建筑年代久远，存在系列结构安全问题，有些建筑需要进行适当的加固维修。由于骑楼是砌体结构，存在自重过大、强度低、整体性差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其长期使用会逐渐形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或许需要今后采取基础注浆加固和外置粘钢圈梁结构造柱法，才能有效提高构件强度和砌体整体性，以此来修复损伤，排除隐患，延长骑楼建筑的寿命。

笔者在查考老梅城商业史料时得知，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老梅城的商业街区集中于西门外和南门外一带，中山路和凌风路，纵横交错贯通其间，北通梅石路和梅正路车站，南接直达下市的凌风东西路，商门栉比，营业鼎盛，当时有广东省银行梅县分行、农民银行梅县分行、中国银行梅县分行，以及规模较大的百货公司和各式各样的商店，应有尽有。旧时的凌风路街区南濒梅江河、西临程江河，水运便利，商贸发达，是商品流通最重要的集散地和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从织篾、挽面、钉屐等老行当，到制衣、典当、百货等各种行业应有尽有，百姓进城采买必定要到凌风路街区，当年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让人记忆犹新。

20世纪30年代梅城十字街骑楼商铺。（青春照相馆供图)

1948年的梅城骑楼街道人头拥挤。（青春照相馆供图)

琳琅满目又各具特色的门牌店招，是民国时期梅城骑楼商业街的一大特色。这些商号字眼多为吉利含义，且有规律可循。如体现数量众多，用“万、元、丰”；体现事业持久，用“长、恒、久”；体现规模巨大，用“元、泰、洪”；体现万事吉利，用“瑞、祥、福”；体现发展顺利，用“亨、和、协”；体现公平信用，用“信、义、仁”；体现生意兴隆，用“隆、昌、茂”。当然有些商号还有如下规律，一是店名与地名结合，二是店名用店主姓加吉祥词，三是用店主姓名作为店名牌匾。一个店名往往能保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败，世代相传，它无疑是梅城商业史的一个缩影，其间多少沧桑事，都留作记忆待追寻。

据一些“老梅城”回忆， 以前的梅城老中山路盐仓巷附近（后迁至十字街右转弯处，即后来的建梅商行附近）曾经由三角地上坪村人爱国华侨邓树南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创办了梅县第一家私人钱庄——大生银庄，他亲任总经理，还在香港、汕头、兴宁、印尼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对沟通侨汇和国内外汇兑业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鼎盛时期还曾发行钞票流通市面，后因军阀敲诈和分支机构负责人携款潜逃事件而随之破产关闭。另外，在中山街有楼高四层的朱氏“致安堂”大药房旧址，该大药房为富商诗人、雁洋堡桥溪村人朱芷秀所创办（朱芷秀又作芝秀，原名湘源，又字兰芬，号沅父，生于1876，卒于1938年。故居为桥溪继善楼，其少读诗书，极富文采，后弃学从商，在广州、梅州、香港、荷属东印度爪哇岛即今印尼均有产业，可谓盛极一时。经商之余，与侯过、古直、饶芙裳、廖道传等文人学者多有交往）。此外，中山街还有中国银行梅县分行旧址，中华街有梅县工商联合会旧址。

中华街原梅县工商联旧址。（李锦让 摄）

抗战爆发后，梅城出现炒买炒卖之风，尤其是在各大城市及香港、澳门相继沦陷后，该风愈演愈烈，一直持续至梅城解放前夕。那时梅城炒买炒卖的商品一般都是黄金、白银、棉纱、西药、外币（港币、美钞、叻币，这里的叻币就是新加坡币，我国侨民旧称新加坡为叻埠）等几种商品，而以黄金的炒买炒卖为最大宗，行家、市民、公务员、农民等都有参与。当时炒买炒卖的地点在凌风西路南门的“李源发”“黄洋兴”“蓝元裕”“杨学商”等金店门前一带（即原梅州商场一带），每天炒家、经纪人摇唇鼓舌，人头簇拥。炒风持续到梅城解放前夕。

民以食为天，客家人一贯对饮食都是非常讲究的。抗战前后到梅城解放期间，梅城老街也有不少酒楼食肆。这些酒楼有旧社会就很出名的“李长春”和“钟协成”。他们都充分利用和发挥所占地形的有利优势进行经营，如当时这两家老字号都开设在梅城凌风东路靠近梅江河边。店家用竹篓装着活鱼放在店后河里养着，可以由顾客随点随做。他们做出的“鱼三味”（鱼头煲、红烧鱼腩、红烧鱼皮肠）味道鲜美，风靡一时。抗战爆发后，由于广州、汕头相继沦陷，有不少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来梅城避难，因而随之也迁来了不少酒楼茶馆。当时在梅城东湖路就新开一间“奇珍”大茶座，使得梅城饮食业更为闹热，整个老街商业区经常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对于嘉应古城的历史， 笔者以为，“百年历史看骑楼街，千年历史看大觉寺”，读懂了骑楼老街，你就读懂了梅州的“半部客侨史”。当然，如果要读懂整部梅州的客侨史，那么，下一站必是“南洋海丝路，客侨第一镇”的千年古镇松口……

编辑：罗欢欢

审核：张英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