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报》办报旧址

晴天霹雳雷轰顶

1945年9月，日军已经投降。带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父亲返回河源黄村恢复党的组织，担任中共河源县委书记兼中共后东特委机关报《星火报》编辑。正当父母满怀革命激情并肩投入火热斗争生活的时候，1945年11月1日，父亲在由河源板仓出发到儒步执行任务时，在五华双头圩被国民党反动乡长黄茹吉的马弁黄鬼头残杀，英勇牺牲了。

父亲为革命牺牲的噩耗传来，无异于是一个晴天霹雳，猛然间把母亲的心震碎了，把我们这个幸福温馨的家给震垮了。父母他们认识才三载，结婚才二年，我还不满一周岁，母亲才20岁，我们一家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万恶的敌人就夺去了父亲年轻的生命，撇下我们一对孤儿寡母，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由于斗争形势紧张，为了我们母子安全，也为了更好地抚养和照顾我，中共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青年部长卓扬等领导同志多次找母亲商量，动员她回“工合”工作。但母亲谢绝了党组织和领导的善意关心，坚决要求留在游击队工作，决心要为我死难的父亲报仇！

后东特委主要负责人

就在此时，父亲生前的战友、五华横陂老乡、在老隆“工合”联社担任总经理的我地下党的负责人——陈景文（人称“阿陈伯”），听说我奶奶因家庭矛盾急火攻心得了严重眼疾，已无力继续照看和抚养我，于是他提请梁威林、黄中强、卓扬等中共后东特委领导研究决定，准备将我送到骆联辉（骆越康）叔叔家里，由他母亲代为抚养。

组织上之所以决定将我托付给骆家，因为骆叔叔40年代初便是中共和平县委的领导人，我的父母亲在和平“工合”工作时就与他相识，他的老家在和平东水大坝，是我党地下交通站和堡垒户。他们骆家全家人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同志和游击队员。阿陈伯在和平从事地下党活动时，常到骆家落脚，对他家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家不仅政治上可靠，经济条件也相对比较好，而且骆的母亲为人善良，忠厚朴实，又特别喜欢孩子，认为将我托付给骆家寄养最为合适。母亲非常感谢组织上的真诚关心和周密考虑，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

几天后，阿陈伯派我叔叔薛标陪我母亲，回五华老家去接我。到了老家，伤心的母亲看到年迈和被疾病折磨得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奶奶和面黄肌瘦、神情委顿的我，想想往日同自己休戚与共、恩爱有加的丈夫已不在人世，真想抱着我放声大哭一场。可是，为了不让奶奶知道她心爱的儿子已经牺牲的消息，不使处境已经十分艰难的奶奶增添雪上加霜的痛苦，她只好克制住自己痛苦的感情，压抑住内心的悲伤，强打起精神，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善意地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她和我父亲都在韶关“工合”工作，那里条件较好，他们决定把我带到那里去生活，这次她是来接我去韶关的。奶奶满脸愁容、老泪纵横地向母亲诉说了家里情况的变化，说她眼睛不好，不能很好地照顾我了。她同意让母亲把我接出去抚养，说这样对我的成长有好处。

中共后东特委文秀塘会议旧址

这是母亲今生最后一次回到我的老家五华古高塘，她这次回去在家住了三四天时间，除了给我添置了一些必需的衣物外，还给奶奶买了毛巾、鞋袜、衣料等一些当时缺乏而又必需的日用品，就带着我匆匆离家上路了。临行前奶奶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深情地说：“你们出门在外要特别当心，注意安全，有时间和运林（父亲的小名）带惠群常回家来看看。”可怜的奶奶此时哪里知道，她心肝宝贝似的大儿子已经为革命捐躯，再也回不到她的身边了，儿媳和孙子这一别也不知还能不能有机会再次相见。

母亲把我从老家接出来先住在老隆“工合”的宿舍里。这一夜，我幸福地偎依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像往常一样睡得特别甜、特别沉。可我哪里知道，刚刚失去父亲的我，明天又将离别母亲，到一个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家里去寄养。而此时的母亲则思绪百结，心如刀绞。“儿子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能适应吗？骆家奶奶会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疼爱他吗……”一个个疑问，一个个焦虑，在母亲心里七上八下，总觉得此时将幼小的我送到别人家寄养，既对不住我这可怜的孩子，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可是，在这兵荒马乱，居无定所的恶劣环境下，为了我的安全成长，也只好暂且如此。想到明天母子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这一晚，母亲愧疚地紧紧搂着我，和衣斜靠在床头上，一夜未合眼，彻底失眠……（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

——“文化公园”投稿邮箱：mzrbwhgy@163.com

2024年3月25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