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时期灾民在汕头“存心善堂”等待施粥

●江连辉

1943年（癸未），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当时广东除粤北及一些山区外，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当年春，广东大旱，粤东大地赤地千里，无法耕种，米价飞涨，民不聊生，农民逃荒要饭，卖儿卖女者甚众，特别是日伪统治地区饿殍遍地，全省因灾荒致死者达300万人，相当于当时全省总人口的1/10左右，是广东有记载的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灾害。据《广东省志·自然灾害志》载：“在梅县，夏旱……米价飞涨，一担由一千余元涨至五六千元（旧币），人们挖硬饭头、观音粉充饥，松口、丙村饥民抢米，饿馑载道，县人向江西逃荒，弃子鬻婴，病毙途中触目皆是。”当时一首民谣：“千记万记，民国三十二，一元买米三两三钱二。”粤东百姓称之为“癸未年大饥荒”，也给灾难深重的五华人民造成了巨大灾害和损失，许多人仍闻之色变，心悸不已，成为挥之不去的饥荒梦魇记忆。

癸未年（1943）也是五华劳苦大众最悲惨的一年。此前一年（1942）秋季，各地庄稼爆发虫患，到处啃食禾苗，导致该年秋造禾苗枯叶槁，未结谷子，邑内农人，普遍歉收。转年（1943）春初，天气大旱，旱期达50多天，天天刮大南风，且风烈日厉，气候炎酷，骄阳似火，溪涧断流，田土龟裂，秧苗枯死，人皆多病。至农历四月二十七日（5月30日），天才下透雨，农民到端阳节还在插秧，全县受旱田30万亩。由于久旱不雨，无水插秧，插下的禾苗也因缺水枯死，致使早稻失收，粮价飞涨。尤于锡坑至“上山”（五华南片，下同）一带最为严重，琴江断流、河干地裂。干旱地区安流吉程乡，贫困百姓赖以生存的1350亩“望天田”颗粒无收。耕作条件奇差的大都乡耀山塘（地名），遇此天灾，更是不少百姓卖儿鬻女，被迫背井离乡。是时，当地有民众唱谣曰：“耀山是个衰地方，唔系大水就大旱，天晴就吃卤碱水，落水就吃浑泥浆，有女莫嫁耀山塘！”

灾民居住的茅棚

不少地方旱造绝收，不法富户高利放账，无良粮商却囤积居奇，导致谷价暴涨暴跌。此时，安流、水寨、横陂、华城等地的谷价，2月，每石谷450元（国币，下同）；5月，每石谷涨至2500-2700元，市场上3斤猪肉换1升米（2斤），比正常年景1斤猪肉换3升米，相差9倍；7月，夏收时每石谷又跌至500元左右。当时锡坑有为富不仁的大户，趁青黄不接，穷人断炊之际，乘机高利贷剥削，借稻谷一石，折合当时货币偿还，仅一个月时间，便可获利四五倍。为了生存，广大饥民不惜把自己的田地和财物，廉价抵换粮食度荒。有的灾民以田典谷，典期满无法赎回时就被迫卖断。安流半径乡农民陈桂清，4月向地主陈大新借谷1石5斗，每石折款2400元，每千元计息1石，共需息谷3石6斗。夏收后，谷价下跌，每石500多元，陈大新以550元计算，母本折谷6石5斗4升，加息谷共10石1斗4开。陈桂清无法还清，被迫将仅有的3亩田抵债。广大民众糠菜当粮，采蕨叶充饥。先是吃家里的番薯、木薯、米糠、番薯叶、番薯藤，接着是上山摘野菜树叶，如猴头、菝葜（马甲头）、赤蕨、黄麻叶、土茯苓（硬饭头）、马齿苋、山芋叶、盐霜柏、蘖苋菜、“鬼点火”等。山间田头野菜野果野草，只要是能填肚子的，都被弄来充饥，不少人因腹泻拉稀致脱水，或消化不良导致肠梗阻活活撑死。因饥荒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数不胜数，不少家庭全家被饿死，成为“绝户”，许多村庄十室九空。有些人当天还去帮忙掩埋别人，次日也被活活饿死。水寨员瑾村有700多户人家，除地主富农以外，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吃糠头、野菜、树叶过日，全村有12户卖儿子，178户卖田，29户卖屋，71人饿死。横陂马汕下，全村饿死43人，无良地主趁火打劫，拼命放高利贷，竟对农民妄言说：“你兜（你们）就会饿死了，今天我不发横财，还等何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逃往江西、福建等地8050余户，1.7万余人，饿死3650人，五华各村寨顿成人间地狱。当时，安流农民传唱一首山歌，道出了当时的悲惨情景：“想起当初癸未年，正月粮价二百元，四月贵到二千五，十家九家断火烟。”

1939年6月，潮汕沦陷后，日军在沦陷区实行血腥统治，渔民被禁止出海，商业外汇及进口粮食周转，均告中断，日常供给物资奇缺。罕见的旱灾，使粤东的潮汕、梅州等地雪上加霜，转瞬间陷入粮食紧缺的人道主义危机。1943年5月3日，广东国民政府省主席李汉魂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联名电请蒋介石饬令湘赣桂急速拨粮济粤灾。5日，电旅渝粤人孙科、邹鲁、吴铁城等“促请委座核准救济办法”。7日，又电桂赣闽湘当局从速拨粮，并允许粤民入境自由购粮。9日，梅县松口数千饥民在鱼子坝拦截、哄抢运送11.3万多斤大米的官商船。消息传到五华后，地方上的社会秩序更是一片混乱。此时，一边是卖家哄抬，一边是民众慌抢，街坊亲友行人，逢人便问买米没有，家里存粮多少。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五华县政府则忙于战时事务，受制于官商勾结，对县域辖区内发生的天灾、人祸无力顾及，听之任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广东电政管理局局长的李大超，因公抵兴梅等地，闻讯返乡，期与地方人士共谋救灾，得知高利贷十分严重，乃召集当地士绅、富户、粮商召开紧急会议，提出降低借贷利息，并设法赈济灾民，除表示愿将自己家中借贷出去之粮钱，按乡绅会议决定以最低利息偿还外，即劝说五华籍在外军政界服务有影响力人士及在乡大户，节制在乡家人，借贷利息控制在30%以下。还发起成立锡坑救灾委员会，组织群众起来打倒高利贷者，印发宣言，向社会散发，以广大群众的压力，迫使富户粮商服从决议，做到低利借贷。同时专程到兴宁专员公署，商请国民党粤赣闽边区总司令香翰屏并请中央粮食部部长徐湛，火速拨粮救灾。结果由兴宁分水陆两路，仅运粮数万斤来县，草草施给30多万灾民度过灾荒。无能为力的国民党政府救灾行动，对灾民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僧多粥少。

在国民政府五华县公署门前乞讨的灾民

伴随大饥荒而来的瘟疫，则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是年夏秋，东江各县及潮汕地区，饥荒严重，霍乱大流行。潮汕难民大批涌入，络绎不绝由水、陆两路经五华逃荒至福建、江西等地，带来霍乱瘟疫传播的大流行，逃荒路上，沿途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载道，白骨累累。“上山”的梅林优河乡发生疫症38例，死亡13人。“下山”（五华北片）的水寨圩也霍乱大流行，死亡者很多，集善堂（慈善堂）施棺木百余具。到了次年（1944），安流圩霍乱开始流行，圩镇街头巷角常见死尸，一度畸形繁荣的圩镇惨不忍睹变成了“人间地狱”。

百年未遇的荒灾，给灾难深重的五华人民带来严重的人道灾难，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这一时期因天旱、饥荒、疫症、战争等因素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据《五华县志》记载：1942年，五华全县总人口58710户329378人；1945年，全县总人口58575户321147人，短短3年期间共减少135户823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负增长，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癸未年大饥荒，这段被岁月尘封亘古未闻的灾难历史，弥漫着人们血与泪的辛酸，成为留在五华人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

参考书目：1.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自然灾害志》，2001年2月出版；2.五华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五华县志》，1991年6月出版；3.台北五华同乡会五华文献委员会编：《五华县事编年稿》，1992年3月出版；4.五华县委编写委员会编：《五华县志》，1959年12月印。

2024年3月25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