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家山乡的悲喜岁月——康力回忆录②

雨中灯笼花(菱歌  摄)

襁褓岌岌不安宁

母亲生下我十多天,日本兵就从潮汕向梅县进犯。为安全起见,父亲要母亲和奶奶带我从梅县乘小木船,顶着初冬凛冽刺骨的寒风,沿着梅江逆流而上,经过两天一夜漫长的航行,回到老家五华转水古高塘。

家里除了奶奶,还有一个大伯和叔叔薛标(在老隆“工合”印刷社当工人)的童养媳吴春梅。大伯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全家人的生计主要靠奶奶和吴春梅租种别人两亩田地维持,每天都靠番薯、稀饭以及自己家种的青菜、萝卜和腌制的咸菜充饥,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在老家住了三个来月。

其间,父亲抽空从梅县回老家来看过我们两回,由于时局动荡,他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不得安宁。一次,父亲前脚刚到家,后脚就有人跑来报信,说从村西头过来几个国民党保安团的人,好像是冲着父亲来的。全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准备坐下来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不想被这伙不速之客给搅了局,父亲只好饿着肚皮,拿了一床被子,急忙跑到一间牛圈的阁楼上去躲避了一宿。第二天天不亮,就悄无声息地离开我们,匆忙回梅县去了。

1945年3月间的一天,母亲突然接到父亲从梅县捎来的口信,叫她只身一人立即回梅县“工合”指导站会合,而后一起到外地去工作。当时我才三四个月大小,离开母亲没有奶吃不行。奶奶四处托人,想给我找个奶妈,没有找到,奶奶只好将家住在河对岸五星村我的满姑(当地称最小的姑姑为满姑)找来帮忙,用米糊来喂养。无奈之下,母亲忍痛将我交给满姑,她一人到梅县找我父亲去了。

可是由于形势紧迫,没等母亲赶到梅县,父亲已先行离开了梅县,到组织上安排的新地方去了。母亲没见到父亲,只好悻然返回五华老家。这时我已四五天没有吃奶了,仅靠米糊,又吃不下去,明显消瘦了很多。嗷嗷待哺的我看见母亲回来了,多么渴望能吃上她的奶水啊!可是这时母亲已经“回奶”了,不论我怎样用力,也吮吸不出奶水来。后来奶奶买来猪蹄和花生米,煨汤给母亲喝后两三天,奶水才续上了。我长大后,还常听母亲说:“没有奶水的那几天,你天天抱住我拼命地吸,把我的乳头都吮破了,很长一段时间都生疼。”

母亲回到老家一个星期后,接到父亲从老隆的来信,说他已经到老隆“工合”工作,要她带上我也去老隆“工合”上班。谁知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到五月中旬,由于东江形势紧张,老隆紧急疏散,母亲只好又带着我以及等待去东江纵队前线的蓝永康(父亲在广东南雄“工合”培训班的同学,结业后一同分到“工合”和平事务所工作的同事)、蒙之帆夫妇和韩正博等一起回五华老家暂住。

一天适逢大集,蓝永康他们到集市上买了一个大牛肚,亲自动手做了几个菜,给母亲及全家人改善伙食。不料当天晚上,母亲又拉又吐闹了一宿。第二天请来医生,看我母亲依然吐泻不止,脱水严重,诊断为霍乱。经过三四天时间打针吃药,病情才得到控制并渐渐缓解。这期间,全家人都很焦急,奶奶天天为我母亲烧香拜佛,祈祷上天保佑她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父亲和蓝永康他们,则通过同学、同事,到处打听治霍乱的药,除西医外,还请来中医诊治,十多天后母亲的病情才基本好转。半个多月后,见她能起来活动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都说她“命大福大造化大,在鬼门关前又逃过一劫,在阎王爷面前再次捡回一条命。”

因为母亲这次得的是传染病,为防止感染,根据医生意见,不得不又一次将我们母子俩分开隔离,我依旧靠米糊度日。

这次父亲从老隆请假回家来照顾我母亲,只住了短短几天。还没等母亲的病痊愈,就接到上级组织的通知,要他火速回老隆待命,准备奔赴中共后东地区武工队工作。也许他预感到此番到对敌斗争第一线去责任重大,道路艰辛,父亲这次离家与往常似乎有些异样。临别时,他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仍躺在病榻上的妻子,依依不舍还幼不更事的儿子,依依不舍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老母,依依不舍古高塘这片养育他成长的故土……可谁曾料想,父亲这一走,竟成了与我、与奶奶、与家乡的永诀!

父亲离开家不久的七月底,来信给母亲要尽快给我断奶,而后把我留在家里交给奶奶照看,母亲赶回老隆“工合”,跟他一起到后东游击队去工作。母亲得知自己能同父亲一道上前线参加革命,自然十分高兴。(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

——“文化公园”投稿邮箱:mzrbwhgy@163.com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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