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富

前 言

古成业先生历尽艰辛，辑成《古直诗文选集》，今年初给我寄来了厚达730页的样书，并请我说几句。左思右想，我觉得很为难。古直先生(1885—1959)是陶学界敬重的老前辈，除了陶渊明研究，在古体诗词创作、高等教育等方面都卓有成就。我虽然也写点古诗词，但能拿得出手的很少；对于高等教育，更是很少去琢磨。我研究陶渊明二十多年，却无法跟古直先生这一班前辈相提并论，又哪里有资格去评价古直先生？但跟其子古成业先生交往已久的黄澄先生对我说：“不管如何，你一定要为古直、古成业父子说点什么。”

黄澄先生是柴桑人，数十年任教于柴桑，酷爱九江及庐山文化，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2019年6月，他陪同古成业先生走遍庐山南北，寻访古直先生遗踪，又让我跟古成业先生见了一面，畅谈许久；又撰《太乙诸贤——庐山最后的“隐士”》《侍古公成业先生庐山访故录》以叙古氏两代的庐山之情，且对我说，文中素材可用则自由用之。如此种种，令我忽焉喟叹。

陶渊明与庐山，已经成为古直先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作为陶渊明的家乡之人，朝夕面对着庐山，常年念叨着陶渊明，哪能对古直先生不置一词？不得已而为之，且将古直先生与陶渊明作一比较，描述一下他的庐山“陶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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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国富（1966-），教授，中国陶渊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省“十一五”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带头人。曾任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现任《九江学院学报》副主编。出版学术专著《全真教与元曲》《论陶渊明的中和》《陶渊明寻阳觅踪》《陶渊明与道家文化》《庐山道教史》《元诗的宗唐与新变》等，创作《如雪的茅草花》1部，在《文献》《文学评论》及《宗教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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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日报人物版————————

▲古直著《陶靖节诗笺》

▲古直（右三）隐居庐山时，与闵孝吉、闵孝同兄弟（左）等拜谒九江周敦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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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青壮年时期的经历，向来都不太清楚。《宋书》记载陶渊明“弱年薄宦”，可以肯定他的官做得不大。但陶渊明的心是大的。《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感士不遇赋》说：“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陶渊明青年时代的“猛志”是“大济苍生”，这个“心”也够大的了。在那个群魔乱舞、苍生嗷嗷的时代，产生这种“猛志”很好理解，但将这种“猛志”变为实践行动，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陶渊明为“猛志”而奔走，饱经艰难险阻，在他留下的片言只语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他的青春热血。然而到陶渊明三十多岁以后，时局变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王恭、殷仲堪、桓玄……手握重权的一堆人物，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混战。犹如漫天的阴霾，遮住了太阳的光辉，天道沉沦，苍生哭泣。迫于儿女幼小，衣食无着，陶渊明又去做官了，然而却越做越痛苦。最终，他扔下了彭泽令的官印，登上了孤舟，返回了庐山脚下。

一千五百多年以后，庐山脚下又上演了与陶渊明相似的一段人生。1906年，22岁的古直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古直等人在梅城组织起义，光复梅县。1916年，古直为唐继尧等“讨袁护国”出洋筹饷。1919年，古直出任陆军部秘书……这一切，无疑都是为了“大济苍生”。志向很大，官职很小，古直并不在乎；他最痛心的是封建王朝早已推翻，民国早已成立，却依然是一片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自己与许多仁人志士热情投入、付出鲜血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其政治腐败“反有过于满清”，“细察南北军阀，皆是人民之敌”。面对这种局面，他失去了耐心。1920年，只有36岁的古直辞去了高要县长一职，返回乡里。朱熹评价陶渊明：“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这话用来描述辞官不做的古直，也是很恰当的。巧合的是，辞官不做的古直，居然也从一两千里之外的广东来到了庐山，在太乙峰下买山而居，做了陶渊明的邻居。

太乙峰下的太乙村，是庐山的著名景区之一。据现在的景区简介，民国时期，有广东人古直邀友人侯过、曾晚归、蔡廷锴、吴奇伟、严重等退役将军在此结庐隐居，号称“将军村”。在太乙村内，又有蒋介石、白崇禧、张灵甫、冯玉祥、阎锡山、陈诚等民国大人物的别墅。古直是一个“隐士”，为何要与这些大人物比邻而居？更何况民国时期的庐山，乃是“权贵之都”，一般人是不可企及的；当然，在山上做苦力者除外。古直先生在这里“买山而居”，很像是“政治投机”，在做一笔“政治生意”。假如是这样，深得古直先生挚爱的陶渊明老先生就会感觉到很不舒服了。有此疑问，我便留意了一下民国政要在庐山的活动时间表。1926年，蒋介石第一次登上庐山，1933年8月入住美庐别墅，1934年暑期，国民政府开始在庐山办公。然而古直先生于1921年来到庐山，1928年已经离开庐山。权贵没来，他先来了；权贵都来了，他又独自走了。有此一节，可知古直先生如同故意躲避江州刺史王弘的陶渊明一般，根本不想在庐山做什么“政治生意”，而我也就长吁了一口气，内心的纠结涣然冰释。

2

事实上，古直先生在庐山隐居，与他的好朋友侯过密切相关。《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有一篇胡希明等人写的《我国林学界老前辈侯过》说：“侯过，字子约，广东梅县人。一九一六年秋间，侯过前后在日本留学十一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学成归国，为南昌江西农业专门学校特聘为教授兼九江庐山白鹿洞演习林主任。这个地方有个白鹿洞书院，宋代学者朱熹曾讲学于此，声噪一时。侯过每年两次带领学生从南昌农专到此实习。由于白鹿洞书院的院长民国以前一向以翰林充任，人们每见侯过竹杖芒鞋率领学生爬山越岭进行实习，笑称他为‘洋翰林’。”

1920年夏，侯过途经高要，向好朋友古直大力称赞庐山的好处，还说庐山一位朋友将折桂寺的两千多亩山林送给他经营。侯过的一番夸耀，令古直对庐山向往不已。诚然，山间鸟鸣啾啾，胜过人间扰扰。时值粤军、桂军的混战再起，苦闷不已的古直遂于11月辞去高要县长之职，“拂衣径去”，邀了一班朋友，集资到庐山买山隐居。1921年2月，古直来到庐山，暂住白鹿洞书院，在独马楼买到一座荒山之后，移居独马楼僧舍，并在观音桥边的成家畈买地建房，当年冬天建成首幢房子，取名“葛陶斋”，后来又在成家畈及太乙村建成寒泉馆、隅楼、映庐等小舍。

广东人擅长做生意，而且喜欢合伙集资做生意，这是举世公认的。在古直先生的鼓动下，广东人纷纷来庐山入股，买田地，买山林。他们先是买了万寿寺一带的山林，进而又买了庐山各处的山林一万多亩，开垦了一些农田，成立了“万寿林业公司”，分为竹林区（以独马楼周围多竹取名）、贤山区（在阮家棚后面）、万杉区（以万寿寺周围多杉取名）、白鹤区（位于白鹤涧至欢喜亭之间）、含鄱区（自欢喜亭至含鄱口）、太乙区（即太乙村）六大片区，着手建造风景林和经济林，并制订了种茶计划。成家畈村民至今还说，民国时期，周边的山林、农田几乎都被广东人买下了，可见当时的盛况。

1922年夏天，古直与侯过等人发现太乙峰下有地稍平，倚山面湖，风景极佳，决定在此建设新村。做好设计之后，他们便开始诛茅斩棘，开辟山林，建造房屋，陆续建成了蓄水池、球场、图书馆、俱乐部、游泳池、事务所、岁寒阁、颐年堂、水榭、亭台等公共设施。有意于出资入股者，均可以在这里得到一块土地自建房屋。古直先生的学生闵孝吉回忆说：“食米按口供给，出自公田，薪炭取之于山，水则架竹引泉，终年不竭；菜畦瓜棚，家家可见；村人守望相助，疾病扶持，缓急可通，往还无间。”1926年7月，康有为游庐山，曾被邀到太乙村做客，有诗曰：“太乙峰头太乙村，七人筑室各柴门。”当时的太乙村宛如一处高山桃源，名声大振，几乎要与牯岭并驾齐名。

了解到这一段历史，我颇有感慨。我想，古直先生是广东人，对“生意经”一定是很熟悉的。假如他一向专治《吕氏春秋》，那么22岁就加入同盟会、36岁就当了县长的他，一定可以好好地做一笔“政治生意”。可是他并不擅长做这种生意，对吕不韦的“生意经”也没兴趣，而是听由内心的“热血”和“理想”支配，一冲动就跑到了庐山，“政治生意”也就砸锅了。之后面对民国权贵不断“降临”庐山的情况，他又“坐失商机”，没有好好利用一把，轻易地就离开了庐山，实在算不上做“政治生意”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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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直先生在庐山期间，有没有好好地经营他的“万寿林业公司”？结果又出乎我的意料。作为最早在庐山买田地山林的人，古直先生是很有希望成为“大股东”的。然而他的愿望仅仅止于有个“山居”，有一份自己的普通生活；实现这个愿望之后，他对“生意”就失去了兴趣，成天泡在诗歌里、学问里，成了一个诗人兼书呆子。

初到庐山的古直，简直就像逃脱樊笼的倦鸟。面对着五老峰如天开芙蓉，三峡涧如百万貔貅，太乙村有玉雪映梅，玉渊潭有碧水隐龙，他灵感迸发，写出了大量的山水诗，结集成《庐山樵唱稿》出版。多年的仕途奔波，使古直对陶渊明的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产生了强烈共鸣；而居住在庐山，附近就是陶渊明的故里柴桑、栗里；在这里最适宜像陶渊明一般灌园种蔬，也最适合像历代人一样效陶、和陶。有了这种强烈的感觉，古直先生便时时集陶渊明句为诗，两年间得九十余首，取“旧玩出新妙”之意，汇编为《新妙集》。

住山期间，古直咏陶诗，谒陶墓，访醉石，考栗里，写成《醉石考》《栗里考》《南村考》等文，又著《陶靖节诗笺》《陶靖节年谱》《诸葛武侯年谱》《陶集校勘记》《陶靖节年岁考证》等书。1925年，刚刚成立的广东大学（旋称中山大学）聘古直为教授，此后古直往返于广州、九江两地，潜心于治学育人。1927年冬，古直移居山北东林寺。被太平军焚毁殆尽的东林寺，此时仅剩简陋的僧寮，三笑堂、神运殿等早成瓦砾，古直先生披荆斩棘，爬罗剔抉，继康有为发现柳公权残碑于灶下之后，又“显六朝之松于连林，发初唐石刻于榛莽”，并创作了《初抵东林怀远公》《东林六朝松歌》《东林寺绝句三首》等诗歌。此后古直先生又于寺中设帐讲学，招九江弟子六人，其中三人后来颇有成就：杜宣成为剧作家、散文家、诗人，闵孝同成为江西文史馆馆员，闵孝吉成为台湾的著名教授。

1928年3月，陈铭枢聘古直为参议，古直离开了庐山。此后他也曾偶尔返回庐山，但居住的时间已经很短。离开庐山之后，古直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致力于大学教育，成了一个学问家、教育家。

我想，古直从一个热血志士变成一个教育家，一定与陶渊明的熏陶密切相关。许多人把“陶学”做在纸上，他却把这种学问做到了心里。

古直先生喜欢写古体诗，水平很高，但他似乎无意做一个纯粹的诗人。例如他在庐山，很喜欢作“集陶诗”，有《长夏酷暑与柏良老侄等游息圣泽源中》等集陶诗近百篇，又有《匡山联语》等集陶对联。“集陶诗”古代已有不少，但通常只是偶尔为之，像古直先生做了这么多的，还真是很少见，甚至是别无他人，与苏东坡作“和陶诗”有得一比。然而把陶渊明的诗句拆开来反复组装，就像拼积木一样，这到底算他自己的创作还是陶渊明的创作？算游戏之作还是严肃之作？认真研读一番之后，我觉得古直先生的“集陶诗”应该属于他自己的创作，与他其他咏怀言志之诗一样，是用以寄托胸怀、抒发感情的。如《咏陶靖节》：“称心固为好，即日弃其官。”“猛志固常在，有时不肯言。”心中之志不能泯灭，对现实乱象之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这是古直先生的真情实感，与其他诗歌着力表现的主题毫无二致。又如《陶靖节诗笺自序》：“此老之隐，庶几略发舒矣。”《陶靖节诗笺后序》：“伤己感时，衷情如诉，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诸如此类的评论，足以彰显他心中的块垒。他把陶渊明的精气神输入了自己的血液，注入了自己的心魂，久而久之，陶渊明就与他的生命浑然一体了。唉！用自己的生命去读陶、研陶，我等晚辈后生望尘莫及！

依我之见，陶渊明年轻时追求“大济苍生”，归隐后依然在追求“大济苍生”，只不过形式上有些变化罢了。前者是物质层面的、针对特定时空的“大济苍生”，后者是精神层面、超越特定时空的“大济苍生”。前者固然重要，后者亦不可或缺。因为英雄之业绩，终究属于特定的历史；历史一旦变迁，业绩便成为过往；为此必须萃取英雄之精神，将它凝聚为精神财富，让它随着不断变化的“当下”而前行，滋润后人而不已。陶渊明隐居之后，并未忘却“大济苍生”之情，而是听由它在五内奔走，如同酒曲一般不断发酵，久而久之，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即便苍生已经得到拯救，他们仍需得到关注，仍要追求幸福，因此关爱众生，以人文关怀对待他人，以人性光芒照耀他人，就构成了精神层面的“大济苍生”，它与物质层面的“大济苍生”组合在一起，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又物质层面的“大济苍生”足以拯救当下的苍生，而精神层面的“大济苍生”足以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大济苍生之人”。时运不济，无法实现物质层面的“大济苍生”，转而致力于培育未来的“大济苍生之人”，两者岂非异曲同工，具有同样的价值？辗转阅读古直先生的诗文，我觉得他也是这样想的。如《建国必成论》曰：“教育之功也，譬泥之在钧，惟陶者之所为。”明确说出他从事教育，就是要塑造理想的人格。何为理想人格？《中山大学与中山精神》曰：“余所感受中山之精神，一曰贞固，二曰公诚，三曰自由，四曰廉洁，五曰爱士，六曰好学。”具备这些品格的人，难道不是未来的“大济苍生”者？

如此看来，古直先生对陶渊明有“陶醉”之情，陶渊明对古直先生有“陶冶”之功。汉代贾谊《鵩鸟赋》曰：“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陶渊明的英雄之气是一块“铜矿石”，历经天地阴阳之冶炼而终于变成了“纯铜”。古直先生把这块“纯铜”捂在怀里，用自己的热血去烧炼，于是这块“纯铜”又变成了灼热的炭火，把古直先生身上的“铜矿石”——青春热血、英雄之气冶炼成了“纯铜”。薪火相传，陶冶不已，这不就是人类文明的强大脉搏？假如今人都像古直先生一样，乐意接受历代先贤的陶冶，又何愁不能成材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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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2日至27日，古成业先生来庐山寻访先父遗踪，黄澄先生带他参观了东西二林、周敦颐墓、白鹿洞书院、三峡涧、万寿寺、太乙村、渊明醉石、松门别墅、花径景白亭、康王谷等地，之后又特意来九江学院与我会面。我对古成业先生的到来颇感惊讶，恍惚之间，一下子就与一直敬重的前辈古直先生拉近了距离。饮酒聊天之际，我谈到了古直先生在陶渊明研究领域的成就，又表达了一种深深的遗憾：古直先生的著作，在陶渊明研究领域是很受看重的；然而相关的整理出版工作却做得很不好，有不少著作，一般人很难见到。我多次想阅读他的著作，无奈就是找不到。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古成业先生，听了我的一番话，也是感慨万千。他说，他想方设法也要完成先父遗著的整理工作。

转眼之间，四年的时光过去了，很久没听到古成业先生的消息了。当他寄来《古直诗文选集》时，我真的有些喜出望外。

面对着古直先生的著作，面对着云笼雾罩的庐山，我又一次陷入了不着边际的联想。九十九座山峰，无数条登山路径，其实也是人间之路的缩影，有人喜欢它的四通八达，因为可以自由来去；有人苦恼它的道路多歧，因为不知何去何从。对于古人来说，庐山有樵牧之路、隐居之路、求神拜佛之路；对于民国时人来说，庐山有从政之路、经商之路、扬名之路；对于现代人来说，庐山有旅游观光之路、休闲娱乐之路。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在种种现实之路中间，庐山还有一条心灵之路。这条路光影闪烁，飘忽不定，若有若无，却是古人、今人、后人都会踏足的路，也是一代代人百走不厌的路。古往今来，每个人都是心灵之路的跋涉者，又是心灵之路的开辟者。靖节先生也好，古直先生也好，都因为对这条路感兴趣，变成了跨越时空的神交，他们又借助诗文、借助思想，展现了心灵之路上的各种景色。既然如此，我也就应当顺着陶渊明这条线索，努力将古直先生在庐山所走的心灵之路作一番描述。虽然我的描述并不准确，但却相信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若无价值，后代人还是会继续描述的。谨撰小文，若有唐突，还祈请古直先生在天之灵谅解。

编辑：廖智

审稿：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