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活活｜我的大学（下）

□罗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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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罗活活（右三）参加2023东亚商务论坛东亚女企业家大会并发言。

编者按

1923年，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人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出版，成为中国文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23年的金秋十月，我们嘉应学院的学姐、曾经是嘉应师专青年教师的罗活活，也拿起她尘封多年、曾是“名记”的犀利文笔，写下了深具梅州本土特色的长篇自叙散文——《我的大学》。

作为一位早就立志“非清华北大不考”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罗活活学姐曾被时代大潮卷入社会的底层，但凭借时代红利和个人之奋斗，最终迈上成功的人生之路！这是个人历程的雪泥鸿爪，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时代的吉光片羽。此文1万3千多字，长文读来荡气回肠，其大格局和细处着笔的高境界，足以令人低徊。在嘉应学院迎来110周年华诞、客商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两天连续刊文（本版为“下”），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梅州日报梅花版
（上接10月31日7版）

3 我的老师

一个人如果含辛茹苦，却能甘之如饴，那么他对事业的追求肯定是执着的，他的职业道德是高尚的。我的中文系的老师们就是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苏格拉底说，“伟大出自平凡”。是的，我的老师平凡得不像老师，洗得发白带补丁的中山装。一人每年一丈二尺的布票可以做一套衣服，里面穿的就顾不上了！作为教师每人一套中山装是标配，十年前的中山装，原来已经穿了好多年，不当老师的时候都在劳动，那是没有机会拿出来穿的，现在要重新站在讲台上课，是何等的令人兴奋和自豪！知识终于又有用了！老师们纷纷穿上了中山装走进了教室，蓝的、灰的，半新的、发白的，都一律透出了庄严，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我们端坐在旧课桌旁，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有名没名的学校，新的旧的课桌，并不影响我们渴求知识的心情。久旱逢大雨，这句话很俗很土，我们的心情确实如此。我们很满足，对于想读书的人来说，有书读就是幸福的。

班主任刘桃方老师的家和家属在乡下石扇，他教我们的马列主义课。一天他刚登上讲台讲课，台下的同学们就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原来他衬衣的第一个扣子掉了，他就用缝扣子留下的那条线，绕到扣眼上绑了起来，就来上课了。他丝毫不理会同学们的表情，继续抬眼看前方，激情四射、字字铿锵地讲述什么是马列主义，讲述我们的党如何在千难万险中带领我们冲出重围，走向胜利。他已经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授课中，同学们很快被深深吸引，感动——这就是我的老师。

一次，到教现代文学的刘宝干老师那里，他的房子简陋得令我惊讶：两块木板拼成的床架在两张长木凳上，不够宽度的草席连床板也遮不住，大冬天连一块可以暖身的垫子也没有。我说：刘老师，你这也太冷了吧！我回到亲戚家让舅母用稻草编了稻草垫子，用单车送到了学校。就我们学生来说，最穷的也会带一捆稻草垫呀！湿冷的南方并没有暖气，盖的被子也是用了几代人的，又硬又窄呢！真想不到老师这么拮据。其实这些老师刚从田地里，从牛棚里被找了出来，他们能够重新站上讲台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其他的条件只能凑合了。

有好些老师因为被扣上“反革命、牛鬼蛇神”的帽子，家庭已经四分五裂，甚至分崩离析。班里郭同学的爸爸就是因为受不了侮辱而自尽了，几姐妹都未成年被赶到了街上流浪。所以我们的老师有一半都是单身的，抑或是从农村拖家带口来到学校，一家几口堆在一间屋子里，煮饭菜、睡觉都在那里。当然，学校有饭堂，但他们这种一大家子好几口的吃不起饭堂，好多老师都寸土不空地在房门口搭了鸡窝养个母鸡，图个鸡蛋。他们的孩子放学后会去树底下捡一些掉落的树枝来补充煤炭的不足，尽管学校是不允许的。每个老师的房间里几乎都有一个煤油炉，还好那时的煤油已经不那么难买，搪瓷盆子往煤油炉上一放，盆、碗、锅、煲都是它，煮熟了用筷子一夹就可以吃。发了工资时起码可以煮点肉补充一下，加上盐就可以吃了。这种情况其实一直延续到我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去中山大学进修时。有一次，碰到肉不要票，我也买了些肥肉，在中区的大学教师进修楼里用煤油炉熬过猪油，装在罐子里带回给家人煮菜。没有油的菜除了难吃，还特别容易饿。

那时的工资政策没有落实到知青身上，我当了七年的知青不算工龄，而我在医院的工龄才三年不够五年，所以我不能带工资读大学，记得班里带工资的也只有一两个人。幸好我母亲和丈夫有工作，负责我的学习和小孩的养育没问题。农村七年坚持笔耕没有白费，我在大学仍然坚持笔耕，因为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停地写诗歌、散文、小说，不停地跑梅江报社找文艺版的林超老师，跑在梅江桥那边的地委文化局，找山歌大王黄火兴老师。林超可是从羊城晚报花地版下放到这里的才子，在梅州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他沉默寡言，我们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和杨宏海等文艺创作班的青年成了他的挚友，我们去到报社，他的脸马上舒展开来，和我们谈文学，帮我们看稿子。黄火兴老师专攻山歌，至今我还在收集他的山歌集。他是在部队搞文学创作，转业后便分配到文化部门的，为人诙谐，亲切。我奇怪的是，一个没有读过音韵学、修辞学的人，竟然会在他的作品中把拟人、比喻、双关、歇后语等手法运用得如此熟练、精彩，令人会心叫绝甚至击掌。这些应该都是在生活中学习体会挖掘的结果吧？我们跟一雅一俗的老师从上大学到大学毕业交往了多年，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大学的老师。

学校的大门口是传达室。传达室门口有两块黑板，一块是写挂号信的，一块是写汇款单的，普通的信件放在传达室桌子上自己去看。汇款单那块黑板上老是有我的名字，如果是有两张就在名字右上方写个2，有时我没空去城里的邮局取汇款，就会出现个3，同学们好几次问我：你怎么成天那么多汇款单？谁给你寄的钱？又好奇又羡慕。我去传达室签了名把汇款单取了给他们看，一般都是2元的汇款，那都是诗歌在梅江报发表的稿酬，记得最大一笔是5元，那是一篇短小说的，还记得文章的名字叫《枫红似火》，写的都是一些“农村学大寨”之类的题材。1985年调到广东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时候，我把我在乡下七年、大学三年的写作，那一页页变成了铅字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剪下订了厚厚的一本，递给了人事处的负责人，几天后接到通知让我去报到，我先生随调，全家四口随迁。至此，我结束了大学老师的生活，变成了广东省体委《体育之春》杂志社的记者编辑，举家搬迁到广州。

任何时候你读的书，你经历的磨难，你为自己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命运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反馈给你，当你经历过努力充实并丰富了自己，从苦苦求人变得被人需要时，你就开始走向了成功。我明白在今后的道路上，应该比以前更加努力更加坚持。后来我天翻地覆般的人生变化，更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一点。唯一遗憾的是用来当成进入广州工作的敲门砖——那一大叠发表过的作品被他们清理掉了没能留下来，至今仍觉得可惜。

▲1981年，嘉应师专学校领导与中文科老中青教师合影。

▲嘉应师专女子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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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幼儿园老师当上了大学老师

在嘉应师专学习期间，我可谓是两头不误。一头是每周六在学校里埋头攻读，周六下午回家从朋友家接回孩子忙活一天，周日下午又送回朋友家去，所幸家乡办了这个大专班，在其他的城市我是没条件读的。

学校除了设置了专业课程，还有公共课，如英语、党史、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教材教学法等等。不管是专业课还是公共课，我都力求争取最好最高分。班里选了我当了文娱委员，不久学校首届学生会成立，我成为副主席分管宣传，即是学校的黑板报和中午的广播。基本上每个中午的饭都是凉了才吃，班里来自梅县雁洋的杨艳芳好像把帮我打饭当成自己的职责一样，几年风雨不改，任何时候我回到宿舍，总有一份冰凉的饭菜等着我，我的心头却是热的：多么真诚的同学情啊！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头，我作为“黑七类”的子女，在这成长的青少年时期，确实很缺乏爱。出身注定了我没资格去北京受毛主席接见，连帮助班里抄写大字报也被同学呼口号说不准；混乱使得我长期见不到母亲。她是梅县畲江中学的一位英语老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聘用为英语老师，一辈子都站在讲台上。“文革”开始后，她便被冠上重点批判的帽子。1968年高中毕业时我无法跟母亲见面，更谈不上商量，无处可安身的我只能跟着同学去下乡插队当了农民。那时我作为独生女，是不需要下乡的。插队知青不像是一些有组织的兵团有集体生活，而是同班两个女孩子一起在生产队里开了户当农民，白天晚上和农民一样拔秧插秧、锄地、割禾、踏打谷机脱粒、晒谷子，甚至使牛犁田，足足干了五年的农活。晚上摸黑回来要挑水摘菜煮饭吃，经常没有菜就用酱油拌。偶然回到我的出生地程江车上沟湖罗屋，乡亲们大呼认不出我了，黑得就像非洲回来的一样。下乡第六年，大队准备开幼儿园，选了我去当幼儿园老师，就是教教小朋友唱唱“小汽车呀真漂亮，晨风吹，阳光照，红小兵起得早；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些歌；也教汉语拼音字母和“天、地、人”等简单的汉字。在正本小学里我的地位是最低的，但不管怎样，人家已经叫我老师了，我心里快活极了！一缕阳光，一丝温情对我来说都是金子一样珍贵呢！

光阴荏苒，三年的专科学习结束了，我们要作为八十年代的第一批大学生奔赴工作岗位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师范生必须从事教育事业，不能转行。不过我们班也有几个去了不是学校的单位任职的，有人说梅县地区专员公署有个姓陈的女专员想找一个秘书，或许是我？又说地区党史办想让我去工作。最后校长陈望平说：活活留校在中文系当老师吧！我们中文系老师还挺缺的呢！就这样我留在了中文系教现代汉语。我猜得到这是廖鸿英老师的力荐。她年纪大了，要退休了，这位像慈母一样的老师，她对学生深切的爱，深深地影响了我。留校当老师，我的身份由学生转变为老师。当时学校的一切设备可以说没有，就是靠一支粉笔、一个黑板、一张嘴去教学。比较进步的是经过了三年，各科的教科书都印刷出来了，不像我刚入学时，很多老师因为没有课本，用的是讲义，是他们通过一些关系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搞到的，倒是记得英语有课本，用的是许国璋编的。

很快教育部下了命令，要求留校任教的教师必须去进修才能授课，读了专科课的要修完本科，读了本科课的要去读研，为此我来到广州中山大学进修。除了重修现代汉语外，还修了李新魁老师的音韵学、孙雏稚老师的说文解字、张维耿老师的修辞学等以前没有设置的课程，等于修完了本科。省城一年的学习，何况是名校名师，令自己大开眼界，充实了许多知识。再回到学校的讲台，中气似乎足了好多。最令我难忘的是教务长梁普卿老师，当人事部门的戴玉海主任向他诉苦：留校的学生都不上课了，一个个都跑去外面进修，学校人手不够啊，何况他们还带薪去读书，学校负担很重呢！梁普卿老师在校务会上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长痛不如短痛，等他们一年后回来，学校的教学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时候觉得命运老是捉弄人。该考大学的年龄去了乡下当农民，当农民不甘心现状，一直等到落实知青政策而回到城里，后来好歹分配了一个集体单位——程江公社卫生院当中医学徒，又回到了吃国家配给粮食的行列。第一年工资每月19元，第二年是21元，第三年是23元，好不容易熬到第四年转正每月有32元。想着自己这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年龄也快过27周岁了，在那时算是个老青年，一眼看到了尽头。干脆结婚吧！以后就在公社医院把把脉，抓抓药，空闲时还写点东西投稿，日子也就这样了。现在好不容易读上了大学，工资却没了；说是工龄不够，不给带薪上学。多么无奈，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幸好自己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努力，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这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结局，却是多少同龄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我深深地庆幸自己，也为自己的坚持击掌。小学幼儿园老师变成大学老师，何曾想过？落差何其大！

记得我18岁那年，在日记本上这样写着：在斗争的生活中，无论得到的是痛苦还是快乐，我都将引为自豪，因为我毕竟经历过了！可能我自己有了这样的心态和这样的信心才能走到今天。任何的自暴自弃都将成为终生的后悔，任何的坚持都会得到回报，不管这个回报是看得见的还是精神层面的。“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必要的过程。能以一种泰然的心态面对成功失败，才能对自己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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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学老师干起了副业

4%的录取率，对十届同时参加高考的毕业生来说，是何其少之又少，多少有志于报效国家的青年渴望能够有机会进入学堂？我作为侥幸录取的一员，深知这4%以外的参与高考者心中的不甘，他们之中或许很多人已经不年轻，但还是对大学有深切的渴望。1982年我踏进中山大学进修以后，得知他们正在推广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正是针对那些在恢复高考后，未能进入高校的青年而设计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函授，也没有电大，更没有成人高考，刚开始头两年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非应届生可以参加高考后，第三年开始大学便只对应届生招生了，一大批已婚人士被关在了门外。中大中文系发起的这个方案，就是由中山大学指定教材和教学方案，由当地大学向社会进行招生面授，中大教师下来巡回讲课。学科设置是每年考一科或两科课程，如果十门课程读完，每门课程经过中大考试合格后，可以由中山大学颁给面授课程毕业证书，相当于本科学历。这个消息真令人激动，我给系里打了电话，系书记邓士宏给了我一个任务：活活老师，这是一件好事，你把详细的计划了解清楚，现在给你一个任务，梅县地区的面授合作，一定要给系里争取到，而且要快！这个任务确实有点难——我一个地方学校的进修老师谁认识我呢？谁又会理睬我？我根本不具备谈判的资格呢！从此我只要下课有空，就尽量往中文系的小红楼里钻，希望能碰到系里的主任，终于让我打听到了系主任的名字。但我如何才能接近他呢？这时我找到了正在中大读书的一些老乡，又通过他们知道了中文系里有好几个来自梅县地区的老师。这个不奇怪，新中国成立后的那几年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谁要是能够在全国的哪一间大学里，能找不到梅县地区的人在那里当老师的，有奖。这句话已经成为梅县客家人的口头禅，是一个崇文重教之地引以为豪的口头禅。老一辈的黄海生前辈我不敢想，但是梅县人张维耿老师、蕉岭人叶新明老师我是可以接触到的，于是通过他们我认识了系主任。系主任很友善，是个想做事的人，要不然也不会搞这些额外的工作。得到了方案的我，马上在周末买了长途汽车票坐车回梅州。那时没有高速路，一级马路都是算不上的，公路工人长期在路旁工作，戴着竹笠，手持棍子接着一块木板，反复地推刮，尽量地把被车辆撒到路边的沙子往路中心推。但凡下过大雨后，路脊肯定是坑坑洼洼的，那时他们必须用一些泥沙浆去修补，黄黄的沙浆应该是沙子和石灰的混合物。全程八小时的长途汽车，我为公为私不知跑了多少次。最难忘的是一次在河源路段，车子突然停了，司机回头对我们说：“有人拦车，要凑点钱给他们，要不然可能过不去。”看来这事不是突发，司机已经司空见惯，而我们则是撞上彩啦！从玻璃门往外看去，有七八个人手拿锄头扁担，站在了车头前面。乘客有点慌乱害怕，有人已经开始往兜里掏了。我心里好生气，都什么时代了还拦路打劫？有手有脚的干什么不好，非得抢人钱财？但我的手还是下意识地往包里伸去，突然触摸到了我的记者证——原来是南方日报特约通讯员的证！这时我突然眼前一亮，我把红色记者证的封面贴在玻璃上，让司机打开他旁边的窗门，然后我坐在后面大声喊：“我是报社记者，如果你们不放我们过去，我就在报纸上登文章，然后你们这里的领导就会来调查，抓到你们。”在没有个人身份证的年代，有一份工作的人很让人佩服。农村的人出外要生产大队开个介绍信，盖个血红的印章才不会被人误会。至于个人有个红本本的工作证，那就是“钦差大臣”。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跑过来看了红色小本一眼，又跑回去了；再过了一会儿，车开动了，全车人都松了一口气。司机说：“你是哪个报社的啊？”我大声回答：南方日报的！其实我就是个通讯员，那是个通讯员证，采访用的，花名册上没有我，我都没有领过工资，只记得有一年获得过优秀通讯员的奖，那张获奖纸早就不见了！

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合作协议书终于签好了，我也已经完成了进修回到学校。系里组织了一个面授工作小组，邓书记领头，我、华师毕业的魏宇文，还有1981年刚毕业留校的办事员小W，决定了用市内的文化馆礼堂、梅州中学的礼堂、地委招待所的会议厅作为授课地点，每个地点招100名学生，晚上上课，先开现代汉语写作这两门课，老师们每天晚上在这三个课室轮流上课。招生信息在梅江报登出后，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报名分别在三个地方进行，第一个点是梅州中学的一个课室，我们4个人在课室里关上门，窗口贴上“报名处”三个字，排的队一直延伸着，黑压压的也不知道多少人。邓书记严肃地说：不管如何我们不扩招啊！系里决定了总共只招300名的。每个学期20元的学费，占了当时最大面额的拾元的人民币两张。当2000元大大小小面额的纸币堆在桌子上时，小W怯怯地对邓书记说：邓书记，这么多钱怎么办？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啊！邓书记大声呵斥：你以为我见过这么多钱吗？还不快点存到银行去！那时邓书记的工资是60多元，我刚毕业那年是39.5元，一年后领到了43元，我们又不是银行的人，也不是财务，真的没有一次见过那么多钱。一堆纸币两千元呐，长见识了！

第二天情况有了变化，300个名额第一天一个小时就报满了，没报到名字的人涌到我住的地方——不知道谁在传，说这个中大面授班是我办的，我同意就能进去。这可把我吓坏了！赶紧向系里求救，找我的人络绎不绝，有些人还提上了家里的老母鸡。系里开了个紧急会议，最后决定三个班每班扩招50人，再也不能多了，太多人的课难上啊！

我担任了县文化馆这个班的班主任，每个月班主任补贴15元，我又上现代汉语的课，每堂课15元。我美滋滋的，日子好像一下子好过了很多。县文化馆的职工有人率先买了12寸的黑白电视，天天晚上很多人拿着小凳子挤到那人房间里看；这边厢港片里霍元甲、陈真的爱国形象、激烈的武打场景看得让人热血沸腾。那边厢礼堂里人头涌动，穿工人服的、穿军服的、穿便装的，下了班就往课室涌，学习热情不可阻挡。文化馆我们是交了租金的，门房冬灵伯也负起了把门验学员证的责任。没上过大课的我，白天在校上课，晚上提高嗓门连上一个半小时的课，往往累得半瘫在床上，好久都没适应过来。这个副业有点累，也有点可爱，我挣到了钱，可以比较快速地实现买一部几百元的电视机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那些来自工农兵的学员是如此饥渴地学习，眼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的光芒。每当中大的老师从广州来巡讲的时候，那欢迎的程度更是令人感动，我们看到被批判了十几年的“臭老九”——人民教师又吃香啦！再也不会去羡慕医生——能开假条开补药；司机——能从别的地方帮你买点紧缺物资；杀猪佬——凭票才有猪肉吃，谁要是有个杀猪或卖猪肉的朋友，那是比较牛的，近水楼台嘛！几年前在卫生院工作的时候，就有个医生每天都有一副排骨提着在医院院子里晃，我们这些女孩子百思不得其解，她从哪里搞到的呀？我们的肉票都在厨房统一使用，院长决定，每周吃一次猪肉汤。每到分肉汤的时候，所有的医生护士药房等一众人，全部围到厨房的灶台旁，认真地看厨工分肉汤，肉汤分到如普通饭碗大小的饭碗里，大家会发表意见，哪个碗多点肉，少点肉，直到公认平均的时候，才会搓搓手，隆重而又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那碗肉汤端回自己房间享用。这是一周唯一的蛋白质啊！

学校知道了我们系里面授的进展情况，表示非常赞赏，校长把系主任叫去说：这次的授课很受欢迎啊！你们系带头做了一件好事！听得系主任赖绍祥边笑边点头。校长又说：收入方面嘛，系里面是要上交一部分的，我看就四六分吧！没意见吧？校长笑眯眯。没意见，我们上交四成给学校，应该的，系主任表态。不是上交四成，是上交六成，你们留四成，我还要面对各个系的老师，他们没有你们的收入多，校长和蔼地说道。啊，明白，好的，好的。我们知道后，心里有点嘀咕，他们也可以自己开课呀！话音刚落地，数学系已经在紧急地筹备开函授班、XX班了！教育的光，从我们学校普照到了梅县地区民间的求学者身上，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作为第一个成功办学的中文系的联络人，我觉得自豪！正如1985年系里欢送我离开嘉应师专时，邓书记说我们中文系为梅县地区的教育开了一个先河，说我值得表扬，说梅县教育史上应该留下这一笔，说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1985年，嘉应大学复办，嘉应师专作为前身合并了进去，我变成了嘉大校友。那时我却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梅州，追逐新的梦想去了。谁知这一别，竟使我永远地脱离了教育，离开了可爱的课室，离开了生我育我的家乡梅县。我经常会梦见自己在饶公桥周溪河边的柳树下高声朗读……我真希望时间和地点都定格在这里——仿佛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