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霭婷  摄

□林文映

梅州有“世界客都”之誉，可能海外客家人以祖籍广东梅州为最多有关。《光绪嘉应州志》有记载：“至清朝休养生息，人口繁衍，已有人多田少之患，况且二百馀年，以至清末，物力之不支，民生之日困，固其宜也……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

小时候，笔者在梅县听过一首山歌，“汕头出海七洲洋，七日七夜渺茫茫。行船三日唔食饭，记妹言语当干粮”，吟唱出客家人漂洋过海的辛酸、离乡背井的无奈，以及对妻儿的牵挂。出门难，留守也难，“丈夫抛却旧田畴，辛苦谋生去远游。三月春耕劳不得，竟教织女作牵牛”，道尽了客家娘子挑起一家大梁的坚毅以及对夫君的绵绵思念。

因为从事客家研究，笔者与台湾中研院教授黄宣卫交往多年，闲谈中得知他祖籍梅县槐岗，是移居台湾的第五代。笔者还有很多台湾朋友，包括台湾大学教授邱荣举、台湾联合大学教授刘焕云、凤凰卫视女主播曾静漪、香港台湾客家同乡会会长吴秀娥，祖籍都是梅州、惠州，祖辈赴台的历史，可回溯至三百年前。

常言道，“有太阳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先民在海外的足迹，无远弗届得难以想象。台湾、东南亚都是近的，笔者曾经飞越印度洋来到一个客家话称为“毛里寺”的世外桃源。此地位于印度洋西南方，属于非洲国家，但却与非洲相距2200公里，面积逾两千平方公里。客家人在几百年前已经登陆这个海岛，现时全球唯一讲客家话可以通行的唐人街，只有毛里求斯的路易港。

已成为历史名词的“卖猪仔”，指的正是在西方殖民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大量招募契约华工的现象。出洋当苦力在当年曾经是一门生意，在鸦片战争后尤其兴旺，取道香港、澳门的最多。梅州各县有不少乡民就是以卖身的形式被招募到东南亚、南美洲、欧洲做苦力。除了出门谋生，梅州人闯荡异域他邦的原因，还包括战乱、逃难,这也是客家人播迁海外、蔚然壮观的历史原因。

梅州籍华侨在异国番邦站稳脚跟后，与北美“金山伯”最多的广东四邑华侨一样，往往不远万里回到家乡，以婚配或继承产业为由携乡人出洋。笔者的好朋友阿慈妹、小玉姐，都是“过埠新娘”，在梅县经亲戚朋友介绍远嫁他乡。

梅州作为客都，除了漂洋过海的人流，还有货如轮转的物流。由于水路发达，梅江沿岸在梅城段形成了多个码头：油罗街码头、圣母宫码头、水打伯公码头等。当地老人钟廷允回忆，“从日本、南洋过来的进口产品会到这里下船，有海鲜、洋布、洋灰(水泥)、洋油等等，然后再运到陆上的其他地方”。赣南、闽西的土特产例如煤炭、木材、茶叶、菜甫等，会在码头中转，所以搬运工人特别多”。

旧时候梅州客家人出门谋生，主要靠“三把刀”，亦即剃刀、剪刀、菜刀。《梅州华侨华人史》的作者邓锐是笔者多年的朋友。他说早年梅州华侨华人中绝大部分是来自贫苦的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既无资金也没有专业技术，只能从事诸如商贩、店小二、洗衣、种植、捕鱼、做菜之类的职业。

笔者在马来半岛的柔佛州、森美州做田野调查，大致印证了邓锐的观点。当地客家先民在十八世纪前后抵埗时，多以种烟、割橡胶、捕鱼、烧炭、理发、裁缝、鞋匠、铁匠、金匠为业，稍有积蓄，则经营杂货铺、洗衣店、餐馆、五金店。

当然，时过境迁，崇文重教的客家人，接受了现代生活的洗礼，在金融、商贸、法律、教育等专业领域人才辈出。客家作为汉民族一个重要的民系，在红尘乱世挣扎求存，在筚路蓝缕的漫长岁月中，锻造出坚韧的生命力。

客家人有许多优良传统，是先民们生活、学习、奋斗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都知道，居住在台湾的蕉岭籍客家裔，比在梅州蕉岭县的总人口还要多。笔者相信，凭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家国情怀及拼搏精神，客家人走到地球上任何一块土地，都能生根、开花、结果。

▲2023年1月20日梅州日报客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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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廖智    审稿：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