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佳人

□吴小平

中国古代文学，其实主要是诗文学。诗是讲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于礼，有益风俗教化的。孔夫子说《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但人总归是灵性之物，要思无邪，真的很不容易。人所以来，正是淫情所果，所谓欢乐孕育，正是不太合乎“止于礼”的诗教。所以，晚唐李义山就写了好些模模糊糊的诗，写他与女道士的不伦之恋与偷情。当然也有诗评家说这些诗是写政治的，义山夹在牛李两党间，苦情难诉，以男女情事为喻。不过，义山与女道士的事是确实的。诗无达诂，诗人写诗的本原，只有他自己明白。比如有人竟将杜牧的两句名句“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释成是暗寓男根对女牝的不舍，据说还是依据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是最真实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有味道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小说，古代那些小说家或曰落魄文人写的这些东西，最喜欢的一个题材就是“书生艳遇”。一个书生，当然是穷书生，千辛万苦、衣食不继之中，忽然就碰到了一个佳人，于是佳人不计贫贱，青目垂怜，最后两情相悦，虽风风波波，却必会归于团圆。《聊斋》谈狐说鬼，是狐鬼里转出佳人，用一双桃花眼识英俊于未遇，温寒士于贫窘。一个穷书生，凭着“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文，所谓锦心绣口，如《双美奇缘》里的苏某（记不起名字了）就可一下子得到两个大美人，还是大家闺秀，宦家小姐。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不是胡说八道，就属穷文人的意淫。

更甚，红楼梦也未能免俗，也写了一个贾化——贾雨村。穷得借住在仁清巷的葫芦庙，上京考试还是甄士隐送了银子才成行。有意思的是，甄家的丫鬟娇杏无意看了他两眼，就让他激动得无法入睡，谓为“巨眼识英豪”，想入非非之下写出了“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头”的好句子。

后来，贾雨村步入官场，立马忘了仁清巷士隐先生的恩情，对恩人之女甄英莲绝不施援手，一步步往坏水塘里走，成了一条坏水鱼。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对娇杏“情似金坚”，不但娶了这个出身低贱的女子，还把她扶为正室。坏透了的贾雨村让这个丫鬟成为整部《红楼梦》人物中的唯一侥幸，享受正果的年轻女性。

更有味道的，应是中国古戏。无论南北，不分东西，一律也爱上了“书生艳遇”的故事。《破窑记》里王宝钏之于吕蒙正，那还是历史上七分真实的事情。其他包括经典不二的《西厢记》与《牡丹亭》都离不开这个套路。再其他，就大多数是等而下之胡编乱制，“书生不与佳人配，台上不成一折戏”。现代人一定不会明白，一个穷书生借萤死读，四壁穿风，偏就有漂亮贤惠的女子爱慕而来，并且不顾礼教表达感情，编这么多奇人奇事奇上奇的传奇有何意义？但古人就是爱看爱传爱听这个！当然，这些穷书生后来上者会考上状元，次者考上进士，再不济也会遇上名宦贤官，被举荐到朝廷任用。于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真是时来运转，圆满世界，五彩人生。

就是没人问，万一考不上、没贵人怎么办？

其实，不是万一，而是一万。考不上的是绝大概率。怀才不遇的也是绝大多数。佳人总不能够陪着这些穷书生拿诗赋文章当饭吃，是不是？

所以，味道归味道，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是诗比较真实。诗中书生与佳人的故事不那么多，即使有，一般都走入伤心伤情的境地。这似乎说明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大部分都没按圣人对“诗三百”概括出的“作诗”指南来创作，也说明读古代文学作品还是读诗比较可以通情。

于是，以我这个文学槛外人（借用妙玉给宝玉的帖）的看法，是否可以认定，中国古代文学中有那么多好诗，泽被后世，让读书人“浩如瀚海，正宜荡舟”，而不必作书生佳人之想，这应该不是我们的侥幸吧？

扛杉木的邱二妹

□李金书

大舅家那只樟木箱，是家里最沉的物件。箱底压着一叠旧物，年年清明，三兄弟取出来，在灯下层层展开。红布包着的，是平远县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纸页泛黄发脆，边角卷了毛边。上面没有照片，没有生卒年月，只印着三个字——“邱二妹”，旁边是四个字——“支前牺牲”。

邱二妹不是名字，是家中排行。外婆娘家在蕉岭县长潭百美庵的山坳里，旧时穷苦人家的女儿，依着排行叫二妹、三妹、细妹，娘家人唤她“二妹姑”。后来这张薄纸上的“邱二妹”，就成了她留在世上的全部名姓。

母亲活着的时候，常把我拉到膝边，指着证书说：“这是你外婆，支前去的，再没回来。”我不懂“支前”是什么意思，只记得母亲每次说完，眼眶红了，泪落下来，不抬手擦。证书原先是大舅保管，红布包了，压在箱底。每年清明，三兄弟取出来，在灯下展开。他们知道母亲一辈子没个正式名字，更知道这张纸背后是个活生生的人。大舅、四舅走后，证书交到五舅手里，还是放在老地方。年年清明，五舅领着后辈上山，红布包着的证书在儿孙手里传过，一代一代。

1951年6月，朝鲜前线吃紧，到处喊“一切为了前线”。大畲村的青壮年男子大多去了，外婆进了支前三余小队。闽粤赣边区的山里头，像她这样的女人很多，拿起扁担，挑起箩筐，运送粮食、木材。她们没有编制，没有饷钱，大多连完整名字都没留下。从泗水大畲村往蕉岭长潭码头运货，再转去前线。路线的终点，偏偏是她娘家方向。每天两趟，百余斤杉木压在肩上，日日朝着故土走，脚却从没踏进娘家的门槛。

9月天热，天没亮就出发。杉木吸饱了夜露，压在肩头，扁担咬进肩肉。翻沙虎垇的崖壁，走湿滑的山路。下山比上山更险，一不留神就坠谷。到塘步里码头卸了货，空着肩再走二十里回去。肩头磨穿了，汗渗进伤口，布衫上结着盐渍。夜里结痂，第二天又撕裂。日子久了，再硬朗的身子也扛不住。

9月3日下午，队友们陆续到了长潭码头。河面起了风，外婆抛下杉木时，脚下踩了青苔，失了重心。杉木弹起来，她弯下腰去拾，就再也没有直起来。同伴上前，血淌在青石板上。众人轮流背着她往家赶，来时并肩扛木，归途含泪抬人。当晚，外婆断了气，四十三岁。娘家偏居深山，连她的生辰都没记下。

她倒下的时候，运输线上还有无数没名字的“二妹”，弓着背翻山越岭。她们绝大多数没有烈士证书，没有墓碑，没有后人记得的名字。可那条路上，扁担声从未断过。

村长、乡干部、区公所逐级上报，邱二妹的事传到平远县政府。时任县长陈悦文批复，签了字，“烈士”之名就此定下。证书送到家里那天，没有仪式。只有十八岁的大舅、十二岁的四舅、八岁的五舅。大舅展开红布包，念给弟弟们听。三个孩子围着桌子，看着纸上母亲的名字，默默垂泪，没哭出声。大舅记得母亲在灶前添柴的样子，四舅记得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摸过自己的头顶，五舅记得母亲离家时回望门槛的眼神。人没了，只剩这张纸。村里人用她运过的杉木打了棺材，木料上还留着山风和码头的水汽。坟朝向长潭娘家那边。

后来山路拓宽成公路通了车，机器进了山。人力扛杉木的日子过去了，三余小队也成了老人嘴里的旧事。当年的少年都老了，几位舅舅识字不多，最常摩挲的，还是那张泛黄的证书。他们记得母亲的笑语歌谣，却补不上一个正式的名字。这张纸像一根细线，一头系着母亲，一头牵着后人，年年不断。

有一年清明，我陪五舅上山。他蹲在坟前，倒上一杯米酒，说：“妈，今年雨水足，山上的杉木又长高了。”那一刻，满山杉林都在弯腰，像她当年扛木的样子。

如今五舅八十多了，每到清明仍带全家后辈上坟。证书他收着，家族血脉在后辈身上延续。我随众人上坡，看晚辈拔草、描碑。当年她扛的杉木，如今成了学堂的屋梁，成了铅笔；她走过的山路，铺上了柏油；她没回成的娘家，后辈年年替她探望。外婆睡在朝向长潭的山坡上，听山风穿林，伴青山度流年。

五舅领着众人鞠躬时，我望着满山的杉林，在心里喊了一声——二妹姑，今年的杉木，格外高。

故乡的河

林庄 摄

仁居镇发现清“平远县正堂卢之侧室冯氏墓”

□冯锡煌 锡淦 增福 名文

今年春，下了一场又一场大雨，平远县仁居镇飞龙村石夹子的一处山坡，被雨水冲刷下来，泥石流、树枝、杂草里夹杂着一块墓碑。这是谁的墓碑呢？

墓碑长84.8厘米，宽51.8厘米，厚3厘米，是一块用花岗岩镌刻的墓碑。古墓碑按“生、老、病、死、苦”排列，中间雕刻着一行大写行书，“平远县正堂卢之侧室冯氏墓”12个字，刚好合“老”字，“正堂”即平远县知县，“卢”即卢兆鳌，“侧室”即卢的小老婆。其生有男孩2个，即“辑选”“镇选”刻在左边。其右边则刻有立碑的时间为“嘉庆庚辰岁孟冬月穀旦立”，也刚好合“生”字。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十月立的碑，至今已是206年的古墓了。由于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加上时间的推移，一直都无人祭祀，杂草丛生，甚至被泥土掩没了也没人理会。至今才被雨水冲刷出来呢。

据《平远县志》记载：卢兆鳌是湖南省安仁县的一名进士，其生卒时间不详。其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平远知县。他是一名清官，是为民办实事的好官，他走访全县各乡村，拜访乡绅民意、了解民众疾苦，百姓亲切地叫他“卢大爷”，久而久之，连他的真名字都忘了。

卢兆鳌来平远那年，发生了特大洪水，大水冲走了房屋和就要收成的谷子，民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他便主动捐出钱、粮，发动社会贤达、乡绅等，搭起竹棚，施米、煮粥、赈济灾民。在近城设义冢三处，收留无人掩埋的尸体。自捐一百零二千文，买田租七斗，为递年祭扫义冢之费用。在县城宝石冈办起养老院，收留孤寡、无依靠之人。捐廉银二百四十两，交库吏生息，连年佃供六石，为每月发给孤贫者费用。

嘉庆十八年（1813年），卢兆鳌将适当增加平远文武童生入学名额的情况呈报朝廷，获得批准后，参加县试的童生更踊跃，但参加考试时需自备桌凳，点名携进时，又十分嘈杂拥挤。他便发动社会贤达、县乡捐资，建考棚，做桌凳，设立稳桌1027号，散桌凳210张，坐号1042号，共2069号，解决了考试场所。

平远东石凤髻山有丰富的铁矿，为了发展矿业，增加税收，卢兆鳌除了坚持执行大宪咨部议复：“不准越采，地方官员严行查禁。”惟是大炉，必须矿炭丰足，工多费烦，时停时煽，不无一定。小炉熔生铁农具，一体按斤纳税，久经奉行，通融办理，在卢兆鳖的严格坚持下，许多私人开采和冶炼获得批准，即进行生产，产品远销当时全国四大铸造中心之一的佛山。每座炼铁炉每年纳税2两，储于县库，以备赈灾抚恤。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东省议修省通志，卢兆鳌着手组建写作班子，自任总修。廪膳生等29人为分校、采访生。修志期间，卢兆鳌“日夜伏案，校勘文稿”，史料称其“劳形案牍，实未尝一二日稍有余闲”。在写作中，艰苦努力，经过数月的整理，依类补叙，去伪存真，把相隔近百年的历史续上，写成嘉庆《平远县志》，是成立平远县治以来编写的第九部县志，共五卷15万字，其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词语精粹。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新铅印流传至今古籍库，它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为20世纪90年代新编《平远县志》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卢兆鳌离开平远后，先后升任万州、化州知州。定居广州，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明，为民办实事，组写《平远县志》。在平远任上，小老婆去世不久（籍贯、生卒时间不详），小女年龄还小，只好寄托在仁居镇飞龙村岗坊一户卓姓人家抚养。卢兆鳌卸任后，回到平远看望小女，小女又因病夭折。自己也因悲伤过度，病殁于仁居。夫妻两人及小女分别葬于仁居镇飞龙村乌芝山、石夹子。卢兆鳌是鞠躬尽瘁的好地方官,他为民办事、办好事的作风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书山有路

□姚利梅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一张被时代揉皱的高考志愿书。

少年时期，他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成绩优异的他，因为家庭的原因，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这件事成了他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也催生出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要让他的孩子读书，读很多书，然后“洗脚上田”，走出这片黄土地。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始终是拮据的。母亲精打细算每一分钱，菜里多放几滴油都要犹豫半天。但每个月发工资那天，父亲总会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去县城的邮局报刊亭买回《文摘刊录》《知音》，有时还会捎上《梅州日报》《广州日报》。他把报纸摊在饭桌上，一页一页翻得很慢，夹缝里的广告也不放过，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下去。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花“冤枉钱”买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现在我才明白，那是他在用微薄的薪水，为自己没能走完的路铺下一块砖。

除了父亲，还有两个人也在默默为我们铺路。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外公给我送来《现代汉语词典》，给我讲述祖辈、父辈们的经历和过往，言传身教地引导我们向书靠近。大学毕业的六叔，每个季度都会准时寄来一摞书——《故事会》《故事家》《故事林》。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册子，是我们兄妹俩童年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在昏黄的灯下读完了无数个民间传说、奇人异事，书里的世界比村子外的天地要辽阔得多。

就这样，读书成了我们小时候最神圣的仰望。它像一座灯塔，立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尽头。父母用他们最奢侈的托举——那几块钱一本的杂志和报纸——把我们兄妹一步步送向了远方。

后来，我和哥哥如愿考入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中文系。也许是潜意识里想替父亲圆一个梦，也许是在那些泛黄的杂志里泡得太久，早已染上了文字的瘾。

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拿起笔，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生活、书写心语。从课堂上的作文，到工作后的随笔，再到加入县、市作协的大家庭，这条路走得自然而然，仿佛冥冥中早有安排。

2026年6月的最后一天，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文友小聚。在座的有在无人带学、无人引领的落后边陲小城，硬生生靠着热爱与坚持一路披荆斩棘，成为小小说界的大咖；有被誉为“三栖”才俊的老师——其身居处级要职而不辍笔耕，书画翰墨清雅脱俗，文章著述亦自成气象，堪称艺文兼修的典范；有深耕国学的前辈老师等等。大家欢聚一堂，畅所欲言。长辈般兄长般对后辈的培育之情溢于言表，提携之恩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阵阵暖流从心房淌过，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执念——他不是在买书，他是在为我搭一座桥，通往一个他从未抵达过的世界。

如今，我慢慢走进了“书山有路”的豁然开朗。回头看，那条路蜿蜒曲折，却每一步都有迹可循。父亲的《文摘刊录》、外公的《现代汉语词典》、六叔的《故事会》、老师的谆谆教诲、文友的切磋砥砺……它们像一块块基石，铺成了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书山有路勤为径。而这条路上，从来不只有我一个人。

那一片梅林

（外一首）

□陈丽琴

梅林绕于寺庙之中

还是寺庙隐于梅林之中

只听见男人和女人

欢呼雀跃的声音

两只小蜜蜂在窃窃私语

他们是在和梅花争艳吗

他们是在和我们争鸣吗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吗

入骨的花香叫人陶醉

偷看的风儿不断呢喃

他们怎么快乐得像个孩子

他们是忘记回家了

故乡有南台

我曾经问自己

回去

不一样也是吃饭睡觉吗

当这种想法

累积到两星期以上时

我踏上故乡的泥土

一切都是熟悉的

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在卧佛的旁边

我恣意歌舞

把我的欣喜若狂

把我的黯然神伤

尽情弹奏

直至回归宁静

关于你想问的

大佛静然

通往山顶

同样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