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9日《读书》

文/曾楚楠

古人酒量究竟有多大？读史时常见名士动辄豪饮一石，若依今制换算，简直令人咋舌。然而，这究竟是古人真有“酒有别肠”的异禀，还是古今度量衡有别、酿酒技艺不同所致？笔者从文献记载、尺度容量与酿酒史等角度，为您细细拆解这桩跨越千年的“酒量谜案”。

文献中的古人“海量”

《论语·乡党》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不及乱。”意为：粮食不嫌舂得精，生鱼、肉不嫌切得细……酒喝多少都行，不要喝糊涂即可。

《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载：“（闽主）曦曰：‘（翰林学士周）维岳身甚小，何饮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别肠，不必长（高）大。’”宋·戴复古《饮中》诗亦谓：“腹有别肠能贮酒，天生左手惯持螯。”意思是：酒量的大小，不以身材为准，只要有一副天生的、特别“能贮酒”的肠胃。然而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酒力虽然与身材无关，但总有个限度，嗜酒的人往往自夸是“海量”，明明醉了还强说“还能喝”，但毕竟不能太离谱。可是我们翻阅常见的文献时就会发现：古人的酒量大都出奇的大！平常的酒席上碰到会喝酒、写诗的人，经常会听到“李白斗酒诗百篇”一类的赞语。难道唐代“诗仙”李白竟能一次喝十升（一斗）酒？不过，您先别太惊讶，这还只是饮酒的“小巫”而已，“大巫”一次能喝十斗（一石）以上！比如《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战国时代的淳于髡。一次，齐威王问他能喝多少？他答：“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接着又解释曰：

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为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即十分之二三）。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香）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

也就是说，如果不拘礼节，放浪形骸的话，淳于髡便心花怒放，能饮一石。

《汉书·于定国传》载：于定国任廷尉时，“食酒至数石不乱。”而且办案时要边饮边审，其时有谚曰：“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

东汉的文豪蔡邕，《后汉书》虽没记载他的酒量，但明、清的很多笔记如明·谢肇淛的《五杂俎》等，据已佚的史料，都说他“能饮一石，常醉卧道上，人称‘醉龙’。”

魏晋间知名度甚高的酒徒刘伶曾骗老婆说戒酒，实则他在“戒酒辞”里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

据《晋书》《南史》《北史》等书所载，周顗、皇甫真、邓元起、刘藻、柳謇之……都能饮一石酒而不乱。

至于小说家言，更能把人的酒量虚构、夸张。读者所熟知的《水浒传》里写武松去打蒋门神，有“无三不过望（酒望子，酒店标志）”的描写（即碰到酒店要喝三大碗）。从孟州牢城营到快活林，有十几处酒家，以一碗半斤计，一路上已喝了大约三十斤酒，所以该书章回目叫做“醉打蒋门神”。再看在以“三碗不过岗”为幌子的、专卖“透瓶香”的景阳冈下酒店，武松连喝了十几碗（约近十斤）。身子早已摇摇晃晃却硬要过岗。要不是碰见老虎，在性命攸关时的危急时刻惊出一身冷汗，醉意已解了的话，武松不但成不了“打虎英雄”，恐怕早已是“虎吃武松”了。

古今尺度与容量之差

古人的酒量真的有那么大吗？

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到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等，不少学者都大惑不解，抱怀疑态度。他们大致从“古今度量衡制不同”等方面予以探讨。比方说：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以今尺三市尺等于一米换算，孔子的身高应是3.20米，世上哪有如此高的“巨人”？实际上，据出土文物实测证实，从战国到秦汉，其时的“尺”长只有23.1厘米，如此，孔子的身高应合现今的2.20米多一点（与打篮球的姚明差不多），那也够高大了，所以《史记》特意点明他是大个子。

《梦溪笔谈》分析道：汉时的一斛（《仪礼·聘礼》：“十斗曰斛”），相当于宋朝的二斗七升，人的肚子再大，亦容不下这么多的酒液。有人说“石”是衡数，汉代一石等于120斤，折成宋秤32斤，亦不是一个人能喝得下的。因此，沈括认为：饮酒一石之说法“疑无此理”。

《石林燕语》说：汉代官员的俸禄常以“石”计，实发时常打折扣。如“二千石”月俸只发百斛（石），全年一千二百斛，等于打个六折。那么，一石原为120斤，打六折就是72斤，折合宋秤就只有19斤多，装起来近二斗，亦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容下的。

有人想从酒器容量方面对古人酒量作些探讨，因为古人饮酒，也肯定不会随身携带一把秤来称分量，总是以酒器来计算（就像今人喝酒，通常总问能喝几杯、几瓶一样）。从商、周时代起，盛酒器皿就有：尊（樽）、豆、斗、爵、觥、觚、卮、斝、角、罍、彝、卣等等，它们虽大小不一，其中也有礼器（即祭祀时才用）和日常酒器之分，但装酒的功能却一致。

清初人刘献庭在《广阳杂记》中说：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为言，不知所受几何？或云米数，或云衡数，但善饮者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杂记》云：“淮以南酒皆计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觯。”此言较近。盖一爵曰升，十爵为斗，百爵为石……

但是，古代的酒器，形制、容量并无严格的标准，即以爵而言，大小的差异就很明显。所以，以酒器来定古人的酒量，也难以说通。由此看来，探究古人酒量的最佳途径，还是要从中国酿酒史的角度出发，力求得到较切实的答案。

低度酒与蒸馏酒的演变

国人酿酒过程中，历来都离不开“曲”和“蘖”。曲是用含有丰富的、供发酵的微生物（如霉菌、酵母菌）的谷物制成的；而蘖就是发了芽的谷物。用曲酿酒，能加快谷物“糖化”（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和“酒精发酵”（即把葡萄糖转化成酒精和二氧化碳）的进程，用不同的曲酿酒，能决定酒不同的风味。这是我国首创的特有酿酒方法。（用蘖酿出来的酒，因为糖分多而酒精度低，且糖易变酸，故汉代以后逐步被“曲酿法”所取代。）

从商周到唐代，虽然制曲业不断兴盛、曲的种类亦明显增多，但酒产品基本上都是以谷物为主料酿造的酒，属今天的黄酒类型，含酒精的浓度不高。这是因为，酒精本身具有抑菌作用，当酒精成分达到10%以上时，酵母菌就停止繁殖，发酵不能持续进行，酒度亦就不会有所提高。所以直到蒸馏法制酒出现以后，国酒中的酒精含量才迅速提高。

那么，蒸馏法制酒又出现于何时？最可靠的记载是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烧酒》：

烧酒，非古法也，自元代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李时珍还说，此酒别名火酒、汗酒（蒸馏时如汗滴），“与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于焰硝。”所说的就是现今的“白干”。但关于蒸馏酒的起源，袁庭栋先生在《酒在我国是何时起源的》一文中，却认为“烧酒的产生，肯定不晚于南宋。”

依据有二：南宋·宋慈《洗冤集录》有毒蛇咬伤的解毒法：“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口）以吸拔其毒，随吮随吐。”又，“1975年，在河北青龙县出土了一套铜制蒸馏锅，经鉴定，确认为金代遗物，其铸造年代不会晚于金世宗大定年间（笔者按：1161—1190年间），相当于南宋初年。”

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一、宋慈生活于南宋末期，《洗冤录》中所谓的“烧酒”，也不是如袁先生所说的“肯定是含酒精较浓的烈性酒，只有如此才可能有消毒的功效。”（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认为烧酒是指红色的酒。与唐代白居易的诗句：“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意思正合。）而且细读《洗冤录》的原文有“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一语，“消毒功效”并不显著的米醋尚且在首选之列，“烧酒”怎就成了“烈性酒”呢？

二、青龙县在长城之北，是金朝的辖区。金国是女真族完颜部创建的、与南宋长期对峙的统治北中国的王朝，“夷夏”观念相对淡薄，域内各民族杂居。而蒸馏酒的发明权属中亚人，据英国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载，早在南北朝时中亚人就曾进贡过这种蒸馏酒。因此，河北省青龙县出土的铜制蒸馏锅，就不能排除是“中亚人遗物”的可能；即使是汉族人仿制的，亦远未达到在全国普及的程度。故在“烧酒源于南宋说”尚未确认之前，笔者建议：还是遵循李时珍的“元时始创说”。

古今酒量其实差不多

概言之，通过对我国酿酒史的认识，在蒸馏法出现前，中国的酒均为“软货”（按现代酒徒的行话，白干酒称“硬货”，低度酒包括黄酒、果酒、啤酒称“软货”），加上文献中又多夸大之辞，动辄讲某名人一饮以斗、石计。倘像沈括、叶梦得等说的：汉制一石，折合宋秤只有32或19斤，那么古、今人的酒量亦差不了多少。如作长夜之饮，今人喝起啤酒来，十瓶、二十瓶亦属常见，不过是肚子胀一点，实在憋不住，那就多上几趟洗手间罢了。

编辑：林德培

审核：陈嘉良

实习生：叶雪婷    林善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