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1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李国泰 李 涯

导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诸岛、香港和华南沿海被日军占领，海上通道被封锁，沿海大量难民涌入内地的梅州和闽西、赣南地区。这些难民因离开故土，丢失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由生产者变成乞讨者。民国三十二年（1943）春夏，叠加粤东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华南地区经济社会几乎陷入绝境。

1942年冬，旱灾初现，同乡廖安祥协助时任桂林行营中将参议的张文将军，回到抗战后方的家乡广东梅县，组建“三乡行公司”，实行生产自救，发行“抗战代金券”和股票，创办难民农场，以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发展华南抗战后方的地区经济，为华南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

张文(1887-1960)

廖安祥（1907-1997）（陈复礼拍）

发展后方经济：张文与廖安祥组建三乡行公司

张文(1887—1960)，字香池，出生在梅县三乡小都村一个贫困家庭。他早年就读于潮州韩山师范学校，后投军被选送到广东讲武堂，后考进保定军校，任同盟会保定支部军事部部长。武昌起义后，张文被粤军总司令姚雨平委任为粤军少将参谋长，指挥北伐。固镇一役，张文显露将才。

民国二十二年(1933)11月，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与李济深等人联合反蒋，张文出任福建人民政府参谋团参谋长，成为两广国民党军中著名的“反蒋”将军。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张文先后任第四、第七战区顾问以及粤闽边区游击总部参谋长，后任桂林行营参议之职。1942年冬，经济强手廖安祥协助他回到家乡梅县，组建了经济合作社性质的“三乡行”公司（下称三乡行）。

抗日战争中后期，沿海城市沦陷。从潮汕涌入十几万难民进入梅州，他们因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丢失土地和生产资料，从生产者沦为乞讨流浪人员。

地处抗战后方的梅县，由于交通不便，山货土产积压，生活无计，人民苦不堪言。1942年冬的农历春节前，张文与香港同乡廖安祥议定，以回老家过年的理由请假回到家乡梅县。

此时廖安祥在香港刚刚完成了“抗战大营救”，正在惠阳淡水开办“东利运输公司”。根据组织安排，他结束了公司业务，协助张文将军由桂林回乡发展抗战后方经济。

在张文和廖安祥的串联下，以当时梅县三乡、丙村的几间山货店为基础，吸收投资，由廖安祥、钟凤奕、钟可利、钟昌奕共同组织三乡行班底，正式打出“三乡行公司”招牌。其经营管理的组织架构，张文出任董事长，张浩华为副董事长，廖安祥任总经理，钟凤奕为副总经理。

三乡行的组织性质是抗战后方的经济合作组织；其经营目的为“救乡、护乡、稳定土产价格、减轻消费负担”，同时改善抗战时期的后方民众生活。并在此基础上，为扩充三乡行实力、扩大三乡行影响，一是扩大投资。先后有廖光史、廖二来、陈奕昌、谢则民四个三乡人参股，并发动印度等地华侨钟华兴、钟利民等捐款或投资，合共八个股东。第二年开始发行股票，发动乡民入股，一担炭、一担柴也可入股，自愿入股的村民很踊跃。二是扩充市场。在三乡佛寺“回灵宫”旧址设立三乡行；以丙村为总行，兹后又在梅城梅江桥头设立“梅县三乡行”；在兴宁设立“兴宁三乡行”；在小都村设立“小都三乡行”。三是打破垄断。当地的山货土产，全部按市价收购，公司提出“宁可蚀本，不亏乡人”的经营原则。四是扩宽销路。公司派出推销员到日占区的沿海各地去推销土产山货，把生意做活。五是经济自主。公司从汕头或潮州运回粮食、生活用品，以合理的价格方便当地人消费，使乡人不致被奸商盘剥。在当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期间，三乡没有因灾因缺粮而死人。

三乡行刚刚组建不久即名声大噪，给乡人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为稳定抗战后方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乡人亦无不团结在三乡行周围。

“三乡行”旧址，现为可利影剧院（即三乡学校礼堂）

张文故居——安思居

加强各方合作，组建政商结合的商业群团

三乡行的主要组织者张文与廖安祥在乡期间，继续从事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与当地中共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利用公开身份，与国民党梅县当局的官员来往密切，将一些进步人士安排进去担任县、乡、保公职，如安排有梅县县参议员张公晋、三乡乡长钟伟光、小都村保长张其耀；三乡公学校长李启文等。公司的“丙村总行”，成为共产党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物资供应站、接待站。总行所在的仲山街“寄庐”，是中共的地下联络点，中共梅县中心县委安排黄荣义专人负责。

抗战中后期，各路武装迭起，兵匪不分，时有骚扰之患。三乡行成立后，通过张文胞弟张光前将军任157师参谋长的关系，向粤军62军黄涛军长借来50余支长短枪和大批子弹，表面上是成立乡自卫队，实则是将武装权掌握在中共组织手里。

有一次，小都村人廖亚粟等6个村民挑盐担从大坪到丙村，这批盐是资助中共“粤东支队”的物资，但在丙村地段的“鹞子角”被警察以贩卖私盐为由没收了，廖亚粟等人投诉于三乡行。公司立即派出武装队持枪拦截警察所乘的电船，向他们表明三乡行公司的身份。因公司董事长是国民党中将身份，警察不敢为难他们，把盐担还了回来。

这批枪支后来因国共内战又起，被张光前收回一部分，强行留下来的部分枪支和全部子弹，则由三乡行移交给中共游击队。中共“粤东支队”著名的“马头山战斗”中使用的子弹，大部分就是三乡行派人送来的。

至于1943年秋的“拆水陂”事件，更可看出三乡行在保障抗战后方经济上的大作用。

锦江桥（高浪舟摄）

拆“水陂”打击奸商，加快后方交通建设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为战备上的交通需要，由地方人士温丽荪、谢旭南等和旅外华侨丘元荣兄弟及国内外热心人士组成董事会，集资建造丙村镇锦江河上的水泥桥——锦江桥。但延宕至1938年才动工。由于此时战火烧到了韩江下游的潮汕沿海，建材来源断绝，特别是水泥钢材无法进口，建筑材料匮乏，仅仅建成11个桥柱，尚有3个孔的桥面未完成。

1939年6月20日，日军出动飞机3架，从汕头外砂机场起飞，轰炸尚未完工通行的丙村锦江桥，共投下4枚炸弹，桥柱和部分桥栏震坏。至此工程被迫停工。

1943年夏，丙村当地爱国烟商李心泉为抗日战备交通大计，捐款30万国币，从惠州请来10多个技师，搭建剩下的3座桥墩和铺设木桥。河背温香远和谢茂堂也各捐款6万元国币，合资搭驳木桥过车行人。此事公推中山日报社社长、丙村下寨子人李伯民为项目负责人。

建造木桥，需要大量优质木料，经商议，决定由三乡行负责措办。公司派出副总经理钟凤奕和员工钟道益，到李伯民家商议承办价款。最后议定22万元包办全部木材，这将给三乡人民带来一大笔财富。殊不知，“崇茂行”却以21.5万元的价款从三乡行手中夺去承包权。

崇茂行有了包单，却要到三乡买木料。三乡地处深山区，冬天溪水干涸，村民要修筑水陂，利用漂浮原理将木排一段一段地浮运到梅江河。于是张文利用三乡行的影响，带领民众一夜间把三乡境内的“水陂”全部拆掉，使木料无法运出去。

崇茂行欲找三乡行经理求情，办事员推说此事要找董事长或总经理出面。董事长张文和总经理廖安祥故意不见温香远等人，躲到梅县城三乡行公司不见其面，崇茂行只好到邻近的蕉岭县求购木料。梅州以梅江河为界，东部山林长出来的是油脂充盈的“油杉”，这种杉木轻且柔韧性十足；河西山林生长的木材没有油脂，称为“糠杉”，虽轻却没有柔韧性。因此从河西蕉岭县运来的木料极易折断，技师不敢用来造桥。

崇茂行于是请当时丙村区的联防主任江慕辉来调停。江主任亲自到梅县城商请张文和廖安祥解决此事。为抗战大计，张、廖不计前嫌，到丙村镇与造桥方举行“圆桌会议”，议决仍按22万元的价款，由三乡行承包木料。

张文指挥三乡行马上恢复全境水陂，使锦江桥快速建成木桥，服务于抗战交通。

三乡行公司股票正面

三乡行公司股票背面

发行代金券和股票，兴办难民农场

1943年春夏秋三季，潮梅地区近200多天没有下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为救济难民和灾民，三乡行在张文和廖安祥的策划下，发行了以工代赈的“代金券”，在“三堡”地区及有三乡行公司的梅县县城、兴宁县城、汕头市区等地通用。难民和灾民可以凭体力到山中砍柴烧炭，用手中的代金券到三乡行换购所需生活用品和粮食。此举大大地改善了后方民众的生活。

为加快后方经济流通，扩大公司资本，三乡行在1944年3月开始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票根据认购人的财力，分甲、乙、丙三种。甲种股票每票国币贰仟元；乙种股票每票国币贰佰元；丙种股票每票贰拾元。总发行国币伍拾贰万元。

1943年的粤东大旱灾叠加日军占领潮汕，有十多万难民逃到邻近的梅州地区。而梅州地区人多地少，根本无法解决难民的粮食问题。

张文此时想到他在广东讲武堂的老同学刘志陆。刘在1939年任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时，在梅州的丰顺县提出发展抗战后方经济的“三山运动”，即号召难民们开山田、种山薯、筑山塘的经济措施。张文举一反三，通过三乡行提出“移民就食”计划。因其弟张光前将军的粤军157师驻军赣南，可以保障移民们的生产权益。为此在江西泰和县创办农场，先后将从潮汕逃到梅州地区的几十户抗战难民，与部分愿意移民的本地人，安置到泰和县的“生生农场”，解决了一部分难民的生活问题。这是三乡行在经济上的救民措施之一。

抗战时期创办的三乡行，各分行中多为中共组织关注的抗日积极分子，如时任保长、后为中共武装“独二”大队大队长张其耀；小三行的陈兰木、李学文；兴三行的陈兰玉等人，均先后加入了中共组织。

汕头三乡行成立后，利用合法公司的身份，为在梅州的中共武装采购了大批布匹、胶鞋、药品等军需物资。

由于三乡行为共产党办了很多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7年10月，由香港回乡的一个叫陈其汉的三乡人，在汕头三乡行分公司住宿时，因行为大过招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叛变，从他身上搜出了香港张文将军写给驻扎在三乡的张其耀的信件。时任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亲笔批字“人扣押、店查封”，使当时正在汕头三乡行店中的钟凤奕、廖礼泉、廖耿华、钟伟光、钟其金等5人被捕入狱。

汕头三乡行被封后，各地分行也受到查封或监视，工作人员纷纷离店出走，致使各分行相继关闭。店里财产被盗，资料散失。汕头解放后，原三乡行部分店员决议派廖桂良到汕头三乡行揭封，清查存货。廖回来说存货被盗一空，无可清查。各地情况大体如此。至此，声震一时的三乡行全部闭店结束营业。

作者（左）在廖安祥（右）90大寿宴会上

作者（左一）与张文次女张凤珠（左三）摄于广东大厦（1997年）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