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培

中国自古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谚，道尽了乡土社会对地缘纽带的倚重。然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水源是村落的血脉，宗祠则是宗族的魂魄。在生存资源与伦理秩序的交织下，一墙之隔、一水之争、一姓之阂，往往足以引爆绵延数代的械斗，积怨深结，即便是官府亦常束手无策。解此死结，非具大智慧与大格局者不能成。

清代以来，有四桩脍炙人口的“息争”佳话，至今为人乐道：安徽桐城张英修书让墙，化干戈为六尺巷；广东揭阳郑大进设宴睦邻，留下“千年池厝渡”的箴言；广东梅州平远籍侨领姚德胜出资购山，终结了闽粤赣边的宗族血仇；更有清末梅县林梦芗、林百举伯侄，于废科举、兴新学的时代变局中，捐谷兴学，平息了因“学田”归属引发的旷日“学案”。这五位身处不同境遇的贤达，或居庙堂之高，或富甲海外，或投身报界新学，无一借权势压人，而是以不同的姿态，将“和”字深深镌刻进了故土的记忆。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地方史册上的温情注脚，更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中“礼法并用、以德化人”的生动范本，透射出儒家“和为贵”思想在乡土社会的坚韧生命力。

位于安徽省桐城市西南的六尺巷

桐城张英：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西南一隅，巷长百米，宽仅两米，却因其背后的故事，成为了中国人处理邻里关系的精神地标。

故事的主角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学圃，晚年更号圃翁。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可谓位极人臣。康熙帝曾赞其“有古大臣风”，并开清代词臣赐居内城之先例。

张英老宅位于桐城西南一隅，宅旁有一块隙地，与吴姓邻居接壤。吴家修砌院墙，意图占为己有。张家人自恃朝中有人，遂修书一封送往京师，请求张英出面施压。

张英展信，未动雷霆之怒，只在来书上批诗四句寄回：“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族人读罢家书，瞬间明白张英之意，深感惭愧。他们非但不再争辩，反而主动退让三尺。邻居吴家原以为张家会仗势欺人，见状深受触动，亦退让三尺。两家之间原本剑拔弩张的“争地”，变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巷子，供乡邻自由通行，名曰“六尺巷”。

一纸家书，传递的是“不仗势、肯吃亏”的齐家智慧；一条窄巷，丈量出的是“重情义、轻得失”的处世哲学。张英此举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权势可逞强于一时，却压不出长治久安；唯有礼让，方能令怨怼化为懿德，流芳百世。

郑大进朝服像  （林德培  摄）

位于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的郑大进府（林德培  摄）

揭阳郑大进：世有千年池厝渡，无百年郑大进

在粤东潮汕地区，流传着一句劝和箴言：“世有千年池厝渡，无百年郑大进。”这背后，是直隶总督郑大进的一段佳话。

郑大进（1709-1782），揭阳县梅岗都（今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山美村人。他二十七岁中进士，仕途通达，最终官至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是清代潮汕地区职位最高的官员。

山美村与邻村池厝渡因地界、水利积怨数十年，械斗频仍，官府屡次调停无果。郑大进荣归省亲时，山美村族人蜂拥告状，指望这位“京畿首揆”替小村撑腰，惩戒大村。

郑大进却不动声色。他备下酒筵，邀请池厝渡“三老”（掌教化之职的长者）赴宴，并亲自出村迎候。池厝渡的“三老”带着全猪全羊，战战兢兢而来。郑大进见状，急忙阻止他们行大礼，笑道：“毗邻叔侄，何须多礼！”遂领着众人入席。

酒过三巡，郑大进起身对两村长者慨然说道：“强弱之不敌，父老所知也。世有千年池厝渡，无百年郑大进。奈何修怨以累子孙乎？望以万年大计为重，解除旧怨，共过好日子。”

此言一出，掷地有声。意思是：村庄要存续千年，而我郑大进却活不过百岁，权势更如过眼云烟；若借官威报一时之仇，只会留给子孙绵绵不绝的祸患。山美村人面红耳赤，低头不语；池厝渡长者热泪盈眶，当场表态愿修旧好。两村自此化干戈为玉帛。

较之张英的“退让”，郑大进更进一步。他主动搭建对话场域，以历史的纵深眼光点醒乡亲：睦邻，才是比官威更长久的护身符。

姚德胜像（资料图）

平远姚德胜：千金购山泽，一诺安邻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粤东北山深林密处，一场关乎生死的血仇正在蔓延。邻县蕉岭（旧称镇平）丘、傅两姓，因争夺一处山场所有权爆发大规模械斗。双方持械对峙，互有死伤，地方官绅束手无策，积怨如磐石难解。

此时，一位来自平远大柘的南洋侨领站了出来。他叫姚德胜（1859-1915），又名克明，字峻修，著名的爱国华侨实业家，时任英属马来亚怡保客属公会会长，被清廷诰授资政大夫。闻知这一桩事，他毅然返乡，亲临这剑拔弩张的现场。

姚德胜并未以富商或朝廷恩宠的权势颐指气使，而是提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解法”：由争议双方同意将山场卖给自己，他再将山场无偿捐出，作为两姓共有公地（或建祠兴学之用），卖山款则由两姓平分；同时，械斗中的死伤人员，由他按两姓各自惯例出资抚恤。为此，姚德胜自掏银元三千余，承担了全部费用。

随后，姚德胜邀集两姓当事人当面对质，订立和解契约。丘、傅两姓感佩其公正无私与慷慨解囊，当场握手言和，延续多年的械斗终告结束。地方志载：“大家都感谢他的好意，立刻化干戈为玉帛。”

与张英之“让”、郑大进之“劝”不同，姚德胜以雄厚的侨商财富加持公正的第三方立场，用“购地转公产+抚恤+立约”的制度化设计，破解了宗族的死结。这是近代客家侨商“富而好义、息争睦族”的典范，也是商业文明对乡土社会治理的一次成功赋能。

林百举著作《林一厂集》（上、下）

梅县林梦芗、林百举：捐谷兴新学 以义化世争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弛，新学方兴，一场波及岭南的“学案”风波正愈演愈烈。梅县丙村三堡学堂因经费无着，与当地旧绅陷入了一场关于“学田”租谷归属的持久讼争，一拖便是五载，几无转圜余地。

在这场新旧观念的碰撞中，丙村镇银竹村的林梦芗、林百举伯侄，以其卓识与担当，成为了破局的关键。林梦芗（1845-1934），字发芳，早年弃儒从商，经营盐业、汇兑，以信义著于潮穗间。其侄林百举（1882-1950），原名钟鑅，字一厂（庵），乃近代知名报人，早年受教于丘逢甲，后加入同盟会及南社，是辛亥前后重要的革命文人。

1906年，林百举承伯父林梦芗之命，领衔申请开办林氏“正本小学堂”。面对“学谷”这一烫手山芋，林百举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将他本人中秀才后应得的学田租谷，悉数捐出，永充学堂经费。

这一举动如同一石投水，激起千层浪。他们没有卷入争产的官司，而是以“捐产办学”的高姿态，既解决了新学堂的燃眉之急，又让旧有利益得到了体面的安置，从根源上避免了矛盾的激化。时任广东省学务公所议绅丘逢甲闻讯，特致信赞誉：“潮嘉各县各族姓俱有学田，君伯侄此举影响甚大，若各族姓闻风兴起，则各县学务立可发达。”

林氏伯侄将个人利益转化为公共教育资源，以“兴学”这一长远之计缓解纷争，平息了时代变革带来的阵痛。这正是客家人“崇文重教”传统在社会治理中的智慧体现。

启示：权富不挟势，惟和以化人

回望这四段往事，张英、郑大进、姚德胜、林氏伯侄，他们身份迥异：一为宰辅，一为封疆，一为巨贾，一为儒商报人。他们所处时代虽有先后，应对之策亦各有侧重，或让墙以显德，或设宴以启智，或出资以平怨，或兴学以开蒙，然其底色却惊人一致。

他们皆身处优势地位，却不倚仗权柄、财富或学识欺压乡邻，反而俯身向下，以自身的见识、声望与资源，甘为“解铃”之人。张英教家人以“克己”，郑大进教乡亲以“远见”，姚德胜教桑梓以“公道”，林氏伯侄则教世人以“通变”。

究其根本，这皆是儒家“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在乡土中国最生动的投射。在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乡村秩序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乡亲的道德感召与实践智慧。他们的作为，昭示着一个质朴的真理：权势与财富终如烟云易散，唯有和气，方能化育人心，致世局长久。这，或许便是古老故事留给今日社会治理的一剂清凉。

2026年8月17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