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1日《读书》

文/赵晶晶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不仅高居票房榜首，更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影片以“情书”——侨批为核心意象，既串联起侨乡儿女与南洋亲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承载了养家报国的责任与深沉真挚的思乡之情。“情书”之名，虽看似指向私密情感，实则超越了个人抒怀，传递出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凝聚了一代人漂泊谋生的岁月记忆与血脉相连的家国大义，最终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情感结构。

方言里的根与魂

影片以潮汕方言贯穿全片，不仅还原了潮汕本土的生活风貌，更夯实了浓郁的侨乡文化底色。近年来，方言在影视剧（如《繁花》）与文学作品（如《燕食记》）中频繁出现，这一文化现象是区域叙事主导下形成的，也成为当代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不仅是特定区域人群的日常用语，更蕴藏着哲理、土语、伦理等丰富内涵。早在1940年代，方言就被视为构建民族形式新文艺的重要范畴之一，呼应了毛泽东提出的“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在文艺形态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中，区域叙事的话语形态往往建构于方言土语之上。影片中的潮汕方言作为区域共同体的语言载体，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广东作风与广东气派”的文艺形态。而暹罗潮汕侨民对潮汕方言的广泛运用，不仅体现了家乡情感的纽带作用，更成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象征表达。地方的、民族的、世界的文化认同，正是在方言的言说中得以建构。

侨批中的家与国

影片以倒叙方式讲述两个家庭、三个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往事。故事的起点是1945年叶淑柔与郑木生的相识、私奔与结合，随后郑木生下南洋务工，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谢南枝在暹罗相识、互助，再到1978年叶淑柔误以为郑木生与谢南枝“结婚”，直至2018年真相大白、两位女性相认。这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也折射出当代中国与海外华人共同经历的历史进程。1945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全面获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性事件。影片中潮汕地区人民以抬标旗、跳英歌舞的方式庆祝胜利，地方文化传统作为民族共同体文化的重要部分，以独特的民间形式完成了民族文化认同。叶淑柔成为抬标旗的“头标”，被郑木生看见并为之动心，这一场景隐喻了优秀文化传统在民间形式中被重新发现，并完成了民族共同体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

如果说抬标旗与英歌舞是以“活”的民间形式演绎民族文艺样态，那么影片中华侨在国外坚持偷偷学中文、念唐诗，则是一种更为内化的身份确认。他们以这种方式确认自己中国人的主体身份，更重要的是表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谢南枝作为下南洋的“二代”，虽未在中国出生并成长，对祖国的印象是模糊的。直到女工如姨带着混血孩子向她表示，让孩子学习中文是不想忘记“根”之所在，谢南枝才逐渐看清祖国的面貌，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女性间的守与望

影片中动人的情感源自“情书”中的字字句句，但这份情感并非仅仅在爱情的场域中孕育而出，而是女性之间相互认同与帮扶建构出的情感结构。下南洋历史上多为家中男丁外出务工，女性在家守候并操持事务，而影片巧妙地将赡养两个家庭的重任转移到女性身上，使得下南洋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又一次被“看见”。这一养家重任，始终在长久的误会中默默完成，谢南枝的形象因此尤为动容。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南洋女儿情》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讲述了1930年代以“红头巾”为代表的华人女性下南洋打拼、创下商界奇迹的故事，以群像方式书写了女性在外艰苦求生的经历。而《给阿嬷的情书》则将视角聚焦到普通家庭妇女身上，用更为朴实而厚重的生存之道，构建起海内外女性共同体的情感。谢南枝拒绝以嫁人改变命运，反感被称作“走仔”，独自抚养养子成人，承担两个家庭的重任；叶淑柔独自带大三个孩子，苦守郑木生的归来。当她收到谢南枝与郑木生的合影而陷入误会时，并未表现出情绪失控，而是更担忧二人在异乡的艰辛生活。影片以无声的方式呈现了女性的韧性与包容，叶淑柔与谢南枝之间的情感结构，也在相互默认的共情中得以构建。影片中，潮汕人在暹罗相互帮扶时总会提及一句“潮汕人很团结”，这既是一种地域性文化的表征，也是区域叙事的直白呈现。而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视角来看，其实也能将其解读为：中国人很团结。

《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封泛黄的侨批为线索，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历史交织在一起。它既是一部关于爱与等待的家庭史诗，也是一部关于语言、记忆与认同的文化笔记。现在我们在文本上重读这部电影，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见：那些被岁月磨蚀的信笺，承载的不仅是私语，更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最为深沉的情感脉动。

（作者系嘉应学院文学院教师）

编辑：林德培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