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依琳
据新京报近日报道，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在一场直播连麦中未顺着一位家长对“校园霸凌”的定性发言，反被该家长以侵犯隐私、工作失职等理由连续举报两个月。复旦大学经调查后还了沈奕斐清白，确认其不存在任何违规行为。
把学术讨论上升为职场举报，把观念分歧异化为“告黑状”，怎么看都不妥。这场风波折射出的，是一种日益泛滥的社会病：只要我觉得不爽、不认同，就可以跳过沟通、跳过辩论，直接动用举报这把“杀威棒”。
作为举报者，当然有监督教师、表达诉求的权利。但权利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武器。一场直播连麦，本质上只是家庭教育观念的碰撞，连“争议”都算不上。可一旦把咨询场变成角斗场，用举报的绳索勒住对方喉咙，这种行为就背离了维权的初衷。更值得警惕的是，“零成本举报”正在利用程序正义的漏洞，反向绑架程序本身。举报制度本应是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但当它可以被随意用来发泄情绪时，它就异化成了一种“合法暴力”。
但把责任全推给举报者，也失之偏颇。当下不少机构在处理投诉时的“惯性绥靖”，才是更深的病灶。《半月谈》就曾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然而，即便绝大多数被证伪，被举报者仍要反复自证清白，而举报者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沈奕斐在视频中坦言：“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很多老师愿意主动认错——不是做错了，是扛不住了。”这不是软弱，而是被程序拖垮后的本能自保。在这种“谁闹谁有理”的潜规则下，教师不敢管、不愿管、不想管，正在从个例演变为群体性退缩。类似警钟，在其他领域早已敲响。从高校教师屡遭恶意举报，到基层干部被缠访拖垮精力，再到医疗、司法系统中因“零成本投诉”而日益萎缩的专业勇气——当每一个正常判断都可能被无限上诉，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人人自危。
因此，问题关键不在于让家长从此噤声，而在于推动形成一种更成熟、更讲道理的纠纷解决方案。家长有疑虑时，能不能先沟通、再投诉，而不是上来就“告”？机构接到明显缺乏依据的举报时，能不能不再搞“有投必应”的机械应对，而对恶意举报者设置信用惩戒？
维权是公民的铠甲，不是刺向他人的匕首；举报是正义的底线，不是替代道理的工具。一个文明的社会，可以容纳激烈的争论，但无法纵容滥用的举报。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告”代替“说”，用“查”代替“辩”，最终输掉的是整个社会理性沟通、平等对话的信心。
编辑：吴优
审核：陈显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