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俊新 | 迁徙中的汉民系“客家” ——从“土户”“客户”到民系称谓的演变

2026年11月5日梅州日报·客家


迁徙中的汉民系“客家”

——从“土户”“客户”到民系称谓的演变

□叶俊新

序 言

“客家”不是民族概念,也非纯粹的地域范畴,而是汉民族中一个以独特方言和文化为标识的民系。“客家”之名的由来,与一段绵延千年的迁徙史密切相关。先民从中原出发,辗转南迁,始终是“作客他乡”的身份,“客”由此成为这一群体的标识。然而,从文献所见,“客家”一词的内涵经历了从通称到专称的漫长演变,并非一开始就指向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客家民系。本文试从文献中爬梳和探索。

此处是否为北宋梅州古称“城关镇”(梅口镇)的大柘遗存建筑“赤楼”旧址,有待深入考证。


“得携族之官”:

宋初制度化南迁的政策基石

客家先民的南迁,并非全然是流民自发的逃亡,其中包含着由朝廷制度保障的、有组织的家族式迁徙。宋代“携族之官”政策,为衣冠南迁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通道。据《宋史·选举志》载:“岭表初平,上以其民久困苛政,思惠养之,令吏部铨自襄、荆以南州县,选见任年未五十者,移为岭南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岭南初定,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南汉旧地百姓久受刘氏苛政之苦,欲施恩养民,遂令吏部从襄州(今湖北襄阳)、荆州(今湖北江陵)以南的州县中,选拔在职且年龄未满五十岁的官员,调任岭南各州通判。关键之处在于——“得携族之官”,即允许官员携带整个家族一同赴任。这一政策并非凭空创设,而是对六朝以来官员“举族南迁”传统的制度化继承。早在南朝时期,朝廷已有多批次派遣官员携家族赴岭南任职的先例,其中程隐隽以将军身份举族南迁的个案,最为典型地呈现了“官迁”与“民迁”、“制度化”与“自发式”两种南迁路径的并存与交融。

衣冠南迁的早期典范:

程隐隽与程乡县之由来

六朝时期士族“举族南迁”的制度化与自发化路径,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人口与文化来源。

继南朝宋程道惠任广州刺史,举族南迁岭南后,南齐处士程隐隽(程伯、程敀、程旼)隐居程乡,便是这一迁徙路径在历史文献中的典型例证。程隐隽是史载唯一跨越南朝宋、齐、梁三代的程氏“将军”。据《平远县志》《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文献记载,其祖籍河南洛阳,出身士族,以将军身份率族人南迁进入广东,最终在程乡(今梅州平远一带)隐居布衣。他将中原先进文化及耕作技术带入当地,调解畲族部落间的争斗及土著与流民之间的矛盾,以德化民,“乡里推服”。

北宋《元丰九域志》载:“程江,昔程敀家此江口,乡里推服,州为上言,遂以为程乡。”南宋《舆地纪胜》进一步记其事迹:“结庐江滨,环堵萧然,晏如也。乡人服其行义。有不平者,不诣官府,辄质成于敀。”“先有程旼,后有程乡”之谚,遂在粤东流传千年。程乡义化都的“程将军”程敀(旼)墓,两宋以来历代主要史志皆有记载,是客家先民南迁最早的物质遗存之一。

宋绍兴末年,杨方闽河之思“尚有黄梅一树斜……想见当时北客家”


广府先民:

秦汉官兵移民奠定岭南汉化基础

岭南汉族族群的形成,秦汉时期的官兵移民是不可忽视的开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将任嚣、赵佗率军南征百越,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秦军主力“戍五岭,与越杂处”,留在岭南的官兵与当地越族通婚融合,成为最早的广府民系雏形。

赵佗建立南越国后,推行“和辑百粤”政策,有力推动了汉越融合。这一阶段的南迁者,以官兵、戍卒为主,奠定了广府民系的基础。广府先民早于客家先民入岭南,占据的是珠三角等平原富庶之地。这一时空差异,正是后来“先来为主、后来为客”的历史根源。

客家先民:

六朝唐宋明移民浪潮中的“客户”

与秦汉官兵移民不同,客家先民的南迁,始于汉末晋初,历六朝、唐、五代十国时期,到北宋末南宋中叶形成民系雏形。其孕育于赣南,成熟于闽西,发展于粤东。

六朝至唐末,是客家先民南迁的孕育期。宁都赖姓于西晋初年迁入,是赣闽粤三角区最早定居至今的客家姓氏。石城郑姓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迁入。义化都大柘早期三姓是钟、何、赖。这批移民是客家民系的最早源头。

唐末五代至北宋,是客家民系的成熟期。赣南地区大量姓氏迁入,闽西长汀在北宋有31个姓氏迁入。

北宋末至宋元之交,是客家民系的发展期。梅州最早的客家杨姓于后唐迁入,68个姓氏中南宋迁入者高达19姓。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梅州:“土旷民惰,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温仲和《嘉应州志》亦云:“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宋代《太平寰宇记》与《元丰九域志》所载梅州主客户数的剧烈变化,正是这一移民浪潮的文献印记——客户由367户激增至6548户,客户数量首次超过主户。

清代光绪《嘉应州志》据此论道:“宋初至元丰,不及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这批南迁者以流民为主体,只能与畲、瑶等土著杂处于山区,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分布格局。客家先民不带刀剑而带族谱,不筑城池而建围屋,以耕读传家、以宗族聚众,在赣闽粤边的崇山峻岭中完成了一个汉民系的艰难孕育。

“客家故林吴楚间,冰为溪水玉为山”

《元曲》“我是甚么人,我是客家,行南走北有声价”

以上诸图《永乐大典》书页,“挑贩客家”

从“通称”到“专称”:

文献所见“客家”的演变

《水利集》为元代任仁发所编。至元三十年(1293年),张参议上疏,指出“富户”占太湖流域官田,致水利废弛、百姓受灾。其核心建议是:今年田禾不归占田者,“客家佃户”应得份额照给,余粮充治河军粮。忽必烈准奏,批复“拟定。那般者”。

唐宋时期,“羽客家”与“客家”已有零星出现。唐代刘禹锡有“何处深春好?春深羽客家”之句,此处“羽客家”实指道士居所,与民系无关。元代,《水利集》载帝王批复:“他每种养的客家佃户每合得的分例与他每者。”这里的“客家佃户”,指的是受田主雇佣的“客籍佃农”,强调其经济身份与户籍身份。元曲中亦多见“客家”,如“我是甚么人?我是客家,行南走北有声价”,多作“客商”理解,仍符合“客居”本义。明清时期,“客家”作为方言下的民系专称开始出现。康熙《永安县次志》:“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

《水利集》为元代任仁发所编。至元三十年(1293年),张参议上疏,指出“富户”占太湖流域官田,致水利废弛、百姓受灾。


《陆丰县乡土志》所见族群分类

《陆丰县乡土志》(清末刻本)载:邑之种族,今经浑合无异,就语言上分之,曰福佬,曰客家,曰军,皆汉种也。福佬则来自漳州、潮州,客家则来自汀、泉、赣、梅等州,军则外人来屯军者,后皆聚族于斯,而土人遂微。“就语言上分之”明确点出此时“客家”已是方言分类下的专称;“皆汉种也”则将福佬、客家、军户都归为汉族,“客家”作为汉族一支的民系身份得到南粤各县确认。

清雍正朝嘉应州的设立,标志着汉族客家语系的正式形成。

《陆丰县乡土志》


清光绪《嘉应州志》编者怀疑元代“客家之名已成”

光绪《嘉应州志》,清雍正嘉应州的设立,标志汉族客家语系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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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梅州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地,被尊称为“世界客都”。从西晋南迁到宋元之际汀赣移民涌入,再到明清时期由此出发衍播四海,梅州见证了客家民系千年迁徙的完整轨迹——“根在河洛,迁自汀赣,栖于梅循,心怀天下”。


编辑:廖    智

审核:陈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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