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锦让

摘要

松口古镇是客家文明演进的典型样本。本文以地名考释为经，以姓氏流变为纬，以“松口不认州”现象为切入，对松口千年历史进行整体性深描。文章考证了“东畲寨—义安围—梅口镇—松口堡”四次更名所蕴含的族群更替与社会转型信息；梳理了从“十四望族”到“百家姓”的移民层累过程及其社会史意义；剖析了“松口不认州”背后地理、经济、社会三重底气的历史建构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松口文明演进归纳为“拓荒—迁徙—海客—革命—复兴”五部曲，揭示其作为“文化动能转换器”的内在机理。笔者认为，松口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为理解中国传统市镇如何完成从封闭到开放、从山地到海洋、从地方到全球的文明跃迁，提供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样本。

梅县区松口镇高标准推进松口古街保护提升，打造“南洋海丝路·客侨第一镇”，有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连志城/摄）

粤东梅县有座古镇，名曰松口。论行政级别，不过一镇而已；论人口规模，鼎盛时亦不过数万。然其在中国客家人心中之分量，在岭南区域史上之地位，却远非寻常乡镇可比。这里有“岭南内河第一港”之称，有“客家人下南洋第一站”之誉，更有“自古松口不认州”之谚流传至今。

走进千年古镇松口，老街旧巷仿佛在诉说“客家人下南洋”的往事（高讯/摄）

笔者治松口史事有年，每翻阅旧志、踏勘遗迹、访求故老，常为一问题所萦绕：区区一镇，何以能有如此气象？其由荒僻山寨而跻身商贸巨镇，由封闭山乡而联通五洲四海，其间之动力为何？机制为何？路径为何？

细思之，前贤时彦之研究，或专注于侨批经济，或用力于建筑形态，或留心于民间信仰，皆有所见，亦皆有所蔽。蔽在何处？蔽在“碎片化”——将一有机整体，剖分为互不统属之专题，遂使松口之完整面目，隐而不彰。

本文尝试另辟蹊径。笔者将松口视为一“文明有机体”，综合运用地名学、姓氏学、历史地理学与区域社会史之方法，对其千年历史进行整体性深描。所据材料，以地方志乘为骨干，以族谱碑刻为佐证，以田野调查为补充，力求论从史出，言之有据。非敢谓遂能发千古之覆，唯期提供一观察松口、理解松口之新视角耳。

千年古镇松口，圩镇面貌焕然一新（高讯/摄）

地名之学，古人谓之“地名训诂”，今人纳入历史地理学范畴。一地之名，非随意而取，其间往往蕴藏丰富之历史信息。族群之更替、政区之沿革、经济之转型、文化之层累，皆可于地名变迁中窥其消息。松口地名之演变，正是绝佳例证。

考诸史志，松口历史上凡四易其名，曰“东畲寨”，曰“义安围”，曰“梅口镇”，曰“松口堡”。四者非简单名号更替，实为四种文明形态之递进。

（一）“东畲寨”考：百越先民的山地文明印记

松口最早之名，据地方志乘追述，为“东畲寨”。清光绪《嘉应州志》虽未专条记载此名，然于相关沿革叙述中，透露出西汉时期此地为畲族先民活动区域之信息。乾隆十五年王之正纂修之《嘉应州志》，于“沿革”门中亦有类似追述。综合二志所载，可知“东畲寨”之说，虽系后世追记，而并非向壁虚造。

“畲”字何义？《集韵》释为“火种也”，即刀耕火种之意。唐宋文献中，多以此字指称闽粤赣边区之土著族群，所谓“畲民”“畲人”者是也。其族源可追溯至百越系统，为岭南最古老之居民之一。

“寨”字又当何解？《玉篇》云：“寨，羊宿处。”引申为防卫之所。《集韵》释为“篱落也”，即栅栏、围栏之意。宋人编纂之《武经总要》谓：“寨，防守之栅也。”要之，“寨”有双重意涵：一为防御工事，二为聚居之所。合而观之，乃是有防御设施之聚落。

“东畲寨”三字联读，可窥见如下历史图景：两千年前，梅江两岸尚为原始森林所覆盖，畲族先民择高地而居，以刀耕火种为生计，以渔猎采集为补充。其聚落以“寨”为名，说明生存环境并非安逸——野兽出没、部落冲突、山水之险，皆需时时设防。此乃一典型的百越山地文明形态。

笔者尝于松口附近踏勘，于梅江两岸阶地上偶见几何印纹陶片，其纹饰、胎质与粤东地区所出先秦越人遗物相类。惜乎系统考古工作尚未展开，地下之证据链尚待完善。然就现有文献与零星出土实物互证，“东畲寨”作为松口文明之“基底层”，当可确认。

【按】治松口史者，多有重“客”轻“畲”之倾向，于畲族先民之贡献，或一笔带过，或略而不谈。实则畲族文明为松口之底色，后来客家文化之诸多特质——如山耕技术、草药知识、山地适应能力——多有取资于畲民者。族群互动非简单取代，其间有冲突、有融合、有借用，此一复杂过程，尚待深入研究，兹不赘述。

（二）“义安围”考：汉人南迁与宗族堡垒的兴起

自“东畲寨”而“义安围”，是一次深刻的文明转型。

“义安”二字，源于行政区划。考诸正史，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分东官郡立义安郡，治所在海阳县（今潮州），辖境约当今粤东潮汕、梅州一带。松口其时属义安郡管辖，故有“义安”之称。此一字之改，标志中原王朝行政力量已渗透至此。

“围”字，则是理解此次转型之关键。何谓“围”？《说文》云：“围，守也。”甲骨文中，“围”字象四面合围之形，本义为包围、环绕。在客家地区，“围”又特指一种建筑形态——围屋。此种建筑，外有高墙，内有天井，聚族而居，兼具生活、生产、防御多重功能。赣南称“土围”，闽西称“土楼”，粤东称“围龙屋”，名异而实同。

由“寨”而“围”，一字之易，透露何等消息？笔者以为，至少有三端可述：

其一，族群主体之更替。从畲族之“寨”到汉人之“围”，背后是宋元之际大规模移民浪潮。中原板荡，元兵南侵，大量客家人自福建宁化、上杭沿汀江、梅江南下，松口成为重要迁入地。客家人“反客为主”，渐成地方主体族群。

其二，聚居形态之升级。“寨”多为临时性或半永久性防御工事，规模有限，组织松散；“围”则是精心规划、长期经营的宗族堡垒，规模宏大，组织严密。一座大型围屋，可容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居住，内有祠堂、水井、仓储、防御设施，俨然一自给自足之小社会。

其三，社会心理之反映。赣南学者万幼楠论围屋起源，一针见血指出“防匪盗、防乱兵是其根本动机”。诚哉斯言。南迁汉人，身处陌生环境，面对土著冲突、匪患骚扰、政权更迭之动荡，唯有聚族而居、高墙自保，方能立足。“围”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种心理防御、一种生存策略。

【按】由“寨”而“围”，表面上是一进步——防御能力增强、组织程度提高。然深入思之，此一转变亦有代价。“寨”时代，畲民虽防御简陋，然与山林环境高度和谐；“围”时代，汉人虽立足稳固，然高墙之内，亦埋下宗族封闭、土客矛盾之种子。历史演进，往往利弊相生，不可执一端而论。

（三）“梅口镇”考：从军事据点向商贸枢纽的转折

松口历史之真正转折，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汉乾和三年（公元945年），政权在此设立“梅口镇”。

此一事件，最早见于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该书卷一百零三“广东四”载：“梅口镇，（程乡）县东七十里。志云：南汉尝屯兵于此，谓之梅口戍。”顾氏所引“志云”，当指前代方志，惜其书已佚，无从覆按。然《读史方舆纪要》向以征引浩博、考订精审著称，其说当有所据。

“梅口”之“梅”，大有讲究。传统认为此名得自梅江，而梅江之“梅”，源头又在哪里？笔者稽考文献，发现有二说并存：

一说与秦末梅鋗有关。梅鋗，越人首领，秦末率族众助刘邦灭秦，以功封“台侯”，食邑岭南。《汉书》卷三十四《吴芮传》附载其事。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梅州”条明确记载：“梅州，以梅鋗得名。”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持此说。若此说成立，则“梅口”之“梅”可追溯至秦汉之际，历史悠久。

一说与五代南汉“梅王”有关。明嘉靖《广东通志》引《五代史》载，南汉高祖刘龑封其子（一说其弟）刘崇兴为“梅王”，封地正在今梅州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亦有类似记载。公元945年设“梅口镇”时，正值刘氏政权统治岭南，“梅口”之名，很可能直接取自“梅王”封号。以王爵封号为地名，五代十国时期不乏其例。

二说孰是？笔者倾向于认为，两说可以兼容。“梅”字作为地域标识，可能早在秦汉梅鋗时代已播下种子，至五代“梅王”封号又得以强化，最终在设镇时正式成为政区名称。地名之形成，往往是层累叠加而非一次性赋予，此即一例。至于梅州得名于“梅花”之说，多属文学诗词之浪漫联想，不足为严谨治史者所取也。

然名称之考据固重要，更关键者在于“镇”字之义涵转变。唐代之“镇”，主要为军事单位。《新唐书·兵志》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彼时之镇，乃边境屯兵之所，与商业市集无涉。顾祖禹谓南汉“尝屯兵于此，谓之梅口戍”，正说明早期“梅口镇”的军事性质。

变化发生在宋代。北宋建立后，大力削夺藩镇兵权，原军镇之军事职能逐渐消退。与此同时，南方经济蓬勃发展，一些交通便利、人烟稠密之军镇，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商业市集。政府顺应这一趋势，重新定义“镇”之性质——规定“镇”须设于“人烟繁盛处”，人口满百户方可设镇。至此，“镇”从军事单位演变为基层商业行政单位。

南汉在梅江入口设“梅口镇”，眼光不可谓不敏锐。此地梅江与松源河交汇，上通赣南闽西，下达潮汕南海，是天然的水运枢纽。设“镇”于此，等于官方认证：这里不再是边陲防御据点，而要承担物流、商贸、管理的区域中心功能。

【按】治史者于“梅口镇”设立之年（945年）与梅州设立之年（971年），多未加注意。实则前者早于后者26年，若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立之嘉应州相比，更早了788年。行政建置时间之先后，虽非“松口不认州”之主因，然亦构成其历史底气之一端。地方自信，非凭空而来，自有渊源可寻。

梅县区松口镇高标准推进松口古街保护提升，打造“南洋海丝路·客侨第一镇”，有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连志城/摄）

（四）“松口堡”考：名异实同的延续与升华

“梅口”何时改称“松口”？确切年代，文献无征。然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已出现“松口”之名，则至迟南宋已改。

改名原因，地方流传两说。一说因地处松源河汇入梅江之口，故称“松口”。此说合乎地理命名通则——两水交汇处多以支流入干流之口命名，如汉口（汉水入长江）、江口（某江入某水）皆是。松源河为梅江重要支流，其入梅江处称“松口”，顺理成章。

一说因松柏圩与溪口圩合并，各取一字而得名。此说流传于民间，然笔者查阅《松口镇志》及相关碑刻，未见确凿记载。两圩合并之事，或为历史事实，然是否直接导致“松口”得名，尚待进一步考证。

名称虽改，“镇”之实质非但未变，反而愈益彰显。明清两代，松口凭借“盐上米下”之贸易体系，发展为粤东商贸巨镇。所谓“盐上”，即潮汕海盐经韩江、梅江溯流而上，运至松口集散，再销往赣南、闽西山区；所谓“米下”，即赣南、闽西之米粮山货顺流而下，经松口转运，供应潮汕乃至出口南洋。松口居其中，掌控物流之枢纽，坐收商贸之红利。

火船码头（连志城/摄）

至清中叶，松口已有“日泊千船”之盛况。沿梅江码头多达二十余处，商铺超过一千家。光绪《嘉应州志》于商贸门中，虽未专列松口，然于相关叙述中，隐然可见松口作为区域商贸中心之地位。嘉庆进士宋湘所作《嘉应州三十六堡歌》，开篇即道“松口人称财第一”，其经济实力，已为时人公认。

【按】由“梅口”而“松口”，名称虽变，其作为水运枢纽、商贸中心之实质一脉相承。地名之学，既须考其名之由来，更须究其实之演变。名可易，实不可移。松口之“堡”，从军事据点转化为商业市镇，从区域中心跃升为跨省枢纽，从内河港口联通全球网络——名称背后，是一部层层递进的文明演进史。

如果说地名揭示了松口历史的骨架，那么姓氏构成则为这骨架填充了血肉。松口有一文化奇观：区区一镇，竟汇聚一百二十余姓。据1985年统计，全镇姓氏达120个以上。这一现象，被誉为“活态的姓氏博物馆”。

笔者尝思：姓氏之繁多，非松口独有，何以松口之姓氏构成具有特殊学术价值？细思之，关键不在“多”，而在“层累”——松口之众多姓氏，非一时一地涌入，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因不同动因、循不同路径，层层叠加而成。每一波姓氏迁入，都对应着一次重大历史变动。解码这一层累结构，便是解读一部微缩的中国东南移民史。

（一）宋元奠基：十四望族与族群重构

松口姓氏格局之第一块基石，奠定于宋末元初。彼时，北方战乱频仍，元军南下，大量原居于福建宁化、上杭、连城等地的客家人，为避战祸，沿汀江、梅江水系大规模南迁。松口以其水陆要冲之位置，成为重要迁入地与中转站。

此一时期迁入之家族，构成松口社会最早的骨干。民间流传的“十四望族”顺口溜，正是这一历史记忆的生动遗存。其词曰：

“椿高楼棚好嬲凉，捉起锣鼓齐咚喳。”

以客家话谐音解读，十四字分别对应：钟、高、刘、彭、何、廖、梁、卓、许、罗、古、徐、董、程。这十四姓，多在此时期落地生根，迅速成为地方社会的望族。

其中，卓姓之迁徙史尤为典型，且富有悲壮色彩。据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人物”门载，卓氏一族在宋末积极响应文天祥号召，举族抗元，“有八百人勤王，后散处各地”。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卓姓族人南迁至松口等地。这一迁徙，既为避祸，亦包含对故国忠义的坚守。

更可注意的是，卓氏后来成为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先驱。据族谱记载，卓氏后裔卓谋，于明初率众浮海，抵达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成为有文献可考的早期客家海外拓殖者之一。从“忠义勤王”到“跨海谋生”，卓氏家族史贯穿了客家人命运的重大转折。

【按】“十四望族”顺口溜之形成与流传，本身就是一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以歌谣形式记忆姓氏，既便于传诵，也暗含排序——十四姓之排列，很可能反映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高低或迁入先后。民间记忆，自有其逻辑，不可视为随意编造。

此一阶段姓氏迁入，带来的是族群结构之根本改变。松口从畲族为主体之“寨”，转变为客家人为主体之“围”，完成了“反客为主”的族群重构。同时，十四望族之形成，也标志着宗族社会的建立——各姓建祠堂、修族谱、立族规，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基层社会组织。

（二）明清扩容：商贸网络与“百姓杂处”

明清两代，松口姓氏迎来第二次大扩容。与宋元时期“避乱求生”之被动迁徙不同，此阶段迁入者多出于“逐利谋发”之主动选择。

松口全景（逢五、十为墟期，约有商店一千余间，可乘梅松公路汽车达此）（日报图库 供）

明中叶以降，松口“盐上米下”贸易体系日益成熟，商业繁荣吸引四方商贾。潮汕之盐商、闽南之茶商、江西之米商、本地之船户，随商贸网络汇聚于此。他们或开设行栈，或经营运输，或从事服务行业，逐渐落户定居。

据《松口镇志》及地方族谱记载，许多非“十四望族”之家族，多在此时期因商而兴。李、谢、张、曾、黄、陈等姓，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大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梁二姓后来居上，人口繁衍最盛，竟占据松口人口半数以上。这一变化，强有力地说明经济格局之变动对人口结构之重塑力。

李姓之崛起，与李士淳（号二何）密切相关。李士淳为明末翰林，崇祯太子之师，明亡后归隐松口，建“世德堂”、倡建“元魁塔”、兴办“二何书院”，文名盛于一时。李氏一族由此成为松口首屈一指之望族，其影响延续至今。

元魁塔（连志城/摄）

梁姓之兴盛，则与华侨经济密切相关。清末民初，梁姓子弟大量下南洋，致富后返乡投资，兴建宅第、捐资公益，家族势力迅速扩张。梁映堂、梁密庵父子所建之“承德楼”，中西合璧，富丽堂皇，至今犹为松口建筑之翘楚。

此一阶段姓氏扩容，使松口从“十四望族”之骨干框架，丰满为“百姓杂处”之繁盛格局。不同地域、不同方言（如潮语、闽南语）之族群在此交汇，通过商业合作、邻里共处、婚姻联结，实现了深层次的文化交融与身份整合。松口兼容并包之市镇文化性格，由此塑造。

（三）抗战淬炼：战火中的最后注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松口姓氏迎来最后一波重大注入。1939年，潮汕沦陷，大量难民沿韩江、梅江溯流而上，向相对安全之内陆山区迁徙。松口作为粤东重要内河港口与商贸中心，再次承担起接纳难民之角色。

这批因战火而来的新移民，其性质与前两次迥异。宋元移民是主动南迁、寻求新家园；明清移民是追逐利润、拓展商机；而抗战移民则是紧急状态下之被动逃难。他们仓皇而来，身无长物，融入过程充满艰辛。

松口街市一角（日报图库 供）

据松口故老口述，彼时松口街头巷尾、祠堂庙宇，皆住满难民。本地士绅商贾多有施粥赈济者，各宗族亦尽其所能接纳安置。部分难民战事平息后返回原籍，亦有相当数量留居松口，娶妻生子，落地生根。

此次迁徙为松口本就丰富的姓氏库增添了最后一批注脚。具体增加多少姓氏，难以精确统计，然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它使松口的“活态基因库”更加完整，也烙印上了家国苦难与同胞共济之集体记忆。

【按】从“十四望族”到“百家姓”，松口姓氏变迁史，是一部可触摸的移民史。它告诉我们：松口社会不是由单一宗族垄断的封闭体系，而是由多个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机缘迁入的族群共同构成的开放网络。这种多元性而非单一性，这种开放性而非封闭性，正是松口历经千年而始终充满活力的结构性密码。

（作者系岭东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市政协文史委委员、市方志办专家库成员）

编辑：张晓珊

审核：叶晓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