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3月12日客家版

客家宗亲情暖第三代印尼游子

——印尼华裔作家汤顺利回祖籍地蕉岭高思村寻根记

引言：在印尼教育部的推动下，印尼日惹华裔青年作家汤顺利，于去年10月展开赴广东蕉岭高思村的寻根问祖之旅，并把寻根文章发表在印尼《时代周刊日报》（Koran Tempo）的周末版，在当地引发关注。本版特转载此文（标题和内容有所删改），以飨读者。

作者的故乡蕉岭县高思镇高楼村   (照片：汤顺利)

作者的寻根文章发表在印尼《时代周刊日报》周末版（2026年2月21日）。

亲友相助，去看看亻厓老家

2025年10月我前往广东梅州的旅程，是一场寻根之旅。

自从为印尼基本和中等教育省语言局发起的“2025年海外作家驻留计划”撰写计划书以来，我就明确了目标：去看看“ngai lo ka”（我老家）。对我而言，其所承载的意义远超其字面意思——它不仅是“老家”，更是祖先、父母及大家族的根，这个词带有关于思念与身份认同的浓厚情感色彩。

梅州是客家人的故乡，由于历史上从该地区迁往东南亚的移民规模巨大，被称为“华侨之乡”。这座位于广东省东北部、面积15,864.51平方公里的地级市在我家族中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嘉应州”——这个名字因我已故祖父汤锡荣（我称呼他为“阿公”）口中的故事，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在广州停留了三个晚上，避开中国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后，我终于在10月3日晚踏上了梅州的土地。

心中曾一度泛起疑虑：仅仅凭着阿公留下的几张家谱记录、一些名字和几张旧照片，我真的能在万里以外的高思乡找到阿公的旧居，或是见到亲戚吗？自1997年阿公去世后，我们邦加岛的家人与中国大陆及台湾大家族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我此前寻找阿公在台北弟弟们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遇到了善心人的帮助，实属万幸。

梅州“哈客风客家文化交流工作室”的负责人黄纯彬，是由我在台湾的好友李明钊（阿钊牯）介绍认识的。就在那个晚上，他带我见到了汤钦龙。钦龙哥把我当作从海外归来的高思乡族兄弟，热情地迎接了我。我随身携带的那份家谱（广东蕉岭高思乡汤氏历代祖先名讳表）证明了其巨大的价值。作为土生土长的高思人，汤钦龙（我称呼他为“龙哥”）拥有广泛的人脉，包括梅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以及高思乡汤氏宗亲会的要员。他仔细查看了我的家谱记录，然后在一张纸上涂画，向我解释家族的命名规律和辈分排序，随后便忙着通过微信与多人通话和传信息。没过多久，他便成功锁定了阿公在高思村所属自然村的准确位置，并找到了认识我曾祖父及其子嗣的人。“我们都是第25代，”他说。

那天早晨，在我们出发前往高思村高楼自然村时，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脚部的酸痛感再次发作，但意志力战胜了疼痛。陈志峰（我称呼他为“陈哥”）已如约在上午11时左右，与他的朋友曾俊跃一起抵达了我住的酒店。陈哥特意从家出发，驱车两小时，跨越 120 公里的路程到梅州市区与我会合，随后还载着我继续行驶 65 公里前往高楼村。他的赤诚之心令人赞叹，大家都夸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

我与陈哥相识是通过他的女儿陈然，陈然是印度尼西亚大学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生，2023年，她在日惹国立大学参加为期一学期的印尼语海外教学项目时，曾前往日惹的“文学小站”参加过我的诗集《家》的新书分享会。自9月初以来，陈哥便开始通过微信与我保持文字及视频通话联系，他主动提出要帮我寻找在高思的家族足迹。陈哥定居在东莞，祖籍揭西，讲的是河婆客家话（海陆腔的一个分支）。在我与中国大陆及台湾接触过的众多客家话使用者中，陈哥的口音是我最容易听懂的。这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在讲邦加客家话的环境中长大，口音较为硬朗，偏向海陆腔，也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属于蕉岭和梅县腔调的高思客家话。

“我终于回到祖籍地了！”我在心里默默呐喊。这段旅程，我已向往太久。2019年我曾到访过广州、开平和阳春，却没能腾出足够的时间“北上”梅州。这一天，我们一行四人（我、陈哥、龙哥、曾俊跃）分乘两辆车，向高楼村进发。

近乡情怯，感叹老家沧桑巨变

正如其名“位于高处的村庄”，作为高思村一部分的高楼自然村坐落在高地之上。为了抵达那里，我们必须穿过蜿蜒的山路，柏油路两旁是茂密的森林。极目远眺，满眼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苍翠群山。

“这是政府开的道路。”陈哥坐在驾驶位上说道。眼前的基础设施让我惊叹不已。我们行驶的柏油路平整顺滑，看不见一个坑洞或裂缝。坚固的混凝土路缘石（防撞墙）矗立在悬崖边，与绵延不断的电线杆和路灯并排而立。黄白相间的道路标线对比鲜明，仿佛刚粉刷过一般。甚至连山脚下的排水沟也显得十分洁净。一切都井然有序，仿佛在完美地迎接我回到祖先的土地。

高楼村的田野风光（汤顺利/摄）

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愈发复杂：既有喷薄而出的喜悦，又有一丝悄然潜入的忧伤，同时还夹杂着淡淡的焦虑。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我终于回到了家族故事起始的祖居地；但当我联想到当年阿公和公太（曾祖父）远赴南洋谋生时所走过的路，心中又不免感到一阵惆怅。当年，他们和高思的其他乡亲在前往松口码头时，是否也走过我现在经过的这条路？那时的路是什么样子的？是陡峭漫长、尘土飞扬的黄土小径吗？他们是拉着板车搬运行李的吗？“以前出南洋的人都是步行去码头，也有人走水路。”陈哥说，龙哥也在一旁点头称是。

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稍作休息。在那里，我重温了失散25年之久的味道——清炒马齿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鼠耳”（Lo Chu Ngi）。这道久违的家乡菜勾起了我浓浓的怀旧情愫。

饭后，旅程继续。当陈哥驾驶的车子缓缓驶入高楼村时，一种微妙的紧张感笼罩着我。此刻，这个多年来只存在于阿公故事里、存在于我脑海中的小小村落，终于如此真实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当然，这里早已不再是99年前阿公9岁离家时的模样，也不是他1936年回乡迎娶阿婆时的旧景。甚至与我三叔公、五叔公在20世纪90年代从台湾回乡探亲时寄回的照片相比，村庄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道路与巷弄规划得井然有序，铺设了洁净的水泥路和植草砖。现代化的洋楼在山脚下拔地而起，与那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挺拔威严的夯土老屋交相辉映。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群山环抱，使整个村落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

高思高楼村（汤顺利/摄）

认祖归宗，在宗祠告慰先祖

“高思乡，一镬汤”（Gaosi Hiong，jit bok Thong），这句充满传奇色彩的客家俗语再次回响在我的耳畔。阿公几十年前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不仅是因为高思乡的地形宛如锅状（镬状，客家话称为 bok chong），更是因为这里血缘纽带极其深厚——几乎全村的人都姓汤。因此，如果你在高思遇见一个人，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我的宗亲。

凝望着郁郁葱葱的山峦、一片片翠绿的稻田，以及村民屋前的鱼塘，我的胸口再次感到一阵莫名的窒息感——那是一种混合了感恩、动容，以及意识到家族之根正深植于此的复杂情感。“阿公，您当年走的这条路该有多远啊！为了谋生，您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我在心中感叹。在我模糊的视线里，仿佛浮现出阿公那布满皱纹的脸庞，他像是正从远方含笑凝视着我，欢迎我的归来。“没生活，没工作，没钱，没泥，没田。”陈哥的一番话，道尽了当年无数客家人被迫下南洋寻觅生机的辛酸原因。

随后，龙哥向我介绍了汤秉伦，他是高思开基祖祭祖理事会的成员。在他的指引下，我们一行四人前往我的家族祖祠：中山堂。

在“汤氏宗祠”的祭坛前，供奉着数百位祖先的名讳，其中三位最远古的先祖牌位居于正中。我手持三炷香，按照流传千年的传统俯首作揖，向先辈的魂灵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远方的孙子从海外回乡了。祈求祖先保佑他出入平安、身体健康、财源广进。”汤秉伦用客家话低声念诵着祭语。这番话让我的心再次剧烈颤动，泪水几欲夺眶。我始终是一个华人，是汉族人，也是地道的客家人。然而，作为在印度尼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三代（从阿公移居邦加岛算起），我深感自己与“华侨”这一身份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界限。我不像出生于中国大陆的阿公，也不像曾一度保留中国国籍的父亲；严格来说，我更应该被称为“华裔”，即出生在海外、拥有他国国籍的华人后裔。因此，在祖先的祭坛前，我内心满是惆怅地默念道：“祖先们，你们的后代回乡了，是以一个外国公民的身份回来的！”作为在印尼的家族第三代，我的这次归乡正是一次心灵的缝合，试图将那段因距离、时间和世代更迭而疏远的内心纽带重新连接起来。

带着祖父、父亲等家人的共同愿望，回到蕉岭的家族祖祠中山堂。由右至左：汤秉伦、本文作者、汤钦龙、陈志峰 。（曾俊跃/摄）

作者在祖先牌位前上香礼拜 (陈志峰/摄)

乡亲们依然说着那亲切的家乡话，依然烹饪并品尝着数百年来未曾改变的滋味。然而，并非所有记忆都能被寻回。阿公出生并长大的那座老屋已经不复存在。在那片相当宽阔的土地上，一座名为“福德伯公坛”的汤氏家族庙宇自2019年起便屹立于此，它是由高楼村理事会集资兴建的。“在我们回来之前，老屋就已经拆除了，”我的几位堂叔（六叔公的儿子们）说道。一听说他们大伯的孙子正在中国“寻根”，他们便带着两个儿子和我的小姑，不惜驱车五小时，从江西赶往梅州与我会面。我那已故的六叔公汤锡远，出生在邦加岛，长大后决定回到中国深造。他于1957年毕业于江西农学院农学系，此后一直奉献于教育事业，曾担任赣州师范学校的生化教研组组长。这些叔叔和小姑，是我在中国大陆现存最亲近的家人。

追寻华侨足迹，捧一把泥土绵延客家精神

这次前往福德伯公坛，是我第二次从梅州市区驱车前往高楼村。这一次，除了龙哥和汤伟青先生——梅州市梅县区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梅县侨声》杂志主编陪同，我的好友黄淑珺也一同前往，她是一位马来西亚电影人，特意赶来为我这段情感动人的“寻根之旅”进行影像记录。

除了前往高楼村，汤伟青先生（我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公”）还驾车载着我和淑珺一同追寻华侨历史的重要足迹。我们参观了曾任棉兰华人甲必丹（1890-1911）、来自松口的客家显赫人物张榕轩的故居，现已改建为纪念馆。随后前往承德楼，那是出生于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志士梁密庵（1880-1940）的故居。接着，我们前往松口码头，这是当年无数客家人——包括我的曾祖父和祖父母——下南洋谋生的出发地。传奇的松江大酒店依然优雅地屹立着，它是无数华侨远行的无声见证者。

我们还参观了两所由东南亚华侨创办的学校，即蕉岭县高思小学和蕉岭县侨兴中学。这些统称为“蕉岭县高思学校”的建筑落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由汤泰志、汤钦章、汤育珍、汤召阶等祖籍高思的华侨领袖共同集资兴建的。

这种奉献精神并未止于一代，而是代代相传。汤锡林（1926-1999）便是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位出生于雅加达的高思籍杰出企业家，自1982年起便不断捐资兴建校舍、图书馆及宿舍。因其卓越贡献，他被梅州市政府授予“梅州市荣誉市民”称号。2004年，侨兴中学更是为他建造了一尊塑像，以纪念他的赤子之心。

在离开高楼村之前，我取了一把泥土。据我的一位叔公汤东明指认，那里曾是我们家老屋厨房的所在地。我打算将其中一部分泥土撒在勿里洋阿公的坟上，余下的则珍藏起来。我不禁想象，如果阿公有机会在此时回到家乡，目睹中国如此飞速的发展，他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从松江大酒店的阳台远眺风景(汤顺利/摄)

蕉岭侨兴中学的汤锡林雕像   (汤顺利/摄)

作者从家族老屋旧厨房的遗址挖一捧泥土带回印尼。(黄淑珺/摄)

编辑：廖    智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