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2月10日世相版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纪事（四）

“双李校长”的年代

●罗活活

我在东山中学的那六年，是“双李”——校长李甦仁、李泉隆——时代。

▲东山中学“双李校长”之——李甦仁

▲东山中学“双李校长”之——李泉隆

李甦仁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对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度非常高，具有敢想敢干的精神，为人却非常和善敦厚。彼时，马蹄形球场已经无法容纳全校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了，李甦仁校长大胆做出决定，由师生们在学习之余，每天挤出一个小时参加劳动，自力更生，开辟一个新的大球场，地点就在学生第二宿舍后面，从山顶陈光烈士纪念亭的山坡上削一半下来，填平一片土地。没有爆破，就用锄头挖，畚箕挑；锄下去，锄头弹了起来，手很快就被震痛、震得裂开了。第二天，学校医务室挤满了人，胶布和纱布都不够用了。那年我14岁，手上第一次打起了泡，一个泡挑破了以后，又起了另外的泡，一次又一次，最后结了黄色的厚厚的茧。所有的同学都用考验自己的革命意志来要求自己，疼但不流泪。后来铁钎铁锤用上了，我们女生只负责挑土，男生用铁锤打铁钎，插进牛肝土里……一个大球场，硬生生地让我们全校师生用一双手、一双脚、两个肩膀挑了出来。汗水早已化去，大球场今天仍然在，它承载了我们当年不可磨灭的记忆。不怕苦、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却深深地融进了我们的骨子里，成就了我们这代学生面对困难的承载力、克服力，这是我们一次精神的飞跃。李甦仁校长总是乐呵呵地陪着我们一起劳动，他的心血没有白费。1964年，在全国少年足球赛上，东山中学代表队战胜了东北辽宁二中队，获得全国冠军，获得叶帅接见。东山中学的足球队从此所向披靡，名震国内：1981年获得全国“希望杯”第三名；1982年获广东省中学生足球赛冠军，被授予“足球传统学校”称号。德智体三项，我们东中哪一样都不少。

李泉隆校长是学者型校长。他提出的“严谨、细实、勤奋”以及“勤奋好学，团结进取”，是东山中学的宝贵教学财富，使东中进入了傲视群雄的时代。叶剑英元帅的《攻关》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成为了所有东中人的座右铭。东中树起了自己独有的校风、教风、学风。1978年，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东山中学为全国18所重点学校之一；1983年，在全省高考升学率仅13%的情况下，东山中学竟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92%。李泉隆校长是教育专家，他不但管理行政，讲课也是一把好手，同学们对他非常敬仰。他严抓校风、教风、学风，推动东中迈上了新高点。1960年，他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78年，东中被教育部定为广东省唯一的重点中学；1983年，全国高考升学率仅13%，东中却达92%，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双李”校长在东山中学百年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我受益于彼时，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亦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李泉隆校长不但到处搜寻有才学、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更是大胆地为学校补充充满朝气的新生代。记得从1962年到1963年，东中就招录了近20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张志经、李志强、吴陈粤、朱文澎、陈壬兴、陈国演、梁秀冰、郭连睦、林文达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了省督学、专家、校长。这股年轻力量的注入，为整个学校带来了活力。学生们非常喜欢和尊敬这些老师，他们构成了全方位的、丰富的教学力量。音乐老师吴茜在60年代的东中，可以说是学生们无人不认识。除了她上所有的音乐课以外，还因为她是学校里少有的外省人。她穿着跟我们不同的衣服，一袭黑色的旗袍，她还带着她的丈夫陈先生、儿子吴陈粤、女儿陈吴苏住在黄姓大屋的教工宿舍里。儿子姓了她的姓，女儿姓了丈夫的姓。儿子的名字是粤，叫吴陈粤，女儿的名字是苏，叫陈吴苏。她和吴陈粤老师讲的都是软软的苏杭普通话。她的旗袍很优雅，她的行为举止，她的语言，她的家庭，都有别于本地老师，都让我们这些从未走出梅县城的学生感到了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她教我们认识简谱，敲击着钢琴，领我们唱名曲《我的家》，还自编了群雁舞，演绎老鹰和群雁的故事，表现一种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团结互助的精神。后来我们才知道有芭蕾舞《天鹅湖》，而在这个大山里的学校，我们一群女孩子演出了梅县版的“天鹅湖”。

▲“长征宣传队”大串联时到了福建上杭古田会议旧址。

▲“长征宣传队”大串联时到了“革命的摇篮”井冈山。

▲本文作者（三排右三）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的队员合照（1967年10月留影于松口，前排左二是被温泉烫伤的魏同学。此队伍亦前往松口、丰顺县留隍戏院演出。）

中考以后，我又被录取回东山中学读高一，直到“文革”中的大字报有人揭发说，东山中学本来只录取红五类的子女，放得最宽也必须是中农子女，凡是“黑七类”人的子女一律不得录取。所以我是被梅州中学录取要了过去的，后来因为一些老师如吴茜、张漳乔、叶剑辉老师等出面争取，我才破例地又回到东中。其实1965年考入东中高一的250名学生中，我的总分是第一的。而很多学习很优秀的同学，却再不能回到东中了。

陈粤老师是一个气宇轩昂的男子汉，很有阳刚气质。他教我们初二的几何课，印象中总是拿着一把巨大的木制三角尺，站在讲台上，用略带吴语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和善而亲切。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几何基础，只要看了题目和图示，我总能够顺利解出来。所以初三临毕业时，我能够拿着粉笔，在卅周年纪念堂二楼的地板上，帮一个又一个同学解题释难——其实我是用这种方法复习功课。吴茜老师的女儿后来也成为了我们东中的学生。

难忘的还有张漳乔老师，他是教地理的，不知为何这么有艺术感和灵感。他永远留着两边齐整的分头，身上总是一套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永远扣得紧紧的，烟抽多了，牙齿有点发黄。他主导了大型歌剧《血泪仇》《洪湖赤卫队》《年青的一代》《数九春风》等大型剧目。这是东山中学每年一次的文艺盛宴，阵容强大，全校老师出动，作曲、配器、作词、美工、场记、导演、演员，全部都是校内师生，水平高到可以去县城里最高的艺术殿堂——华侨戏院演出。那可是专业团体演出的地方，要买票才能进去欣赏的。

我有幸在初二那年参演话剧《年青的一代》，剧组海报高挂戏院外墙，我扮演一个思想进步、摒弃安逸享乐、主动申请去农村锻炼的高中毕业生。那是1963年，离1968年的上山下乡的大浪潮尚有几年。谁知我竟因这个角色，在五年后成了现实版的“奔赴农村”呢！张漳乔老师拿着剧本一个个班去挑人，试读合适后还要向班主任保证不影响学习，并监督大家在后台抽空写完作业。记得有一次我闹情绪——也许因我年纪最小，他还让大同学专门买了几颗糖来哄我。常给我送鸡蛋的梁同学（学长），在剧中扮演爱踢足球的小李子，我演的角色比他大，也比他懂事。高中部的肖耀新、熊开扬、杨露平等文工团成员也参与了演出，他们演的是大学生。在东中文工团，我的文艺细胞被发掘，此后凡有晚会，我必有节目。“文革”后期我参加兵团宣传队，串联时组织长征宣传队，考上大学后，还组织师生排演伤痕文学剧《于无声处》；后来在公司当老总，也每年组织文艺晚会。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以听歌为最大快乐，边走边听，一切烦恼皆忘，完全沉浸于音乐的节奏与歌词的意境中。我唱歌或写作，文艺已成为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最美的人生篇章。

初中三年，我们学的外语是俄语。后来因中苏在国际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分歧，1965年我们高一仅保留一个俄语班，其余全改为学英语。俄语有个发音很难——就是“R”，须滚动舌头，连续发出“日、日、日”的颤音。下课后，我们常把俄语单词译成中文互相打趣：再见就说“打死你大畏呀”，谢谢是“西吧席吧”，女教师是“鸟契姐里你查”，同志是“达瓦里士”。一边说，一边笑得直不起腰。外国人可真有意思，怎么这样说话？我们这些山区孩子学得可认真了——说真的，以后长大了，我们可是要代表国家同外国人对话的。那时还没有电视，我们只能从电影里看到外国人，何况我们连梅县都没离开过。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位，中苏关系降至冰点。从此“修正主义”这个词，就牢牢地烙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学校天天播放批判修正主义的广播，我们隐隐地感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艰难：从前听苏联的，他是老大哥，可现在呢？友谊忽然不见了。国内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外有帝国主义包围，粮食短缺，苏联又撤资逼债，真是人祸天灾。我们那颗幼稚纯真的心，对国际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似乎也受到了伤害。

编辑：廖    智

审核：曾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