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1月29日客家版

闽西与广东客家之历史源流

——以上杭周氏宗贵公后裔迁徙广东为例

●周继章

引 言

客家研究自20世纪初兴起以来，“迁徙”始终是核心议题。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出客家“五次迁徙说”，指出闽西是客家先民从赣南向粤东迁徙的关键中转站，而广东则是客家民系最终形成的重要区域。闽西与广东客家的源流关系，不仅体现为人口迁徙的地理链条，更蕴含着文化传承与变异的深层逻辑。然而，既有的研究多侧重于宏观迁徙路线的梳理，对具体家族的微观迁徙过程及其文化影响关注不足。

上杭县作为闽西客家的核心区域，素有“客家祖地”之称，境内保存了大量客家家族族谱，其中周氏宗贵公一脉的迁徙史具有典型性。据《上杭周氏宗谱》记载，宗贵公于宋末避兵入杭，开创基业，其子孙历经数百年繁衍，逐渐向广东等地扩散。通过解析这一家族的迁徙轨迹，可具体呈现闽西与广东客家在历史源流上的内在联系，为理解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微观视角。

▲明代上杭名士周永定重建驷马桥，维护闽西主要通道。图为雕塑“四马樵歌”。（周继章供图）

宋末社会动荡与宗贵公入闽西的历史背景

（一）两宋之际的人口迁徙与闽西开发

北宋末年至南宋时期，中原及江淮地区因“靖康之变”“宋元战争”陷入长期战乱，人口大规模向南迁徙，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福建因地处东南沿海，地形相对封闭，成为战乱中的“避难所”，而闽西（汀州府辖境，含上杭、长汀、连城等县）则是此次南迁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汀州府在唐代虽已设治，但开发程度较低。至宋代，随着南迁人口的涌入，闽西山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发展。上杭县位于汀江中游，水路交通便利，既是连接赣南、粤东的枢纽，又有肥沃的河谷平原可供开垦，成为南迁先民定居的理想选择。宗贵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迁入上杭，其“因宋季避兵，流于上杭”的记载（《上杭周氏宗谱·宗贵公传》），与两宋之际的社会动荡直接呼应，印证了宏观历史背景对个体迁徙的驱动作用。

（二）宗贵公在杭邑的基业开创

据族谱记载，宗贵公初到上杭时“孑尔立身”，以“南塔寺僧侣劈柴、做饭”为生，故得“饭头公”之称。这一细节反映了早期南迁者的艰辛——缺乏根基的外来者往往需依靠寺庙等公共空间获得临时生计。但宗贵公“俭勤惕厉”，后改行经商，“历尽艰辛，挺然特立，创产万余”，逐渐积累财富。其经商活动可能依托汀江航运，从事木材、粮食等山区特产与沿海商品的中转贸易，这与上杭在宋代逐渐成为闽西商贸节点的历史相符。

宗贵公的“德积厥躬，谦冲纯朴，乐善好施”不仅体现在个人品行上，更转化为家族声望的积累。他在长汀建“斋婆院”、在上杭买地建“德庆庵”，通过宗教公益活动融入地方社会，获得土著与其他移民的认可。这种“以商兴家、以善立名”的策略，为周氏家族在闽西的扎根奠定了基础。至明清时期，周氏宗祠建于上杭五星巷，成为家族凝聚的象征，而“敕封宋处士”的荣誉（《上杭周氏宗谱·诰命篇》），则标志着家族已从普通移民跃升为地方有声望的族群。

宗贵公后裔在闽西的繁衍与迁徙动因

（一）家族繁衍与人口压力

宗贵公徙杭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子孙“蕃衍”，至民国时期已传至25代，“遍及城乡”（《上杭周氏宗谱·世系考》）。人口的快速增长与闽西山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形成矛盾。上杭虽有汀江谷地，但多山地丘陵，耕地承载力有限，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问题日益突出。据《上杭县志》记载，明中叶后，“县内户口日增，山谷间开垦殆尽，贫民多往粤东、赣南谋生”。周氏家族作为当地望族，人口基数庞大，部分支系为寻求生计，不得不向外迁徙。

（二）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与迁徙导向

1.经济机会的吸引

广东粤东、粤北地区（今梅州、惠州、韶关）在明清时期处于开发阶段，大量荒地待垦。明代中期，政府推行“招垦政策”，鼓励闽西、赣南移民前往广东山区开垦。梅州“地广人稀，闽汀、赣南之民接踵而至，佃耕其中”（《嘉应州志·风俗志》）。周氏后裔中，部分支系因擅长农耕与商贸，受广东“土地肥沃、商机较多”的吸引，逐渐向这些区域迁移。

2.战乱与社会动荡

明清之际的“迁界禁海”“三藩之乱”等事件，对闽西社会造成冲击。康熙初年，清廷为防范郑成功势力，在闽粤沿海实施“迁界”，部分周氏族人因家园被毁，被迫内迁或南徙广东。此外，闽西与粤东相邻，地缘相近，战乱时期的逃难往往沿着交通线向粤东延伸，形成“避乱式迁徙”。

3.宗族网络的拓展需求

客家家族重视“开枝散叶”，通过迁徙扩大宗族影响力。宗贵公后裔中，部分支系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主动向广东迁徙，并通过修谱、联宗等方式与祖籍地保持联系。如清乾隆年间，广东兴宁周氏修谱时，专程派人赴上杭“寻根问祖，抄录世系”（《兴宁周氏宗谱·序》），体现了迁徙支系对闽西祖籍地的认同。

宗贵公后裔迁徙广东的路线与分布

（一）主要迁徙路线

宗贵公后裔从闽西上杭迁徙广东的路线，主要依托汀江—韩江水系。汀江自上杭向南流入广东，与韩江汇合，是连接闽西与粤东的天然水道。族谱记载，周氏支系多“沿汀江而下，经大埔入梅州”（《梅县周氏宗谱·迁徙记》），或“陆行至平远，再入兴宁、五华”。这种“水路为主、陆路为辅”的路线，与客家迁徙的整体路径一致，印证了罗香林提出的“汀江—韩江通道”是客家迁徙主干线的观点。

（二）在广东的分布区域

1.梅州地区（嘉应州）

梅州是宗贵公后裔迁徙的核心区域。据《梅县周氏宗谱》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宗贵公第10世孙周伯一郎“自上杭稔田徙梅县石扇”，成为梅州周氏开基祖。石扇地处梅县北部，与闽西接壤，地势平坦，适合农耕，吸引了大量闽西移民。至清代，梅州周氏已形成多个聚居村落，如梅县石扇、兴宁叶塘、五华安流等，人口过万。

2.惠州地区

惠州府的龙川、和平等地也是迁徙重要区域。清康熙年间，宗贵公第15世孙周仲贤“因上杭岁歉，率家人徙龙川贝岭”（《龙川周氏宗谱·世系》），以种植蓝靛（染料作物）为生，逐渐发展为当地大族。惠州与闽西的经济互补性强，闽西移民带来的农耕技术与商业经验，推动了当地山区开发。

3.韶关地区

韶关（时称韶州）位于粤北，是连接粤东与赣南的枢纽。清代中期，部分周氏支系从梅州向韶关扩散，如曲江、南雄等地，多从事木材贸易，利用韶关的水路交通将粤北木材运往广州，形成“闽商——粤北资源——珠三角市场”的贸易链条。

▲位于上杭县庐丰丰乐古道的伯公亭（今因建设高速路被拆除。周继章供图）

迁徙后的文化传承与区域互动

（一）闽西客家文化基因的保留

宗贵公后裔在广东定居后，仍保留着闽西客家的核心文化特征：

1.族谱与祖源认同

广东周氏支系修谱时，均以宗贵公为“共同始祖”，详细记载从闽西迁徙的过程。如《兴宁周氏宗谱》强调“吾族根在上杭，宗贵公为一世祖”，并定期派人回上杭祭祖，形成“两地共祖”的认同。这种祖源记忆的强化，是客家宗族保持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2.语言与习俗

广东周氏聚居区的方言（客家话）与上杭方言同属客家语汀州片，语音、词汇高度相似。在习俗上，春节“祭祖”、清明“扫墓”、婚丧礼仪等均延续闽西传统，如婚礼中的“哭嫁”“送彩礼”，与上杭周氏习俗一致。

3.宗族组织与公益传统

广东周氏效仿上杭祖籍地，建立宗祠、族田、公尝、族学等宗族设施。如梅县石扇周氏宗祠“追远堂”，其建筑风格仿照上杭五星巷周氏宗祠，采用“一进三厅”的闽西客家祠堂格局；族内设立“义仓”，延续宗贵公“乐善好施”的传统，在灾年赈济族人。

（二）与广东本地族群的互动及文化调适

迁徙者并非简单复制闽西文化，而是通过与广东土著（如畲族、广府人）及其他移民群体的互动，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1. 经济模式的本地化

在梅州，周氏从闽西的“农商并重”转向“以农为主，兼营矿业”，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煤窑业；在惠州，则结合粤东“种烟、制茶”的传统，形成特色农业，体现了对地方资源的适应。

2. 文化符号的融合

部分习俗吸收了当地元素，如梅州周氏的“中秋赏月”增加了“烧塔”仪式（源于畲族习俗），婚俗中融入广府人的“过大礼”流程。这种融合并非文化消解，而是在保持核心认同的前提下，增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3. 地方声望的构建

广东周氏通过科举、经商等途径获得地方声望，反哺祖籍地。如清乾隆年间，梅州迁出的周氏族人周学健考中进士，官至两江总督，曾捐资修缮上杭宗祠，并为《上杭周氏宗谱》作序，强化了“粤东支系—闽西祖籍”的联系。

从周氏迁徙看闽西与广东客家的源流关系

（一）闽西作为客家祖地的枢纽地位

宗贵公家族的迁徙史印证了闽西在客家源流中的关键作用。宋至明清，闽西既是北方移民的“定居地”，也是向广东迁徙的“出发点”。上杭作为汀江中游的核心城市，凭借交通与资源优势，成为客家家族繁衍的“孵化器”。从周氏案例看，闽西不仅为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更通过宗族文化的塑造（如修谱、建祠、公益传统），为客家民系的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

（二）“由闽入粤”与客家民系文化体系的形成

广东客家的形成并非孤立过程，而是闽西客家文化在新地域的延伸与重构。周氏后裔从闽西到广东的迁徙，携带的不仅是人口，更是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宗族制度、方言、习俗等），这些文化要素与广东的地域环境结合，最终促成了客家民系在粤东的成熟。这一过程表明，客家民系是“迁徙——定居——互动——认同”的产物，闽西与广东的源流关系是这一过程的核心链条。

（三）区域互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周氏家族在迁徙后，通过族谱修订、祭祖、联宗等活动，长期保持与闽西祖籍地的联系，形成“跨区域宗族网络”。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互动：广东支系的发展反哺闽西祖籍（如经济支持、声望提升），而闽西的祖源记忆则强化了广东客家的身份认同。这种长期互动，使得闽西与广东客家在历史、文化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

小 结：

上杭周氏宗贵公后裔的迁徙史，是闽西与广东客家历史源流关系的微观缩影。宋末社会动荡推动宗贵公入闽西开创基业，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经济机会与社会环境变化，促使其子孙沿汀江——韩江水道向广东梅州、惠州、韶关等地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周氏家族既保留了闽西客家的文化基因（祖源认同、宗族制度、方言习俗），又通过与广东本地族群的互动实现文化调适，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形态。

这一个案揭示：闽西作为客家重要祖地，不仅是人口迁徙的中转站，更是客家文化的“孕育地”；广东客家的形成是闽西客家文化在新地域的延伸与重构，“由闽入粤”的迁徙路径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关键脉络；而跨区域的宗族互动，则维系了两地客家在历史与文化上的深度关联。深入研究此类家族迁徙史，有助于更具体地理解客家民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为客家研究提供从宏观到微观的衔接视角。

（参考文献：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杭周氏宗谱》（民国二十五年修）、《梅县周氏宗谱》（清光绪年间修）、《兴宁县志》《上杭县志》)

编辑：廖    智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