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1月27日世相版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纪事（二）

西楼女生的那些事儿

●罗活活

一群自小从未离开父母的小女生，因为被学校录取而突然住进了美丽而古老的东山书院西楼的二楼，现在想起来，无异于住进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总理住过的西花厅。

木板拼合的双人床睡觉时翻身会发出吱吱响，不过根本不影响睡眠。我们水白小学那年考得好，共有10多个学生考进东中。我住进了西楼第二间。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间叶帅住过的房间。我出被子席子，同床出蚊帐和稻草垫子。被子太小，晚上经常两个人扯来扯去地凑合着，蚊子也经常从蚊帐破洞里钻进来吸血。早上起来脸上手上脚上经常有大包。万金油是止痒的，但是我们谁也没哼声，抓几下便算了。再说一小盒子万金油，一屋子人天天涂，谁有那阔气？每个人必备的就是一个书包、一个脸盆和一个搪瓷缸子、牙刷。就像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志愿军用的搪瓷缸子一样。这个缸子既是牙缸，又是喝水的水缸，也是盛食物的碗。没有牙膏的同学就干刷，有的会用牙粉，或者用盐，省着用一个学期。我的牙膏经常被人讨要，但也必须是挚友偶尔所为才行。谁也没有多余的物品，生活很清贫，谁也不觉得怎么样，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女生们为新的集体生活激动着，新奇着，享受着，嘻嘻哈哈的笑声随时随地都有，好像都在诉说同一句话：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是多么快乐的新中国的接班人！

▲西楼里的女生们在周溪河边合照（后排右一是本文作者）。

我入中学的1962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的第四个年头。此前在经济工作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政策中出现了激进的浮夸风，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问题。我记得的画面是：墙上画了一棵玉米树，很高，大人要把梯子架到玉米树上去摘玉米；又看到农民把另两块地的稻子割了，叠放到另一块稻田里去，说是万斤亩产田，是给人参观学习用的。母亲带着学生去乡下，动员家家户户把铁铲、铁锅交出来，把家里的铁窗撬下来，放到生产队的土高炉里去炼。我们这些小学生，还要带着小铁锤去锤矿石，记得有个同学的一只眼睛就此给矿石打瞎了。妈妈参加公社劳动后，我从公社的饭堂里端了一大碗粥，印着铁公鸡图案的大碗里装了稀饭，米粒很少，米汤能照见我的脸。听大人在那里说，公社的粮食快没了，芋头和番薯也撑不了多久，稻谷还有三四个月才能收割，怎么办？因为每家都没有留下粮食，全村全公社的人都去吃人民公社的饭堂了，“吃大锅饭”的名词由此风行。

1958年到1959年的极度浮夸风，使得全国突然陷入了饥饿。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干旱、水涝、虫害，加上苏联撤回专家，都江堰工程等重大项目停工，还有还债的压力。作为还债的苹果，听说每个都要过圈圈，只要从圈圈掉下去的苏联就不要。国家正在遭受一场劫难。到了1961年，“三自一包”政策开始见成效，中央实行了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政策来提振经济，以便克服平均主义对生产积极性的打击。经济终于回暖，我们这批1962年的初一学生，经过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对食物有着特别的渴望和珍惜。上午两节课的课间操以后，男生女生冲锋陷阵般跑回宿舍，用搪瓷缸冲薯粉喝，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加咸菜冲水喝，满屋子筷子勺子的搅动之声和咕咕的吞水声成为一首美妙的课间交响曲，填热乎了肚子后又冲回课室。学校饭堂的饭格分为两种，一种是交了每月1元8角、有国家配给粮食户口的城市学生，他们需要交一天6分钱的伙食费；另一种是农村户口的，从家里带米、带番薯、芋头放在钵里蒸的学生，他们一周的菜就是大人给的一小罐咸菜或者萝卜干，大多都没有用油炒过的，因为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油可吃。城市户口的学生有米饭吃。每天早上有两只乌榄，或者是半勺稀释的豆腐花，加上薯粉，放点盐煮成的糊糊，中午还有青菜半勺，这种优越的生活让农村学生羡慕不已。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种稻子的人米不够吃，城里人却吃米饭？因为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城里有人均的粮票保障，上交公粮的农民却没有这个待遇。

同学们高高兴兴融融洽洽地努力学习，关心班级荣誉，同学们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东中人。我小学在三角地水白小学念书，从小学起就会去同学家里玩，很了解农民家庭的状况。记得有个同学家里一贫如洗，几乎没有任何的现金收入，家里养的鸡，鸡下的蛋都得拿到圩镇上去换钱，换了几角钱买盐，还有水勺子裂了，畚箕耳断了，铁锅漏了，箍桶的铁圈松了要修，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都指望何时能够有点现金来维持家计，更不用说给孩子买零食了。有个同学被批准参加少先队了，要交两角钱买红领巾，回到家说与母亲听，母亲又跟父亲说了，谁知父亲就是不给。他没读多少书，没有去当兵取功名，也没去漂洋过海经商，他属于在客家族群里留在家中的第四种男人，终日抬不起头，却又无可奈何。此时心中正是烦闷，忍不住大叫一声：入什么少先队，没有钱，不入！那个同学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那夜，她低声哭了好久。第二天到学校，低着头像犯了一个什么大错似地对班主任说：老师，我不入队了，我不能入了！忍不住眼泪倾泻下来。班主任给她垫了两角钱买红领巾。这两角钱使她精神振奋，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考上了初中。后来听说那个班主任当了校长，那个女生成为了企业家，她每年都去拜候校长。一个荣誉对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是多么大的动力！有些甚至能影响一生。

20世纪60年代的农民，子女没有义务教育，没有医疗保障，没有政府对各类种养的补贴，唯一的收入就是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工分值很少，视各个生产队原有的田地产出而定，一年的收入靠分红。工分值可以转换钱——即叫分红，用来买全家的口粮，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少的，一年干下来根本不够买全家的口粮。生产队的财务账上却记着家长的名字，写上谁欠了队里多少钱，这种家庭就叫做“找社”。寻找的找。欠即欠交队里多少钱，一年年累积下来，根本很难还清。“找社”的农民是当时农村最困苦的家庭。

农民平时的家用就是买锄头、畚箕、水桶、尿桶、锅盆、碗盖、筷子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买油盐、煤油、肥皂、买布、做衣服。家里没有人在外工作，没有钱寄回家的，只能靠自己搞点种养，搞点东西来换钱。养鸡养猪养兔子，养鹅养狗养牛羊。这些需要粮食，需要人工。小学时，经常在放学路上听到田里劳动的大人大声叫孩子的名字，“阿狗，等下回去把鸡喂了，再牵牛去山上吃草”“阿妹，等下你先煮粥，猪食也要先喂……”很多家务活一桩桩一件件落到了孩子身上。那是我小学的回忆。水白小学旁边的菜地，我们5个女生组成蔬菜小组，课后种菜给老师吃。五年级那年，体育老师梁育华因为子女太多，国家配给教师的粮食他匀给了家里。午餐在学校，我看到他经常把番薯跟米糠放在一起蒸来吃。后来他全身水肿，再后来他去世了。

初一的一天，我正在上课，突然觉得裤子湿了，我赶快站起来，让同学叶碧云给我看看。她大我一岁，瞪大眼睛说：“坏了，你来月经了！”这事我隐约听人说过，但我还是害怕极了！这么倒霉的事，怎么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不怕，我有用的，我借给你。”她带我回宿舍把她反复叠了好几层缝起来的长条布垫借给了我。后来我自己去商店买了一条橡胶做的可以防水的卫生带，让很多女生羡慕不已，而且我还有钱买草纸，就是那种米黄色粗糙易碎易断的植物纤维纸，这是比较奢侈的。因为大家大便用的都是旧作业纸，没钱买草纸。草纸是像一匹布那样卷着按匹卖的。听说好多人都按家里大人教的办法，用旧布缝了小袋子，把草木灰放进袋子里，袋子可以洗了反复使用。确实长辈很聪明，草木灰是高温烧出来的，杀了菌，家里也有，袋子洗了晒太阳也能消毒，很好！女生宿舍的厕所设立在西楼和新西楼的东边相连接处，靠着山坡，上面有瓦，地板是木板，厕所每格木板隔开，相当文明，最不好意思的是下面是大水窖，落下有声。当然，定期有人掏空。唯一彻夜不灭的厕所门口路灯下，挤满了晚修下课后还在勤奋用功的人，因为勤能补拙，所以东中学生的学习都很优秀。

有一段时间，在梅县畲江中学教书的母亲总是从圩上给我买点鸡蛋，让英语组长梁淼清老师转交给我。从靠着畲江中学的河堤斜坡上扛着自行车下到河边，推一段的沙滩路，走上跳板坐用竹竿人工撑的木船，然后又下船—沙滩—斜坡—河堤—公路。这个善良的梁老师，还是我母亲的上级，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把容易破碎的鸡蛋送到我手上的？每当西楼下响起一个男生响亮的喊声：“罗活，你妈又给你带鸡蛋了！”楼上的女生便轰地一声笑起来，大声喊：“罗活，有男生来找你啦！哈哈……”我和梁老师的儿子梁学长都在东中。他高一，我初一。两个人都在哄笑中红了脸。看到他逃离的身影，我不知道跟母亲说过多少次，妈，你别麻烦淼清老师了！但母亲的爱无穷无尽，坚韧不拔，无法阻拦。尽管我没有薯粉和咸菜可以冲水充饥，但我有城市户口的粮食保障，还有一天三顿6分钱的菜，还可在课间冲个鸡蛋，或是用妈妈给的红糖冲水喝，那可是全宿舍同学最高级的生活。

校门口有邮局，有杂货店，过了状元桥就是供销社。供销社什么都卖，半边摆的是农具、家具、农资化肥等比较大体积的东西，半边摆的是煤油、酱油、盐巴、肥皂、茶叶、酱料、咸菜、菜脯等日常用品和食品，大多都要凭票购买。这三个地方是我们课余校外主要活动场所，那时可以随意进出书院校门，不存在安全隐患。记得有一次我去买五分钱沙茶酱，供销员随便挖了称了点。回去以后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块四方形的瘦肉块！我大声喊起来，同寝室的都围过来看。这事让我兴奋了好久，把它当成自己的好运，逢人就说。后来有个同学说：你都讲了好几次啦！都成了祥林嫂啦！我才停止。那块肉却成了我人生最美味、最难忘的美食。由于每年发给的一丈二尺的布票只能供一个人制作上下一套衣服，所以我们每个人能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两套外衣轮流穿，内衣裤基本上是用旧物改的，或者用各种各样的可以剪下来的布片拼凑。记得有个我妈的亲戚，床上铺了一床花色繁复的被子，我很惊讶地走过去一摸，原来那是由很多小布碎片缝成的，而且是新布片。亲戚说他妹在公社的缝纫厂工作，经常会捡几块碎布回来，攒了一年多才够凑成一块被套面。这使我想起读到的“百衲衣”这个词，原来还有不用布票的新布片缝制的“百衲被”，心里羡慕得很。

六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买布做了一件黑白格子的绒布衣服，配上红领巾很是神气。毕业照我就用了这张。上了初一，这件格子衣服跟另一件换着穿，洗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把绒面洗掉了，一直穿到了初三身高1.62米时。我的个子初一已经是1.6米，也没长多少，还能穿得下，只是袖子和下摆有些短。其实我已经算是穿得很漂亮的了，初二时我姨妈把印尼亲戚寄过来的旧衣服分几件小裙子给了我，那年代也没有多少女孩能穿上连衣裙，让女同学们好生羡慕。记得另一间房的女同学家里面有华侨，穿了一对人字胶拖鞋，大家都围过来看了又看。有人怯生生地问可不可以试一下？因为我们都穿木屐，我穿的是街上卖的木屐，印花的，面上的皮也是油漆过的。大部分同学穿的是家里用废旧的轮胎皮磨薄后钉在木板上的，那木板是家里用锯子锯成脚形，在前掌和后跟再加上一层而已。而一次成型的木屐，得花钱去买。所有生活上的都是小事，我们是快乐的西楼女生，一到下课，楼上木板走廊便被踩得嘭嘭作响。夹杂着稚嫩的、柔和的、清脆的笑声，糅合着学校响亮的喇叭声，仿佛是一首灵动的生命交响曲，比贝多芬的欢乐颂还欢乐，还真实感人！

▲毕业后与同班同床的同学（右）留影。

恋爱的事我是没有的。记得有一次我端着脸盆走过状元桥去对面的石阶洗衣服，因为我们这边的溪水被造纸厂排出来的黄水污染了。每当汽笛一响，我们都会立刻捂住鼻子，那味道实在难闻。

我洗完衣服走到岸上，一个青年把一封信递给我，我回去躲到厕所拆开，落款是一个姓肖的人，写的都是一些关于如何喜欢我，每天黄昏在河边等着看我那些话。现在看起来还挺浪漫的。有点像电影中的场景：一个写字很好看的客家男青年，喜欢上了一个在中学名校读书的少女，还是他弟的同级同学……可我当时真的是吓坏了！我人生第一次收到这种信，而且我才14岁，只是长得高挑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记得我小学时男女生同坐，上课时都不会交头接耳，因为男女生一般不说话，否则会给人笑。男生为了表示清白，还专门在桌子上画了一条线，开始是用粉笔，后来用的时间长了，便是小刀刻的痕，班里没有没被刻划过的桌子，刻得越深越说明男生的坚决和清白。因为害怕，我把信封信纸都交给了班主任朱文澎老师。最令我焦心的还不是这个。到了初三只要我每天一经过旭升楼，楼上一群不认识的男生便会齐声喊我的名字和另一个男生的名字：罗××——张××，那个男生我也不知是哪班的，是谁？震耳欲聋的响声中，少年维特的烦恼得到了表达，高中男生的荷尔蒙得到了释放和尽情的挥发；而我那弱小的心脏却怦怦乱跳，无所适从。唯一可安慰的是，从来没有老师或同学认为我在恋爱。但是，对于这种喧哗，老师也不能处分，除了“法”不责众外，他们也没有用其他的不对的词句。老师只能说：太吵了，别闹了！可那是我少女时代难以忘怀的噩梦啊。

编辑：廖    智

审核：曾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