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1月25日人物版

生命虽短促  “光明”已恒晖

——在“沉默的荣耀”中牺牲的梅州籍烈士罗卓才

□朱伟杰

人物介绍

2025年热播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讲到了“光明报案”。“光明报案”是台湾历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了在台湾参加地下活动的中共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而在第一批牺牲的四位地下党员中，有一位罗卓才是我们梅州的兴宁县人。

罗卓才（1924-1949），兴宁叶塘镇南文社（今胜青村）罗屋人。1939年冬在龙蟠中学（今龙田中学）读初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因“南委事件”粤东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失去组织联系。1948年浙江大学毕业后赴台湾省基隆中学任教，次年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从此参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主办的地下报《光明报》的组稿、编辑工作。1949年9月9日，因“光明报案”爆发而被台国民党当局逮捕，12月9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罗卓才（1924-1949，叶塘镇政府供图）

▲1930年代的兴宁龙蟠中学，罗卓才在这里读初中并成为共产党员。（陈耀寰素描）

▲罗卓才故居——兴宁市叶塘镇胜青村南文社（原载《南粤村情》，林斌摄于2018年）

十六岁入党

中学生抗日救亡学马列

1924年，罗卓才出生于兴宁县叶塘镇边远丘陵山区的一个贫农家庭。在五兄弟中，他行四。家境的艰困磨炼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刻苦好学的性格。但客家人素有“卖屎缸迹也要缴子女读书”之传统，加上有祖尝扶助，罗卓才得以在村中读完小学，并于1937年考上了20里外的龙蟠中学（今龙田中学）初中部。

初中三年间，罗卓才对发轫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着浓厚兴趣，他的作文常常在学校成绩陈列栏中“贴堂”。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的语文老师陈菲村很欣赏他，经常鼓励和奖掖他。几年以后，已经考入浙江大学读书的罗卓才，还经常跟一些要好的同学热烈地谈起龙蟠中学的生活和“第一个启蒙老师”，还对陈菲村老师充满了深切的怀念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菲村曾任兴宁县文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退休前担任兴宁师范校长和兴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日寇的飞机频繁空袭兴宁县城和龙田圩，师生们经常一起到圩镇外面的树丛中走避。兴宁城乡人民共赴国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热潮，罗卓才从中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此时，龙田中学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巨村老师（即李菊生，梅县人，1985年离休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党支部同当时兴宁青年抗敌救国会以及兴宁一中的进步社团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使龙田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进步学生培育得以扎实开展；特别是学习革命理论方面，包括阅读通俗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进步文艺书刊的学习风气很活跃，在不少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罗卓才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李菊生老师从中发现和培养了罗卓才。1939年冬，虚龄仅16岁的罗卓才，由李菊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罗卓才考上了位于梅县的广益中学高中部。广益中学——正是罗卓才的同村革命前辈、兴宁县首任县委书记蓝胜青烈士的母校。而今罗卓才他自己也来到了广益中学，由此他更加坚定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我一定要像蓝胜青前辈那样，革命到底，决不怕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剧了对我党及进步势力的压迫，使整个抗战大后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反共逆流，罗卓才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在学好功课的同时，课外博览马列著作和革命文艺，常与同一个支部的地下党员陈汉欣、李苏仁等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表面看来，他性格沉默寡言，但内心蕴藏激情，善写文章，在学校里主编壁报，针对当时三青团所散布的反动谬论，进行无情的揭露与笔伐。他政治觉悟高，发表的言论和文章时常超出一般同学的水平，对很多同学的进步起了启蒙与教育作用。

1942年6月，在广东大埔县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破坏（史称“南委事件”），事件不断发酵，形势险恶，上级指示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此情况下，罗卓才与党组织失了联系，一时间成了“没娘的孩子”。在此逆境中，罗卓才严格按照党员要求，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坚信“时机”就在不远处。

浙大办“壁报”

向着反动营垒勇敢进击

1943年8月，罗卓才考取浙江大学中文系。9月上旬，在同学的支持下，他经过一路辗转，来到了迁徙至贵州湄潭县永兴场浙大一年级分部。浙江大学在抗战期间，西迁到了大后方的黔北，校本部在名城遵义，新生部在遵义东面80公里的永兴场。

刚到永兴场那年，罗卓才就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进步学生运动，他同刘美藩（鲁阳）等两广进步同学，以“同乡会”为掩护，办了一份“南方”壁报，与其他进步壁报一起，旗帜鲜明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宣传党的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政策，在同学中影响很大。据当年的同学鲁阳（离休前曾担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等职务）晚年撰文回忆：

第二年就转到遵义校本部。我俩开头同住在何家巷宿舍的一个小房里的双架床上下铺，后来搬到陈耀寰住的那个小房里。当时我们的衣食住行条件都很艰苦，但是大家都勤奋学习。在努力做好校功课的同时，抓紧时间传阅从各种渠道递到我们手上的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以及其他进步书刊，并且积极参加学校里各种形式的进步活动。

在日本投降前后，遵义时期的浙大学生运动罗卓才都积极参加，作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编写进步壁报、撰述文章方面起了骨干作用。当时的浙大一直贯申着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争夺学生会领导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以争夺学生会主办的壁报——“生活壁报”领导权的斗争最为突出。罗卓才为“生活壁报”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反动势力，宣传进步舆论，发动广大同学起来参加各种斗争。与此同时，他还为“呼吸”“现代文学”等积极撰稿。这些壁报传播了中共的重要主张，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起来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派作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有一件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在重庆出版的一直以中间面目出现的大公报，此时由于其主要领导人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表了诋毁中共及领导下的武装部队的文章，致使谬论流传，许多读者受到欺骗。当时罗卓才和我都对此非常气愤。为了用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证据去驳斥这些谬论，我俩一起前往浙大图书馆的报纸库，秘密搜集到几年前出版的大公报上登载的一批文章，用“剪报”的形式和名义编排出版。这份壁报的出版，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许多同学说，“这是用大公报的巴掌有力地掴了大公报的嘴巴！”（摘引自鲁阳《他的血决不会白流——缅怀50年前在台湾被害的罗卓才烈士》，载《红广角》1999年第4期）

比罗卓才高两届的老乡陈耀寰（离休前担任国家民航总局运输服务局副局长、顾问）、罗钧才（离休前曾担任过兴宁叶塘中学校长），也在晚年合作撰文回忆：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扼杀浙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胁迫学校当局作出了两项令人气愤的规定：一要公布“生活壁报”的授稿人名单；二要所有壁报履行登记手续。于是一场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开始了。这次斗争动员群众之广，持续时间之长（5个月）以及取得胜利之大，在浙大校史上是罕见的。为了冲破反动派的种种限制，卓才及其他进步同学不得不在夜深人静时，穿过漆黑的檐廊去悬挂各自的壁报。记得是纪念“五四”青年节前夕，卓才和我们一直紧张工作到凌晨3点；第二天清晨，何家巷宿舍大院张挂了十多种壁报，其中一种是抗议国民党特务绑架浙大费巩教授的壁报，封面上画着一副黑色的镣铐和一把染血的屠刀，表示了同学们的极大愤慨！

1945年5月29日，学校当局派训导长等人前来何家巷撤除所有壁报。面对突趋紧张的斗争形势，平时沉默寡言、工作踏实很少出头露面的罗卓才挺身而出，表示坚决反对！当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就有如下的记述：“八点半洽周来，偕至何家巷三号。今日大门口内发现‘打倒训导处李昌臣、郭麻子’等招贴甚多。……初到时学生丛集，……时‘国文壁报’旁有罗卓才，不愿将壁报移入训导处。……目前校中以言论自由而造成之危机，外间均责难浙大……甚至有捕人之可能。……余不愿捕人之举。”足见当时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已十分尖锐，而卓才的大无畏精神，使在场的同学都十分感动。（摘引自陈耀寰、罗钧才《忠诚革命壮怀激烈——纪念罗卓才同志》，载1987年6月《梅州地区党史资料》）

学校当局为了保障广大同学发表意见的权利，又能应对反动派的压力，就让由进步力量掌握领导权的学生会出面交涉，以所有壁报都向学生会登记在案、作者真实名字则由壁报编辑者负责保密之办法，取得了与学校当局协议的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卓才随着返回杭州的浙江大学，来到了西子湖畔念书。此时，解放战争迅速推进，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无论是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还是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中，罗卓才都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他孜孜不倦地用自己的笔，无情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迅速传播人民胜利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同学们的斗争勇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剧烈的斗争生活中，他在给已经毕业赴台湾工作的老同学陈耀寰的信件中，表达了他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同时抄了四句古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吐露了对广大解放区的无比向往之情！

1984年11月出版的《遵义地区党史资料》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南方局领导下的浙大学生遵湄时期革命斗争史座谈会专辑”中，提及罗卓才同志“在浙大读书时，对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全力以赴，勤恳踏实，从不爱出头露面，做了很多工作”。

血洒马场町

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8年暑假，罗卓才在浙大毕业，经同学介绍他跨过了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基隆中学担任国文教师。

初到台湾，罗卓才人生地不熟，刚开始有点不习惯。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到，基隆中学是一所开明、进步、朝气蓬勃，甚至颇有革命气息的学校。有时候在早上刚进教室时，他便可发现抽屉里已有一份油印版的《光明报》。罗卓才看到，《光明报》的内容主要是转载新华社的新闻报道，讲述大陆国民党败退的情形，或者罢工、罢课的情况，心中不由得又惊又喜！有时候他将报纸拿给钟浩东校长或者训导主任方弢老师看，他们看过后只是静静地把报纸烧了，没说什么。罗卓才哪里知道，这是学校党支部在考验他。

《光明报》肯定是地下党的报纸！罗卓才隐隐约约感觉到，基隆中学以及整个台湾，都有一股地下之火在燃烧，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在活动！如今，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台湾地下党的主要工作一定是做好准备迎接解放军！可惜的是，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自从1943年“南委事件”断线以后至今还没有恢复，没有资格参加台湾的地下党活动。

罗卓才的同乡同学陈耀寰，1946年开始在台北市担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台北离基隆只有20多公里，交通方便，于是只要有时间，他就去陈耀寰那里聊天。有一天，他向老同学倾诉了自己的这个苦闷。他说，离开党组织的这种苦恼，就像孩子离开了亲娘的无边痛苦！他详尽而坦诚地向老同学谈到他的经历，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找到党组织的愿望。

他所不知道的是，陈耀寰已在一年前加入了党的组织。陈耀寰对他的政治素质是了解的，只是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对他中断党组织关系这几年的情况一时难以查证，但基隆中学党支部告诉过陈耀寰：罗卓才的现实表现可靠，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于是，陈耀寰所在的党组织决定吸收他重新入党，并根据工作需要，随即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基隆中学。

一天晚上，当陈耀寰将组织决定告诉罗卓才时，罗卓才简直像喝了烧酒一样，只觉得周身的热血在沸腾！他跟陈耀寰聊天聊了一个下午，他们聊到了台湾当前的形势：国民党大势已去，败局已定，老蒋已决定退守台湾，前不久老蒋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可以预见，近日将会有不少特务机关进入台湾，台湾的白色恐怖必将更加险恶！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有两个准备：一定要扎实做好工作迎接台湾早日解放；同时又要随时准备牺牲，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伟大事业！

拂晓时分，两人分别，陈耀寰跟罗卓才半是讲笑半是认真地说：“你这次主动来台湾工作，又主动要求恢复组织关系，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罗卓才毫不犹豫地微笑着回答道：“俗语不是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此时的罗卓才还不知晓的是：基隆中学不但是教育质量远近闻名的学校，而且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据地”。梅县籍的钟校长曾经是基隆中学党支部书记，现在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基隆中学的教职员工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其他都是民盟成员或进步青年，在教学业务上也是“硬手”。目前，学校有两个党支部，罗卓才属于校内党支部。

党支部分派给罗卓才的工作，是协助支委陈少麟老师编辑《光明报》，同时负责联系宜兰县的党内工作以及新闻组稿（后来被逮捕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光明报》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主办的机关报）。从此，罗卓才忙得连轴转：一边要圆满完成日常教学工作，一边要忙于党的秘密工作。虽然劳累、危险、紧张，感觉却真好！久违了，这种龙归大海，鸟入树林的感觉。编辑出版《光明报》，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光明”事业，自己怎能不全情投入！

1949年7月1日，《光明报》发表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社论，把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台湾人民，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当罗卓才读到这个社论，不禁心潮澎湃，他为自己能够参加编辑《光明报》，为台湾人民传送光明的消息而感到自豪。同时，他也下了决心，先将年迈父母要他尽快结婚成家的催促放到一旁，目前绝不谈此事，一定要到全国解放之日，光明正大回兴宁老家办理婚事。

可是，罗卓才和他的战友们万万没有预料到，就在大家满怀胜利憧憬的时候，出了大事！

原来，面对我们党在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地下党组织领导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思想，对下属放松了地下工作的纪律，甚至将一些地下工作也半公开化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7月中旬，有一个地下工作者因工作失误，竟然将《光明报》塞进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的办公室。蒋介石听闻此事后，气得大发雷霆，下令特务机关限期破案。

在此前后，台湾大学法学院支部有一个名叫王明德的成员，为了追求女朋友竟然向对方炫耀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且邮寄《光明报》，对方家庭因反对而向警方举报了他。王明德一经被捕就做了叛徒，特务机关于是从中抓到了《光明报》组织上的线索。8月底，钟浩东校长在街头被秘密抓捕；9月9日，军警包围了基隆中学，包括罗卓才在内的11名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被逮捕。至1954年，因《光明报》案件，国民党警方逮捕了40多名地下党员和3名进步青年。

至1954年，自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以下，《光明报》案件中有10多人在台北近郊的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而罗卓才等四人是第一批血洒马场町的烈士。

▲中共台湾省工委主办的《光明报》号外

▲1949年7月基隆中学第二届毕业生纪念师生合照（前排左五是钟浩东校长，罗卓才在其中，但无法辨认是哪一个。）

▲罗卓才任教时候的台湾基隆中学（原载蓝博洲著《幌马车之歌》）

1949年10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出新闻：

本报讯 十日上午十时，“保安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本省共党组织，自去年底起即秘密油印反动刊物《光明报》，散发各地。至本年八月，已发行至廿八期……经治安机关严密侦查，侦悉在基隆中学印刷，经于九月间破案，捕获印刷《光明报》主犯张奕明（女，廿八岁，广东汕头人，基隆中学干事，系共产党老党员，负责印刷及发行《光明报》）；钟国员（廿八岁，广东蕉岭人，基隆中学干事，负责缮写《光明报》钢版），及基隆市委书记钟浩东（卅五岁，高雄人，基隆中学校长），党员罗卓才（廿七岁，广东兴宁人，基隆中学教员），谈开诚（廿五岁，江苏镇江人，宜兰中学教员）等廿二名……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谈开诚四名罪大恶极，已呈奉东南军政长官陈核准，依“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死刑。并于昨（九）日执行枪决。

据当时的难友后来回忆，当罗卓才四人走出监狱时，难友们按照习惯，满腔悲愤地唱起了《安息吧，死难的同学》①，里面的歌词，罗卓才他们是烂熟于心，而且是坚信不疑的：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祖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

罗卓才牺牲时，其实年仅26岁虚龄。

不久，已在香港工作的陈耀寰、在广州工作的鲁阳看到了香港报纸，这才得知罗卓才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受尽了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当他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时，脸无惧色，沿途频频高呼‘中国人民解放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罗卓才的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慷慨就义，感动了无数台湾民众。

199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发文，正式追认罗卓才同志为革命烈士。

【注释①《安息吧，死难的同学》，由上海成幼殊（笔名金沙）作词、钱春海（笔名魏淇）作曲，是为了纪念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学生而作。而在台湾，则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恐怖时期，狱中的政治受难人为即将死难之同志所唱的“告别歌”。歌词亦有小改动。】

编辑：廖智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