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6年1月4日人物版

徐新杰：壮烈牺牲尸骨无存的

中共地下组织成员

●徐博东

人物简介：

徐新杰（1924-1953），又名机贤、迈东、阿华，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兴福乡（今蕉城镇）黄田村洋桥。

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之中，与笔者的先父徐森源关系最为密切者，莫过于徐新杰了。他俩不仅是蕉岭同乡，而且同宗同村。后来先父介绍他参加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台湾光复之初两人又一起东渡台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基隆中学案”爆发后，台当局疯狂捕杀地下党人，先父撤回大陆，徐新杰却滞留台湾，因拒捕而壮烈牺牲。

徐新杰遗像

一、

广东蕉岭县，人杰地灵，是客家人聚居的纯客家县，虽然人口不多，又地处偏远山区，旧时交通闭塞，但客家人历来崇文重教，教育十分普及，加之出洋谋生及外出求学的人很多，故而民风开化很早，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在近代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国人耳熟能详的爱国志士，如著名的“抗日三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等都出自蕉岭。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蕉岭籍青年学生纷纷走上了抗日前线，于是在这种社会氛围和进步书刊的影响熏陶下，徐新杰在蕉岭城北学校和蕉岭中学读书期间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忧愤难平，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1942年冬，徐新杰从蕉岭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该校附设的简易师范科，就读一年结业后，随即奔赴惠州博罗抗战前线，在徐森源的引介下，加入了由丘逢甲嫡子丘念台筹组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徐新杰与东服队的战友们一起，转战惠州横沥和罗浮山前线，从事战地小学和罗浮中学的教学等工作，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与考验。1943年夏，徐森源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同年秋冬，入队不久的徐新杰就在徐森源的介绍下，和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李伟英、刘炎曾、叶捷新等几位东服队队员一起，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这一年徐新杰才刚刚19岁。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东区服务队解散。当年10月，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徐新杰跟随徐森源、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刘邹炽等人一起，从蕉岭家乡出发，打着“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第三分团”的招牌，打算潜回罗浮山参加东江纵队。可是当他们到达石龙后，因国民党“新一军”包围了罗浮山，东江纵队已经转移，他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参加东江纵队。是年秋冬，他们来到广州，仍然打着“三青团”的旗号开办训练班，在旅居广州的台湾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并做了一些保护台胞安全和协助解决台胞回台船只等工作。

▲徐新杰出生地——广东省蕉岭县黄田村洋桥

▲黎明华（右）探望徐新杰烈士养家大嫂（中）、侄子（左）

二、

1946年4月4日，经组织批准，徐新杰与徐森源潘佩卿夫妇（笔者父母）、钟国辉、丘继英、蒋碧玉等一行数人，乘坐“沙班号”海轮从广州启程，前往刚刚光复的宝岛台湾。同年5月，徐森源接受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原梅县东山中学国文老师）之邀，去该校任事务主任，徐新杰与潘佩卿也同时应聘，前往基隆中学工作。

8月，钟浩东由丘念台、李友邦举荐，接任基隆中学校长。徐森源改任训导主任，徐新杰担任庶务组长。同年11月，徐森源夫妇离开基隆中学，赴台中工作。打这以后，徐新杰才与徐森源分手。徐新杰赴台后，化名为“徐迈东”。

1947年“二二八事变”平息之后，暑假期间，徐新杰等人到新竹县中坜义民中学探望正在患病的原东区服务队老战友黎明华，得知该校急需任课教员，于是经黎明华介绍，暑假过后，徐新杰与时任基中教务处干事的蕉岭同乡钟履霜一起离开基隆中学，转往中坜义民中学任教。

当年11月，化名“郭先生”和“洪先生”的陈福星、洪幼樵等地下组织领导人，先后来到义民中学与黎明华、徐新杰、钟履霜见面，徐新杰向黎明华介绍说：“他们都是钟浩东的朋友！”洪幼樵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大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此后不久，化名“吴先生”的另一地下组织领导人张志忠来到义民中学，给黎明华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与徐新杰、钟履霜组成了党小组。此后，张志忠每星期都来一次义民中学，给他们以工作指导。

徐新杰究竟何时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目前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认定，但从以上叙述或可推断，他很可能是在基隆中学工作期间（1946年6月—1947年8月）加入了地下组织。

义民中学地下党小组成立后，团结全校教职员，努力搞好学校和学生工作。他们订购了《观察》《文萃》《民声报》《公论报》等许多进步书刊，供师生们借阅，并利用课堂和各种机会，向学生和教职员讲解时局，灌输民族意识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据当年在义民中学读书的学生范荣枝回忆说：“二二八事件后的好几个月，陆续有几个外省老师来学校教书。私立学校的校长有权力雇用教员。黎明华、钟履霜、黄贤忠、徐迈东（徐新杰）、丁洁尘，这一批来教书的外省人都是姚老师聘雇的。印象里，义民中学的外省老师教起书来都非常优秀又用心。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老师都是抱着社会主义思想的。”“黄贤忠老师很有文采；黎明华老师可以很生动地演出曹禺的《日出》；徐迈东老师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讲得非常生动；姚锦老师会讲一些时事。”另一个学生刘鄹昱则说：“学校有一间钢琴室，黎先生经常在弹旋律优美的曲子，上台北师范时才晓得是《少女的祈祷》。有时候听到黎明华、钟履霜、徐迈东三位老师引吭高歌合唱雄壮的歌曲，现在猜想也许是《国际歌》吧。”

在此基础上，黎明华、徐新杰他们积极发展组织，随后又建立起了中坜和杨梅两个支部。他们还深入农村，在新屋、青埔、湖口海岸线，建立起一些农村据点。

徐新杰和钟履霜在义民中学工作了半年时间。此时，大陆人民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为想上前线作战，他俩便辞职渡海前往上海，但由于找不到投奔人民解放军的门路，钟履霜决定留在上海，而徐新杰则只身重返台湾。

徐新杰返回台湾后，地下组织为进一步扩大发展组织，安排他转往由林启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中共党员，原东区服务队老队员）担任校长的新竹商校任教。由此，在林启周、徐新杰等人的努力经营下，新竹商校很快便成为地下组织新的重要活动据点。黎明华回忆说：“1948年一整年，在张志忠直接领导和指示下，我采取稳步前进的工作方法，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坜支部和杨梅支部，并单线领导中坜农校的钟蔚璋和新竹商校的徐新杰。”到1949年9月，中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入党人数不断增加，影响不断扩大，有三所中学（义民、中坜、农校）和两间国校（中坜、杨梅）被中共地下组织据为宣传教育基地。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中共台湾省工委根据战局的发展情势，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原来的“迎接解放”转到“配合解放”上来。5月，张志忠专程来到中坜布置工作任务，“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应熟悉周围地形、道路交通状况、海岸线和丘陵山地的一般情况，并通过各种关系做好普通群众的工作……”

7月初，学期刚刚结束，徐新杰邀约黎明华去爬狮头山。他们在新竹站“意外”地碰到了坐同一班火车南下的钟浩东、蒋碧玉、钟国员、戴芷芳等基隆中学的一批人，他们说也要去爬狮头山。他们这次郊游登山，实际上是为了勘查西部沿海山地地形而刻意安排的。

下山后，他们乘火车到达苗栗，当晚投宿在苗栗区区长丘继英（延安抗大毕业，中共党员，原东区服务队老队员）家中。

早于6月23日，新竹商校校长林启周因身份暴露，撤回大陆时在松山机场被捕。7月中下旬，在组织安排下，新竹商校的其他地下组织成员分头紧急疏散转移。徐新杰是林的秘书，在蒋碧玉的安排下，也紧急转移到了南部钟浩东的表兄邱连球的家乡屏东长治躲了起来。

8月中旬，黎明华北上基隆，去找蒋碧玉打听徐新杰的情况。蒋碧玉告诉他，徐新杰在南部也不太安全。于是，黎明华按照蒋碧玉给他的地址，急忙坐火车南下屏东，把徐新杰从邱连球家中接了出来，两人坐车到高雄，改乘火车到台中。他们找到徐森源夫妇在台中的家住了一晚。那时，徐森源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台中县党部书记长，暗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但跟黎明华、徐新杰并无直接的组织关系，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

第二天一大早，黎明华和徐新杰离开台中继续坐火车北上，到杨梅后下车找到当地地下组织成员宋增勋，并由他负责把徐新杰带到山上一个姓胡的同事家中暂时隐蔽起来。

8月下旬，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暴发。紧接着，新竹中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在组织安排下，黎明华等人事先已转移到苗栗三湾乡内湾村孙阿泉家，建立起了新的工作据点，在神桌山、狮潭、大河底及狮头山一带活动。不久之后，徐新杰和钟蔚璋也由组织安排，转移到了三湾地区，黎明华把他俩分别安置在神桌山和大河底的群众家里暂住。

9月下旬，黎明华从报纸上看到北平正在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但苦于无法得知详情，于是他跟徐新杰等人在神桌山上一个叫刘鼎昌的群众家里，设法自制了一台十分简陋的手摇发电机，用人工手摇发电，以极其微弱的信号，时断时续地艰难收听新华社的新闻广播。

9月21日晚上，他们收听到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提要和政协决议，当他们听到“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时，激动得热泪纵横，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从记录新闻中，黎明华、徐新杰他们得知北平（后改称“北京”）人民政协通过了一个《共同纲领》，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了国体、政体、国旗、国歌以及相关的内外政策。黎明华说：“在这重要时刻收听到这种重要消息，我们都有‘与有荣焉’的参与感，我和迈东于是不禁哼起《义勇军进行曲》来。”当晚，他们兴奋得不想睡觉，鼎昌伯拿出来一坛家酿老酒，一包带壳的花生，喝光了那坛老酒才去睡觉。第二天，他们又分别把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告诉了组织成员，大家都为之兴奋不已。

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竹南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举行了小型庆祝集会。

当年12月中下旬，在神桌山上刘鼎昌老伯提供的山寮里，由张志忠亲自主持举办了一个由15人参加的学习班，除了张志忠、老洪、曾永贤、黎明华、钟蔚璋、徐新杰之外，参加者大都是已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当地农民、小商人和中小学教员。学习班的学习文件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其他一些辅助材料。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系统学习和讨论，大家都感到理论上、思想上充实了许多。

三、

此时，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持续发酵，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被捕的地下组织成员越来越多。1950年2月旧历年除夕，“保密局”派出一百多名特务宪警突然包围了三湾地区地下组织的据点，幸亏黎明华、徐新杰他们事先识破了“保密局”特务企图诱捕他们的诡计，已经提前分散转移到他处。随即，特务们对竹南地区的竹南、头份、三湾、南庄、造桥等地展开地毯式的搜捕。

分散撤退时，按照事先安排，徐新杰与黎明华、江添进、钟蔚璋四个人一组，他们忍饥挨饿，在高山密林中艰难跋涉隐藏了半个多月，直到三月份春暖花开时，他们才与曾永贤取得联系，辗转来到苗栗铜锣地区，由曾永贤安排住进了芎蕉湾一个叫谢发树的群众家里。

谢发树是个不到四十岁的壮年人，半文盲，身材虽然瘦小，但体力充沛，社会经验和生活历练都十分丰富。谢家虽然房屋不少，但从外地转移到这里的人愈来愈多，最多时竟有十三四个人，平时至少也有四五个人。这样一来，粮食就成了大问题，而且目标太大，安全堪虞。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谢发树带着黎明华、徐新杰他们来到头屋与苗栗嘉盛之间的后龙溪去抓鱼。他们在干涸的河床上挖沟引水，垒石成渠，用稻草塞住石头缝隙，然后在水渠里放进“荷子”。此外，他们还把河床里一个个小水潭里的水掏干抓鱼。十几个人在烈日下的河床里苦干了一个多星期，先后抓到了几百斤的鱼。这些鱼除了当场煮来吃之外，还剩下好多鱼，谢发树的老婆和侄子谢其淡的老婆就把这些鱼挑到苗栗街上去卖，如此暂时解决了“吃饭”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生存问题，后来他们开会研究，决定分成三个小组，分头活动，建立新的劳动据点。

当时，苗栗山区种有很多香茅，割香茅、焗香茅油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他们就在苗栗的天花湖、公馆、九份、鱼藤坪一带林木荫蔽的山区，分别开辟了多个新的劳动基地。这些新基地的建立，不仅疏散了干部，还通过与当地农民共同劳动，建立了新的群众关系，为他们日后在苗栗地区和进入台中坚持斗争，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人陈泽民、张志忠、蔡孝乾、洪幼樵、林英杰相继被捕，组织被彻底破坏。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解放台湾无限期推延，岛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1年2月，陈福星（老洪）、曾永贤、黎明华决定重整领导机构，继续坚持斗争。

7月12日，国民党情治部门组成“特种联合小组”，集中侦破力量，并改采收买叛徒充当“卧底”和利用被捕“自新”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出面“劝降”的新招数，以图瓦解破坏各地仍在坚持斗争的地下组织。

7月17日，黎明华在桃园龙潭村被捕，不久后“自新”。8月，陈福星、曾永贤、萧道应在苗栗三义鱼藤坪山区“重整省委组织”。其后，由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行动，原本在北部山区活动的地下主力被迫转移到苗栗地区。

1952年4月下旬，因打入地下组织的叛徒“老范”（范新戊）的出卖，萧道应、曾永贤、陈福星在鱼藤坪先后被捕，重整后的“省委组织”也彻底覆灭。

黎明华、萧道应等人被捕后，环境更加恶劣复杂，徐新杰开始了更为艰难的流亡生活。他和徐庆兰、黄逢开一起，先是在苗栗狮潭七股林一带躲藏，其后徐新杰转移到苗栗大湖山区鹞婆山，在密林中搭了个十分简陋的草寮聊以栖身，坚持不肯出山“自首”。但不久之后，徐新杰的行踪还是被特务们侦知，情报单位获报：有疑似外乡人在鹞婆山上干活。特务们随即采取行动。

1953年的一天，以戴金水为首的几个宪兵特务，在一个叫徐仁基（被捕后“自新”的原地下组织成员）的苗栗人带领下，进入鹞婆山搜捕。他们在深山密林中走了好久，连个人影都没寻到。徐仁基对特务们说：我们进山已经很深了，不会有人了，还是回去吧！特务们只好悻悻然从原路下山。刚走了没多远，突然从深山里传来几声鸡叫。特务说：山中有鸡叫，必有人家！于是他们寻声重新爬上鹞婆山，看到不远处一个衣着褴褛的男子正在挥着锄头铲茅草。特务们立即围了上去，喝令徐新杰：“把身份证拿出来！”徐新杰眼看已无路可逃，挥起手中的锄头砍向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特务。眼睛深度近视的徐新杰，眼镜早已在逃亡时丢失，锄头只砍掉特务的几颗门牙。特务拔枪就打，只听“啪、啪、啪”几声枪响，徐新杰应声倒地。特务们一拥而上，见人还没死，决定把受了重伤的徐新杰抬下山去。徐新杰被抬到苗栗后，由于流血过多不幸牺牲了，遗体被特务们草草埋在了大坪顶的乱葬岗。徐新杰牺牲时，年仅29岁，终生未婚，无后代。

四、

2013年5月，笔者在蓝博洲先生的引领下，专程来到当年徐新杰牺牲的鹞婆山寻访，面对莽莽群山，抚今追昔，缅怀先烈，思绪万千。蓝先生跟笔者说，十多年前，由当时还健在的老前辈带路，他到苗栗大坪顶乱葬岗寻找徐新杰的遗骸，但因年深日久，已经无从寻觅了，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台湾政治受难者家属整理的《战后政治案件及受难者》资料中，“国档局”档案第2943号案卷却记载：徐新杰，男，确定刑期为“死刑”，而其他重要项目诸如出生年月、籍贯、教育程度、职业、案情略述、涉案关系人等统统都是空白，不像其他许多“案犯”填得都很详细。可见，当年“国安局”的特务们抓到徐新杰时已非“活口”，无法进行审讯，所以连徐新杰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掌握。

徐新杰烈士，魂兮归来吧！你和所有在台牺牲的烈士们鲜血不会白流！

（史料审核：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廖智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