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详细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诗文以及著作等情况的书籍。民国时期，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衰败，但修志传统并未中断。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更是两次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15年纂修一次。然而，乱世修志多艰辛，修志不易成书难。广东省长朱庆澜、中山大学校长兼广东通志馆馆长邹鲁先后主持纂修《广东通志》，均未成书；饶宗颐主持纂修《潮州志》，同样未能完帙出版。在当今梅州所辖县市区中，民国时期仅有大埔、丰顺修成县志，五华修成半部县志，梅县、兴宁、平远、蕉岭四县，民国县志付之阙如。本文援引梅州各县志记载与前人著述等史料，略述梅州各县民国时期纂修县志的成败得失，以缅怀先贤，激励后人。

民国《大埔县志》（1943年）由邹鲁题签

大埔：纂修县志历时14年

民国初年，大埔已有邑人倡议续修县志，“以时局兀臬不果”，1927年汕头大埔会馆落成，“同乡诸人咸以邑志失修已五十余载，且适经政变，历史有中断之虞，亟宜及时续修，迭次提出会议表决举行”，“卒以事体重大、局费不易筹集，拟议经年，莫能着手”。次年，邑人邹进之屡次致信旅汕大埔同乡会敦促，并“愿倡捐五千元，另认借五千元，共万元为开办费”。于是“诸同乡乃召集会议，设会筹备，征集内外同乡意见，皆愿踊跃襄助”。1929年大埔修志局在汕头成立。大埔县长刘织超任总办，温廷敬任总纂，另有分纂、顾问、征访等。修志方案是“以四个月为征访时期，就县内八区，每区设征访员一人，补助征访员二人，旅外征访员各随其地方情形，不复拘定。内外访册，陆续寄缴，随时编纂”。

1930年，县志初稿大致就绪，唯人物门因温廷敬“博考群书，务求正确，增删润色，惨淡经营，未能即时脱稿”。又遇上广东通志馆聘请温廷敬为主任兼总纂，住馆主持身兼二事，稍延时日，直至1935年全稿杀青。1936年开始付印，后因日军侵略，潮汕沦陷，印务中途停顿，“印成之卷帙亦散失过半”。幸亏旅汕征访员何矧堂“冒尽艰险，始将原稿及所存卷帙运回原籍得以保全”。1939年出任大埔县长的李善馀（蕉岭人）“一面派员接收志稿及在汕印就之一部分志书运回县府保管，一面设法筹款进行编印”。1941年，正在江西指挥抗战的罗卓英致函李善馀“提倡续印”，敦促并介绍征访员罗淑和负责编辑未完稿、校对、订印事宜。对于续印县志，罗卓英功不可没。正如刘织超在县志序言中所说：“当仓皇戎马间竟能顾念及此，其重视邑志之热诚，良堪钦佩。”

1942年，大埔县救济会拨借5万元为印刷费，续印工作遂顺利开展。那时距离采访又过去十余年，为了及时更新资料，仕宦、游学等表重新调查，党务门搜集增编，人物门增加选举表和传记多篇，并补增光复、北伐、抗日等役阵亡将士姓名。为了“省时省事”，其余内容均照原稿付印，已经印成之本不再重印，因此“前后纸张不同，未能划一”。1943年春，历时14年，差点功亏一篑的民国《大埔县志》（全书40卷）最终成书。

民国《丰顺县志》（1943年）由刘禹轮题签

丰顺：一人修成一部县志

与大埔不同，丰顺纂修民国县志异常顺利。《丰顺县志》由邑人李唐一人纂修。李唐秀才出身，曾署理开平知县。清朝末年曾任统计调查，足迹遍及丰顺全县。他认为，清朝两部《丰顺县志》多有“语焉不详”“阙而不载”“暗汶弗彰”“略而未举”之处。民国时期，李唐曾任广东通志馆潮梅征访专员，“博访旁搜，见闻所及，返观邑乘，每引以为憾，蓄念改编者久矣”。1940年，李唐闲居在家，“用是发愿纂述，意在留其稿以待后之兴修邑志者有所取资；或裁篇印行，藉补旧志之阙。差免当时昭昭，过后泯泯，原非以修志自居也”。

与此同时，丰顺县长刘禹轮（大埔人）决定续修县志。他认为，光绪十年（1884）《丰顺县志》修成以来，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其间民国肇兴，举一邑党务、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皆缺然无所记载，人多引以为憾焉。……使一邑之大，五十余年之久，无文献可征，一任社会变迁、人事动态归于幻化湮灭，岂不令山中猿鹤笑人哉。”刘禹轮听说李唐“有丰顺志材拾遗之作”，于是劝其改纂县志。

1941年，刘禹轮聘请李唐任《丰顺县志》总编纂，承诺县政府将尽量提供材料，负责筹款印刷，并按月支付津贴和纸笔费共百元。李唐用8个月完成编写，4个月整理手抄。“因未设局增聘采访，而所列表行查事项，送请县府转发各乡公所，而填复者又十无一二。以致原定氏族一门，无从编成，乃将全稿交县府，由刘县长召集邑属人士开会审查，冀集众智之所长，以补独裁之所短。”收到志稿后，刘禹轮聘请吴桂芳、王鲁垌、谭愚生、吴实生、李伯亭、王韶生等六人为总审查，在县开会审查，经旬竣事。1943年夏，民国《丰顺县志》（全书27卷）在梅县印刷出版。

民国《五华县志》（1948年）由魏育怀题签

五华：24年修成半部县志

清朝时期，五华最后一次修志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据江连辉《“烂尾”志书经沧桑 校点重印文脉传》一文（见本报2022年12月13日本版）记录，1924年，五华县政府成立修志局，县长黄蕃（梅县人）聘请张如川为总编纂，工作数月，后因罕见春旱，财政枯竭，修志工作中辍。

“一邑文献旷废百年，邑人均引以为憾。”据民国《五华县志》记述，1946年3月，五华县参议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参议员钟国楼提议续修县志，获一致通过。同年7月成立修志局，由县长丘式如（蕉岭人）聘请吉竹楼、钟问陶任正、副局长，钟国楼任秘书兼编纂。拟定采访条目和调查表式，分区进行采访。除县府拨款外，还向各界募捐。不久，邑人魏育怀继任县长，县志由他负责主修。1947年4月，五华县奉令将修志局改为文献委员会，吉竹楼、钟问陶改任正、副主任委员，内设采集、编纂、整理、总务四组，钟国楼改任总务组长。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县志大致纂修就绪，最后内容有待删定。据江连辉的文章记录，1947年腊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槃回乡省亲，钟问陶、钟国楼专程登门拜访，邀请陈槃协助纂修县志，陈槃“顾念敬恭桑梓，责无旁贷之义，辄亦勉应之”。1948年春节后，陈槃认为县志“人物列传取舍臧否之际，恩怨所集”，特别是国民党镇压五华农民运动，“枪决之共党，总数达千人，其中公报私仇，蒙冤枉死者，亦不乏人”，“县志记事，不能略而不书”，“牵涉许多方面，势必连篇累牍”。遂辞谢协助纂修县志之事，同年5月悄然返回南京。

1948年11月，因时局动荡不安，主事者考虑到“不于此时出版，则势至前功尽废，一无所有”，匆匆将已编竣的《五华县志》（五册）送至梅县付印出版。另外五册尚未完稿无法付印，原稿后来散失无存。

梅县：仅有三篇传记存世

清朝时期，梅县最后一部县志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书的《光绪嘉应州志》。关于民国梅县修志，1994年《梅县志》在《梅县历代修志简况》中写道：1935年，梅县设立修志局，拟修县志，写成有《梅县新志拟目及序例》。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止。李玲《古直师徒纂修梅县地方志述略》一文（见《嘉应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则有详细介绍。

彭精一任梅县县长期间，在重印《光绪嘉应州志》之余，准备续修县志。“众议以为旧志虽极完备，但相隔数十年，且经鼎革，政制大变，实有重修之必要。”1934年冬，古直弟子、中山大学教授兼广东通志馆编纂谢贞盘（古直老师谢吉莪的儿子）回乡，出任梅县修志局局长兼总纂，杨徽五和古直参与其事。他们拟就修志大纲，印就《重编县志概略》一册。谢贞盘“又憾于吾邑于咸丰同治间两遭寇乱，文献放失，前志怠于搜辑，所存不及十一”，自任艺文人物诸篇，草稿略具。准备先编印“梅州丛书”，又选录名笔善文著成《梅州文征》30余卷。1942年谢贞盘因积劳成疾病逝。曾参与修志的梁辟村（古直弟子）晚年回忆：1941年，梅县修志馆拟编印“梅州丛书”，分向各乡镇征求先贤遗著，收拾颇多，因抗战正殷，无钱付印，抄本均在谢贞盘处。谢贞盘逝后，为其弟搬去，不肯交出，实亦无人负责。随着谢贞盘病逝、梁辟村外任，人亡（走）事息，志稿无一遗存。

1946年春，梅县县长温克威恢复修志馆，聘请古直任馆长兼总纂。同年，新任县长陈淦列出五项必要建设，修志不在规划之列。在写给弟子陈槃的信中，古直多次提及修志：“前州志最坏者人物传。今新作几篇，弟其正之。”“邑志不修已五十载，友朋以此相托，暂欲为立其根。”“直今春受聘为修志馆馆长，今已稍稍整齐故事。”据《古直先生编年事略》记述：1946年8月，古直续修县志半年，已拿出初步成果。一是拟出《梅县志》包括30个类目和子目的提纲，以及各大类目的叙录；二是撰成人物志《廖纪传》《谢云龙传》《叶钧传》等三篇。古直在修志馆三年多，以其勤勉笔耕，应该写有不少志稿。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时，古直因在梅南中学停办期间曾在操场沙坝开荒，被扣上“霸占土地”的罪名，家中几万册藏书和著作、手稿遭抢掠、烧毁或作废纸变卖，想必里面就有志稿。

古直师徒耗费数年精力而纂修的志稿，既无人董督又无钱付印，最终湮灭无存。存世的仅有古直托同乡带到台湾给弟子闵孝吉保存的上述三篇传记。

兴宁：屡议修志卒未成书

在《明清兴宁县志考》和《影印明清兴宁县志序》这两篇文章中，罗香林记述了民国时期兴宁修志的情况。“入民国来，兴宁人士，佥以县志年久失修，屡议设局重撰。”1917年，罗幼山（罗香林父亲）、罗蔼其、胡锡侯倡议续修《兴宁县志》。他们认为：“县志关系一邑文物之升降与社会之荣枯，不为续修，不特于文化阐扬与社会发展重有损失，且亦一邑学人之耻也”。随后，县长王虢（福建人）聘请罗蔼其为总纂，罗幼山、胡锡侯为分纂，厘定志例，悉力纂述。不久，因经费困难，志局停顿。三人谢世后，志稿星散。

1930年，兴宁县长丘辑甫（蕉岭人）颇拟征集地方文献。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的罗香林获悉后，给丘辑甫写了一封长信，倡议续修《兴宁县志》。罗香林在信中写道：“县乘为一邑人文地文之总汇。不以时纂修，则一邑文物，无可表达。而民生状况，土地异宜，与夫得失之经，消长之统，胥无由检讨。先民之经历与功业，不克为今人所知。今人之知识与活动，不克为后人鉴戒。”不久，丘辑甫去职，修志工作未能实施。“其后数年，邑人士复议修志，主其事者胥硕学宿彦，然时局骤更，新志卒无由完成。”

罗香林说的“其后数年，邑人士复议修志……”，在1992年《兴宁县志》大事记中记录如下：1939年，兴宁县政府成立修志馆，聘请萧惠长为馆长，张花谷为副馆长，编修《兴宁县志》。后因战乱，卒未成书，草稿亦散失。

平远：人事变迁修志中辍

民国时期，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纂修的《平远县志》所剩无几，邑人决定翻印。1935年《平远县志》翻印出版，插入林达荣绘《平远县全图》一幅。当时，粤军少将旅长严应鱼率部驻防家乡，曾参与其事。他为翻印县志题签并撰《重刻平远县志序》云：“吾邑邑志，既以难筹巨款，无力重修；而旧本亦历时已久，所存无几。邑人士惧并此而失之，则异日虽有修辑之机，而亦无所因引矣，乃筹集微资付之翻印。”

抗战期间任平远县长的秦庆钧曾筹编县志。秦庆钧在回忆录《黄粱纪梦录》中写道，他认为县志失修已经120多年，有必要重修。故于1944年八九月间在党政军学商会议上提出重编县志，众皆赞同。随即设立平远县志编纂委员会，公推饶菊逸、冯斐君、李克湘、张学华、林永宏、凌迈凡等十五人为委员，饶菊逸为主任委员，秦庆钧为总编纂，并聘请姚雨平、曾养甫、吴康、林公顿、严应鱼等为顾问。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修志，搜集文献资料不少。可惜的是，1945年初，秦庆钧卸职，继任者以编志劳民伤财，置之不理，编纂委员会遂无形解散。

蕉岭：曾成立修志委员会

蕉岭原名镇平，自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成《镇平县志》后，一直到民国，未再续修县志。关于民国时期蕉岭修志情况，1992年《蕉岭县志》大事记有两处记述：1946年初，蕉岭县成立修志委员会，由县长黄道南兼主任，并由新铺演剧筹得款项4.7万多元作为经费。同年5月，修志委员会主任移交县长缪叔民（五华人）接任。1948年11月15日，《蕉声报》发出纂写县志征稿启事，同时征集先贤遗著。除此之外，目前未见更多资料介绍。

改革开放初期，地方志编修重新启动。从1991年至1995年，五华、兴宁、蕉岭、大埔、平远、梅县、丰顺先后出版新编县志。其中，梅县、平远、蕉岭三县新编县志序言，都感叹县志失修太久了。“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嘉应州志》锓版至今，近百年间，梅县几乎没有完整的县志，对于地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自然环境的变迁，缺乏全面、系统、准确的记载。”（梅县）“月转星移，县志失修已逾170年矣！”（平远）“《镇平县志》出版迄今，久旷200余年。”（蕉岭）民国之前兴宁最后一次修志是在清咸丰六年（1856），至1992年兴宁新编县志出版，县志失修已逾130年。

县志长期失修，文献大量散逸，导致梅州很多历史事件等史实缺乏记载。例如，辛亥革命梅州光复后，嘉应州36堡各选代表2人组成州议会，州议会议决嘉应州复名梅州。当时，民国尚未成立，清帝还没退位，雍正皇帝钦定的嘉应竟然被废弃，邑人似乎并不看重皇帝赐名。州议会为何要将嘉应州复名梅州，决议内容如何，因为没有县志记载，其他史料阙如，这些疑问至今无人能解。

后记：值得称道的是，本文提到的许多梅州名人，他们都是民国时期梅州的杰出乡贤和优秀学者，大都有师生、师友、同袍等关系，互相之间交情深厚。其中，温廷敬是《光绪嘉应州志》总纂温仲和的学生；梁辟村是《光绪嘉应州志》分纂梁诗五的侄孙；古直是罗蔼其的弟子；谢贞盘、陈槃是古直的弟子；温廷敬、李唐、邹鲁、古直、谢贞盘、罗香林都曾参与广东通志馆事务；罗蔼其的代表作《客方言》，由邹鲁题签；罗卓英和刘禹轮亦师亦友；陈槃、罗香林分别迁居台湾、香港后，不遗余力整理保护家乡文献。

2025年12月8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文化公园”投稿邮箱：mzrbwhgy@163.com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