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日报2025年10月26日人物版  

黄日三：在吴淞口手刃日寇的丰顺人

□冯小武/文

在澳门发现的黄日三唯一戎装照（时任十九路军第三军政治部副主任）

 一次神秘的来访  

1993年8月初，丰顺县汤西镇大罗村村民黄宗习去澳门看望定居于此的小儿子，陪同他去的是大儿子黄汉平。到澳门没几天，就有一个70多岁的老者来访。来人自报家门，姓陈，名其铨，原籍丰顺县潘田镇，在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任书法教授。陈其铨说，此行是为了拜访黄宗习先生。家人都不认识陈，但是既然是同乡，于是热情地请进来喝茶。

黄宗习颇觉纳闷，素昧平生的，找我干啥？而且他怎么消息如此灵通，知道我来到澳门？陈其铨见了黄宗习，就聊起了家乡风物和名人；很快就把话题转到黄宗习的父亲。黄宗习惊讶地发现，陈其铨竟然知道父亲早年的名字——黄元省，还能够讲出父亲的不少故事，而且有些故事连自己都不大清楚。黄宗习从懂事起就知道父亲叫黄日三，但很晚才知道父亲的原名。

陈其铨的来访，让黄宗习对父亲的故事更加感兴趣了。他只懵懂记得，小时候父亲跟一群神出鬼没的武装人员交往密切，还几次叫他跟哥哥去汕头送信和贴传单。父亲有时很久都不在家，不知去哪里，也不知去干什么。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奶奶每天都到庙里烧香……

黄宗习想全面了解父亲的故事，无奈父亲故去整整十年了。20世纪50年代，他和父亲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六七十年代，黄宗习问父亲过去的经历，父亲欲说还休，只是默默地抽烟。改革开放后，父亲对过去的事，依然顾虑重重。能证明父亲经历的照片和文字资料，全都上交或者“自觉”烧掉了。现在，父亲的朋友也凋零殆尽。父亲83年漫长的人生似乎全是空白的。黄宗习自己身体不大好，只好把任务交给大儿子黄汉平。黄汉平在医疗系统上班，很忙，但仍然接受了这个重任。从此，黄汉平利用假期，追寻爷爷的脚印，从丰顺到广州，从武昌到九江，从南昌到三河坝，从潮州到汕头，从香港到澳门……访问爷爷各个时期的仅剩不多的同学、战友、朋友以及他们的后人。黄汉平退休以后，更是到各地档案馆查找资料，通过多年的努力，爷爷的传奇经历慢慢浮现了一点点……

 半工半读的法科学生  

黄日三，生于1901年，原名黄元省，字鲁江，丰顺县汤西镇大罗村南溪背人。1905年入读蓝田两等小学堂（即原蓝田书院）。1919年入读丰顺县立中学堂，即今丰顺县第一中学。一块去的同学有丁愿（1902-1946，丰顺县汤西双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潮梅特委宣传部长）、黎凤翔（1901-1931，丰良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江特委负责人）、冯郁文（1901-1976,丰顺汤西镇广湖村人，丰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等。其时恰逢五四运动，黄日三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呼吁抵制日货，带领钟秀学校（即原蓝田书院）师生到汤坑查处日货，提倡国货。中学时代，黄日三既学到了知识，又锻炼了组织和斗争能力。

1922年黄日三考入广东法科学校，由于家里穷，他只好半工半读，先去做木工，后去码头做搬运工。黄日三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扛起200斤的米包来一点也不输码头工人。黄日三在码头结交了很多工人朋友，他对工人的苦难生活有了深刻了解，而且经常给他们讲述维权的方法，工友们很喜欢他。在法科学校，黄日三结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一个叫古大存。他们经常参加宣传革命活动，还每周同刘尔崧（1899-1927，广东紫金人。1921年春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丁愿等一同到广州高师大礼堂听孙中山先生演讲，并常到各区工会开会，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参加北伐战争  

1924年初，黄日三由刘尔崧、施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识了彭湃；1925年5月，黄日三列席了广东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黄日三、丁愿、冯郁文与彭湃共同探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怎样组织农民自卫军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等事宜。随后参加回收海关关余（关税的一种）和平息商团叛乱的斗争，参加了“五卅”反帝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其间发生了帝国主义者制造的“沙基惨案”。血的教训让黄日三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打倒旧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希望，于是在1926年5月加入叶挺独立团，这个团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队伍，由此黄日三有机会在广州叶氏祠堂拜见了周恩来。

1926年7月，黄日三随徐名鸿（1897-1934，丰顺县汤坑镇双河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淞沪抗战）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黄日三任第四军第10师30团直属部队政治指导员，1927年改为第十一军第10师30团任政治指导员，随军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等战役。在攻入武昌城时，黄日三缴获三挺重机枪，自己也身披5处创伤……

 一个九十年前的杯子  

2017年9月18日，黄汉平家里迎来3个不速之客，一问，原来他们是南昌起义纪念馆副馆长熊燕艳一行，此行要征集南昌起义相关物品。他们消息咋如此灵通，知道黄汉平有南昌起义的相关物品？

黄汉平家里确实有几件跟南昌起义有关的实物，其中有一个杯子，上面写着“日三自置於九江军次”的字样。“次”是驻扎的意思，“九江军次”就是部队驻扎在九江。黄汉平对熊副馆长一行说：“1927年7月，我爷爷和郭沫若在九江接到秘密消息，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于是两人下了必死的决心，在九江各自预定了上百件小瓷器，并寄回家，做最后的留念。这些小瓷器后来陆续被我爷爷和父亲送人了，现在家里就剩下这一件了。”

黄汉平家里存有几件跟南昌起义有关的实物（图为一个杯子，上书“日三自置於九江军次”）

“南昌起义”前，黄日三由党组织派往叶挺的第十一军第十师蔡廷锴所部范孟声团任机关枪连指导员。当起义部队打到进贤县时，蔡廷锴带着自己的队伍离开了起义军。黄日三想着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跟党走，于是带着三挺重机枪及10多人继续跟随叶挺，并被任命为机关枪连连长。起义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打三河坝，下潮州和汕头，机关枪连屡建奇功。攻下汕头后，黄日三跟着主力部队向揭阳和丰顺汤坑进发，打算接下来攻打兴宁五华，进而占领惠州，最终重占广州，进行二次北伐。

汤坑战役前夕，1927年9月26日周恩来在黄日三陪同下，带领几名警卫员来到汤坑镇邱屋寨、蔡屋、石桥村等处联系接应事宜，当晚黄日三跟同学高腾汉、丁愿，以及黄承方（丰顺县北斗镇人）等同志在石桥村见面，商量做好协调支援粮食，组织农民军前来汤坑接应配合等事宜，然后与黄日三等护卫人员连夜赶回揭阳。28日，国民党军薛岳部已先后来到汤坑，指挥部设在铜盘村柳山庄。28日至29日，起义军占领了玉湖镇汾水村的两座小山丘：竹篙岭和老鼠峖。接着攻打瞭望岽，经过9个小时激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攻克了瞭望岽。黄日三带领机关枪连继续进攻，最前线已攻到汤坑镇铜盘村，并攻下了薛岳指挥所住地“柳山庄”，薛岳从铜盘后山退走。30日敌军陈济棠部赶到汤坑，这时候才知道敌部有15000人，且潮汕告急，于是主力军退出汤坑战场，先解潮州之困，当主力军前进到揭阳玉窖一带时，前方接报潮州城已失守，起义军连夜西撤，与先期前往普宁流沙的周恩来、贺龙、聂荣臻、彭湃、郭沫若、徐名鸿等前委汇合，并举行了“流沙会议”。会上，周恩来宣告南昌起义失败，决定来自本地的起义军，就地回家隐蔽避难，外地籍的起义军向海陆丰进发。黄日三与徐名鸿由当地农军护送回到老家待命。

黄汉平（右二）陪同南昌起义纪念馆的同志考察汤坑战役旧址。

徒步上广州

1927年11月初，两个年轻人在丰顺留隍渡口等船。一个目光炯炯，英气逼人；另一个方脸大眼，头发浓密。他们各背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番薯干和香蕉干，看起来是赶远路的。没错，他们要去广州。他们半个月前就接到通知，我党将在广州举行一场暴动。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提出了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的方针，决定派张太雷赴广州领导起义。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去参加广州起义的，前面那个便是黄日三，后面那个是丁愿。他们为什么要兜一个大弯绕到留隍去呢？原来不久前南昌起义失败后，粤东很多秘密革命机关遭到破坏，这个时候，党在留隍的秘密联络地点尚安全，于是黄日三和丁愿选择绕远路，坐船到潮州北郊后，徒步上广州。

到了广州，黄日三和丁愿加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黄日三任教导团教官。12月11日“广州起义”打响，部队正式打出了“工农红军”旗号，黄日三参与进攻“广州公安局”战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虽然局部取得了胜利，终因敌众我寡，起义归于失败，残部只好撤离广州。黄日三打算坐船去香港，可是上船的客人凡是右手食指起茧的都被拦下，黄日三看看自己的食指，茧厚厚的。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当年在码头结交的工人朋友起到了关键作用。黄日三换上码头工人的服装，扛着200斤的米包，小跑上船。就这样，黄日三成功登上通往香港的货船，并且从此化名黄日三。来到香港他并没有找到党组织，于是去了上海，到上海虽然找到了几个战友，但是上海已经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都在搜捕共产党员。有一回，他跟两个战友去吃饭，战友喝多了几杯，说话不注意，引起了国民党便衣的注意，两个战友被便衣揪住了领带，从此人间蒸发，黄日三幸得挣脱。黄日三从此不戴领带不喝酒，并且将此变成家规——这是后话。黄日三想起大连有一位战友，于是到大连，也没有找到，他又去了苏联，不承想苏联天气恶劣，没几天满脸是冻疮，耳朵差点冻掉，小便还没拉到池即冻成冰，每间卫生间都要准备一根棍子敲冰。黄日三无法忍受，于是又回到国内，从此脱离了党组织。为了找到党组织，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1928年冬，受梁漱溟校长及同乡徐名鸿的邀请，黄日三到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即今广雅中学）任历史教员，当时省立第一中学有不少参加过革命的战友，黄日三又利用教员身份积极宣传进步思想。

一张戎装照

1999年，黄汉平第二次陪父亲去澳门，此行竟然意外地认识一个十九路军老战士的后人，两人素昧平生，一见如故。那个老兵后人说曾多次听他父亲讲起黄日三，黄汉平听了激动不已。老兵后人又搬出很多资料，其中一张照片分明写着“十九路军”和“黄日三”的字样。黄汉平如获至宝，把它翻拍并洗了一批带回来，在苦苦追寻了十五年之后终于发现爷爷的一张戎装照。照片里的爷爷英气逼人，黄汉平觉得无比自豪。看了此照片，黄汉平才知道，原来爷爷还参加过十九路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应蔡廷锴的邀请，黄日三与同乡徐名鸿加入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他们知道，十九路军虽说是国民党的部队，但这支军队是由两广子弟兵组成的，再加上抗日心切，就欣然同意。日寇在1932年1月28日又入侵上海吴淞口，史称“淞沪抗战”。黄日三时任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政治部宣传干事，随部队在吴淞抗击日军。淞沪抗战，日寇出动的兵力最多时士兵9万多，飞机300架，战舰80艘，连航空母舰都出动了。国军参战兵力最多时不足5万，轻武器为主，强弱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战前蔡廷锴等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宣示“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抱定“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的决心，最终打得日寇三易将帅，死伤过万，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尤其难得的是，黄日三作为七十八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是部队里的文职军人，但他亲自带上敢死队，选择一个漆黑的晚上，袭击日寇前沿警戒哨所，他们摸进了日寇的帐篷，日本兵喜欢赤裸上身睡觉，黄日三和战友摸到没穿上衣的就下手，在手刃几个日寇后，惊动了其他日寇，枪声响起，黄日三只好通知撤退，成功撤回来的战友只有几个人，回来时才发现自己多处受伤，满身是血。战至3月3日，日本接受国际联盟调停，宣布停战。淞沪抗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

淞沪抗战结束以后，第十九路军被派到福建前线“剿共”，抗日十九路军大显神威，打内战则士气低落。为此，黄日三极度苦闷，找不到出路。于是他跟徐名鸿等军中将领联名提出停止内战，蔡廷锴也意识到，“剿共”只不过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彼此削弱罢了，于是毅然决定反蒋。1932年10月26日，蔡廷锴派徐名鸿代表十九路军跟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两个月后，反蒋失败，徐名鸿在大埔被逮捕，慷慨赴死。黄日三受到通缉，只好流亡槟榔屿和印度尼西亚，但是他始终不忘抗日，利用家族商号“同昌泰”的威望，发动海外侨胞出钱、出力、出枪、出粮，支援抗战。

番薯干和香蕉干

20世纪50年代，黄宗习在广州工作，见到父亲的很多朋友，听得最多的是“你奶奶制作的番薯干和香蕉干太好吃了”。黄日三在广州的朋友为什么有机会吃到黄日三的母亲制作的番薯干和香蕉干？这话说来就长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黎凤翔和古大存领导的游击队驻扎在大罗村，黄日三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游击队缺少粮食，黄日三的母亲徐老太就自制大量的番薯干和香蕉干资助他们，这两种食品不但可口，还可以保存比较长时间，游击队员特别喜欢。

1937年，黄氏家族在印尼的商号“同昌泰”生意有了很大的发展，黄日三受家族托付回老家建设耀华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多次带领游击队在黄日三家活动；冯剑南（1911-1961，丰顺县汤坑镇铜盘村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抗战胜利后在潮梅游击区从事革命活动）、丘峰（1914年出生。丰顺汤坑镇邱屋寨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丰顺县第一任县长）、林美南（1909-1955，揭西县东园镇东桥园村人。1934年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冯剑三（冯剑南三弟）等同志则重建了丰顺县党组织，他们都跟黄日三多有联系。黄日三也给了他们很多帮助。那个时候，黄日三利用家族从印尼汇回来的巨款建了包含50多间房间的“耀华里”，购买了几十亩地，对游击队的资助扩大到包括布匹、日用品和药品，黄日三还代表家族先后捐献300多担谷及一批枪支支援游击队。黄日三还让两个儿子帮游击队送信、贴传单，不幸大儿子被抓，受尽折磨，两年后不治——这是黄日三心中永远的痛。1949年1月，活跃在丰顺一带的几支游击队集中在耀华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二支五团。全团1000多名战士，没有一个不跟徐老太和黄日三熟识的。革命胜利后，二支五团的干部士兵大多在广州和潮汕地区工作。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二支五团团部及留守部队在丰顺汤坑石印岽合影。

1960年，徐老太去世，那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紧张，丰顺县政府送去了200斤大米，还有一头大猪，黄日三决定请大罗村南溪背全村人吃一顿，但是200斤大米哪里够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消息传出，潮汕地区很多干部来送别徐老太，他们送来了很多粮票……结果最终请了全村人吃了三顿饭。

 一张规划图与人生谢幕  

1981年，黄汉平陪着爷爷去见一位泰国华侨。那位华侨拿出一张图纸，说是丰顺华侨中学的设计图。黄汉平也看了一下，图纸规划有面积颇大的停车场，高大的校门，恢宏的大礼堂。黄日三遗憾地说：“华侨中学虽然建好了，但是规模只有原计划的三分之一。”

这次会见，黄汉平才知道华侨中学是他爷爷倡建的。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任命黄日三做丰顺县侨联会主席。黄日三倡议建设一座华侨中学，他发动华侨和各界人士捐资，各界人士也热烈响应，校舍随即建设，1957年就建好一部分校舍，而且开始招生。后面的校舍继续建设，黄日三带头捐出半年的工资200元。正当建设工作稳健推进的时候，“反右”开始了，黄日三受到不小的冲击。60年代初，郭沫若委托人寻找他，县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找到他，问他认不认识“黄元省”。黄日三淡淡地说了句“不认识。”

改革开放后，黄日三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写了很多信给泰国、印尼的华侨，发动他们捐款建校，于是新的忠实小学、大同小学、侨思小学、大同中学、东海中学等等，陆续建了起来。

黄日三带头为丰顺华侨中学建设捐出半年的工资200元。（图为捐款证书)

1983年春末，黄日三身体每况愈下，要由长孙黄汉平服侍了。第一次给爷爷洗澡时，黄汉平发现爷爷满身坑坑洼洼，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痕，这着实被吓了一跳。先前看到爷爷头上茶杯一般大的伤痕，就够吓人的了。以前天气再热，爷爷都不裸露上身，原来是怕身上的伤痕吓到人。黄汉平那个时候对爷爷的经历了解不多，他问：“阿公，你怎么那么多伤痕，是不是以前喜欢打架？”爷爷颤颤巍巍地说：“是啊是啊。腹部五个伤疤，是1926年，在武昌跟人打架留下的；脚上的伤，是1927年，在南昌留下的；头上的伤，也是在1927年，在揭阳玉湖镇汾水村跟人打架留下的；还有几处伤，是1931年，在上海吴淞口，跟日本人打架留下的。”黄汉平听了说道：“阿公，你的命真硬啊！”

1983年6月8日，老英雄黄日三带着遗憾与世长辞，大雨连续下了两天。一位大罗村民说：“连老天都哭了。”消息传出，各单位人员、老朋友和老战友，送来的花圈不知有多少，祠堂里都放不下，一直排到门外。第三天是出殡的日子，雨停了，可是雨后的路泥泞不堪，无法行走。政府派车运来很多稻草，从祠堂门口一直铺到墓地……

编辑：廖智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