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召晖

提要：1898年是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被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从而被革职，回原籍嘉应州生活。1905年3月28日他在老家嘉应州逝世时才57岁，属英年早逝。本文试图从他回到嘉应州的6年时间里之行藏，分析他早逝的政治因素、思想动态和生活身体状况等原因：政治理想的崩塌与精神重创、政治处境的特殊性和壮志未酬的困境使然。黄遵宪的早逝，折射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他们以肉身之躯撞击铁屋，在启蒙与守旧、理想与现实间反复撕扯，最终成为时代剧变的祭品。其人境庐墙上的瓜分图早已褪色，但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仍在历史的褶皱中闪烁微光。

黄遵宪像

1898年“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失败后，“黄遵宪被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慈禧太后令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又令上海道蔡钧去搜查黄遵宪的上海寓所。（1898年）10月9日，蔡钧派兵两百余人围守搜查，黄遵宪遭囚禁。但在日本驻北京公使等外国驻华公使的干预下，两天后，11日奉令革职放还故乡。15日，黄遵宪由上海启程南归。”（《黄遵宪传》1957年 古籍文学出版社 麦若鹏著，下与他有关引号内内容皆同），同年12月被允许返回嘉应州老家。他回到老家已是1899年初，这时他才51岁，至1905年3月28日逝世，仅6年时间，年仅57岁。这位致力于变革图强的维新派代表人物、诗人、外交家，在生命的最后6年，因身心被时代巨浪的反复冲刷，其早逝的结局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困境的缩影。笔者试从其政治理想的崩塌与精神重创、政治处境的特殊性和壮志未酬的困境上等浅析原因。

三品大员被削职回乡后的尴尬处境

1898年注定是黄遵宪的高光和至暗时刻。6月23日黄遵宪由湖南长宝盐法道、代理湖南按察使奉命以三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也就是说，他由原来的四品升为三品（副省部级升任省部级）。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紧接着就是他的至暗时刻。“8月24日被御史黄均隆奏劾在湘时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慈禧太后密电两江总督调查。10月9日，上海道蔡钧奉命将黄遵宪扣留于洋务局（注：《黄遵宪传》为寓所）。然而黄遵宪并没有遭到杀害，成为维新派领导人中少数幸存者之一。”（《黄遵宪：国人轻视、外人重视的尴尬》2008年07月31日《文摘》）。 从省部级直接削职为民，且属于监管对象。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灾难，彻底击碎了他“万法从新要大同”的维新政治理想。他在《己亥杂诗》中写下“茫茫人海浮沉处，添得闲鸥又二三”，透露出壮志未酬的苍凉。尤其当得知谭嗣同等喋血菜市口后，更令他陷入“知交半零落”的痛楚。这种精神创伤，如同慢性毒药侵蚀着他的生命力。作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他既推崇君主立宪，又难割舍儒家纲常；既主张“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又受制于传统诗学框架。这种矛盾在晚年愈发尖锐：他一面支持维新变法，一面仍幻想清政府自我改革；既痛陈“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的亡国危机，又坚持“仇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立场。这种新旧撕裂的思想困境认知所产生的精神内耗，加速了他生命力的衰竭。

黄遵宪在被削职遣返回家乡嘉应州的６年里，其政治处境的确存在一定的敏感性。他因参与维新变法被革职，但与其他“戊戌六君子”不同，他并未被处决或监禁。这主要得益于外国势力的干预，使其免于更严厉的惩罚。因此，清政府虽将其革职，但未做进一步追究，仅令其返回原籍。尽管这种“宽大处理”也使他的行动受到一定限制，政治身份也被视为敏感，政治处境处在特殊性之中。从《黄遵宪传》等资料中，未看到他与当地官员接触事例，与丘逢甲的交往亦纯属诗文上的酬唱和交流。丘逢甲也不属于当地官员。由此可以设想，因黄遵宪的维新派背景使其成为地方上的敏感人物。例如：他回乡后，虽在嘉应州积极兴办新式学堂（如东山师范学堂）和推动地方教育，但这些活动多以民间形式开展，未见官方直接参与的记录。同时，地方志和官方档案中缺乏与黄遵宪交往的记载，可以看出官员的刻意回避，而非他完全被禁绝社会活动。表明地方官员为了避嫌，拒与他接触。当然，也许有种可能，不排除历史记载的选择性缺失。又如，他在湖南推行新政时与巡抚陈宝箴合作密切，但戊戌变法后陈宝箴亦被革职，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避嫌”。此外，他的日记和书信中未提及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也可反映其刻意低调，或相关记录在后世整理中散佚。

黄遵宪纪念馆由“人境庐”“荣禄第”“恩元第”等组成。（陈炯峰 摄）

在家乡仍保持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尽管政治地位边缘化，但黄遵宪在家乡的实际活动是自由的，仍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在家乡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推动教育改革，并参与编纂《梅水诗传》等地方文化项目；完成《人境庐诗草》和修订《日本国志》，并未遭到官方阻挠，说明其思想表达未被彻底压制，也可在人境庐与文人雅士聚谈。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还与避居海外的梁启超联系上，并有书信往来，评论时事，讨论国民教育，至1905年逝世，他用“东海公”“水苍雁红馆主人”等笔名，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政论文章，后人把它汇集信札，集为10余万字的《壬寅论学笺》。他在家乡的自由度，或许得益于当时清政府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较弱，尤其在岭东一隅等远离政治中心的广东地区。嘉应州作为客家人聚集重镇，地方士绅势力较强，黄氏家族在当地拥有一定声望，这也为他提供了隐性保护。此外，他并未公开参与反清活动，晚年主张“渐进改良”，与激进派保持距离，进一步降低了其被官方关注的风险。他返乡后地方官员虽刻意选择与其保持距离，但这种“疏离”更多是官僚体系自我保护的结果。他通过民间活动和文化影响力，仍在家乡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处境体现了晚清政治高压与地方实际治理之间的微妙平衡。

黄遵宪有首诗《仰天》（题注：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作）

仰天击缶唱乌乌，拍遍阑干碎唾壶。

病久忍摩新髀肉，劫余惊抚好头颅。

箧藏名士株连籍，壁挂群雄豆剖图。

敢托鸩媒从凤驾，自排阊阖拨云呼。

题注的光绪二十四年，正是公元1898年。这一句“敢托鸩媒从凤驾，自排阊阖拨云呼”，表达了他渴望变革、追求真理的决心和勇气。其中，“鸩”比喻邪恶小人，“凤驾”象征着高尚的君主或理想的目标，“阊阖”则是皇宫的大门，代表了权威和障碍。“拨云呼”意味着冲破黑暗，呼唤光明。整句诗寓意他愿意冒险，排除万难，追随正义和理想，即使面对强大的阻力也不退缩。从诗意来看，笔者认为，此诗写于1899年（即光绪二十五年）的可能性更大。这时的他已经被革职回乡，寄托着他想重返官场的愿望。胡伯诚有篇文章《张之洞、黄遵宪对苏州的历史贡献》说：“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当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的时候，黄遵宪是江宁洋务局总办，四品官，道台级别。黄遵宪曾任大清国驻日本国参赞，著有《日本国志》，对明治维新有很深刻的描述。所以，张之洞想到了黄遵宪。张之洞任命黄遵宪主持苏州开埠交涉。”张之洞邀请他赴苏州任职，是在他被革职前的事。有文章指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试图再邀请黄遵宪出山巩固自身势力，被他拒了。拒绝的原因为政治立场分歧：黄遵宪支持维新派的改革，而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与保守派妥协，两人理念存在根本冲突；对清政府的腐朽彻底失望。但据笔者的理解这是不准确的。要知道，张之洞是慈禧密令他查处黄遵宪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怎么会邀请他出山呢？还有“一有机会，投袂起矣。”黄遵宪这句话再明确不过了：一旦有机会，就会立刻行动起来。这是黄遵宪在生命的最后数年，虽然他郁居僻乡，但爱国之心和维新之志一直未曾稍懈时所说的话。然而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并非实际有人邀请。因为，他革职回乡后，地方官员为避嫌不敢与他交往，唯一与他有交往的是丘逢甲；但有记载的也只是丘逢甲来看他，却从未有他去蕉岭或潮州见丘逢甲的记录。有书信往来的，也只有梁启超，也没有看到他在这６年中有离开过嘉应州的事例。这只能说明，慈禧最后令他革职回乡时，如果没有手令也一定有口令，回乡后只能在家待着，至多在下市黄屋附近走动走动。从他回乡后扩建人境庐、庐内建筑布局来看，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庐内著书立说，或者是在偶尔与亲朋好友交谈中度过，甚至可以说恐怕连他的家属都未必跟着他回籍。

黄遵宪故居人境庐内景（连志城摄）

革职处分性质与苏轼仇士良比较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的处分性质有多重？笔者想与宋代苏轼、唐代仇士良两位官员被贬谪流放、请许退休回家者来比较看，黄遵宪与苏轼、仇士良在形式上存在相似性，但具体性质和背景又有显著差异：苏轼在“乌台诗案”（1079年）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后又流放至惠州、儋州等地，但最终仍能重新被朝廷起用，主要与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新旧党争的反复密切相关。尽管被贬，苏轼在地方仍积极作为。例如他在儋州（海南）时兴办学堂、推广农耕、改善民生，培养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赢得当地民众爱戴。这些行为提升了其道德声望，成为其复职重要基础。在这一点上，黄遵宪有效仿苏轼的做法，希望在家乡有所作为以得到社会和清政府的认可后复出。所不同的是，黄遵宪是革职，苏轼是贬职流放。黄州团练副使虽仅为从八品（享受正科待遇或副科级）虚职，但并未彻底剥夺其政治生命，保留了复职的余地。可以说，苏轼的重新起用与上述条件有关，使得这位“不合时宜”的文人未被彻底边缘化。仇士良被唐武宗削官，请求告老还乡，但回乡后的第二年，武宗改变主意，削去他的官爵，抄了他的家，仅留下他一条性命，最终病死。清代的“革职”伴随财产罚没或后续监控。黄遵宪被革职免官，强制返回原籍，虽未被剥夺人身自由或附加刑罚，但被“后续监控”无期，在某种意义上实则比现今的判有期徒刑还重。

比较黄、苏、仇三人的处分，他们的性质都属于政治清算主导下的行政处罚。然而，苏轼的处分最轻，只是贬谪降低官职，强制迁移至蛮瘴之地，但仍保留在体制内，为后来的复出创造了条件；黄遵宪次之，革职回乡，被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活，但仍可参与地方民间社会事务；仇士良最惨，“减死一等”近乎死刑，身心摧残最为显著。

笔者在《黄遵宪为何未赴任日本大臣》一文中说：“黄遵宪回到家乡后，写了首《到家》诗中提到：‘大海走鳗寻有迹，老翁失马卜难知。’这表明黄遵宪被遣返家乡后仍不断反省这次‘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且惘然不知败在何处；也不明白为何在上海‘养病’，慈禧却没有放过他。这是黄遵宪的悲剧所在。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依靠光绪皇帝这个政治经验不足，又无任何政治实力、有职无权的所谓‘皇帝’搞维新变法运动，成功的概率有多少？作壁上观就能没事？黄遵宪不仅当时想不通，过后又想不透，故一直心情忧郁。”笔者认为这也是促使他早逝的原因之一。黄遵宪被革职后，从《仰天》《到家》诗中对复出官场的希望，到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仆老矣，热血已冷，惟愿以残年尽瘁于乡邦教育。”显示出他对官场生涯的厌倦和对地方事业的专注，对复出官场由热望、寄望、失望到绝望。这些政治挫折使他身心俱疲，是壮志未酬的一声叹息，更是致使他早逝的主要原因。由此，他在余生6年，将精力投入新式教育的推广。他创立了嘉应兴学会议所，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并倡导“分官权于民”的地方自治理念。这与他早年主张的“开民智、兴民权”思想一脉相承。通过教育、著书和诗歌创作（如“诗界革命”实践），黄遵宪持续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进程。

早逝也因身体透支与晚年劳碌

黄遵宪的早逝，还有一个原因是身体透支与晚年劳碌。近2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辗转日、美、英、新等国，既要应对列强欺凌（如旧金山排华事件中据理力争保护侨民），又要忍受清政府颟顸带来的屈辱。甲午战败后，他“中夜起坐，涕泗横集”，已显心力交瘁之态。归乡后虽表面隐居“人境庐”，实则创办嘉应兴学会议所、筹建师范学堂，墙上悬挂《时局全图》警示瓜分危机，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持续消耗着他的健康。1904年冬，他在绝笔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中描绘“满壁红模糊”的幻觉，暗示可能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当时嘉应州医疗条件落后，加之连年操劳，最终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于1905年春病逝。如果他能面对政治上的挫败，及早调整心态，以乐观面对未来，那么6年后（1911年，他63岁）辛亥革命爆发，他重出江湖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他所预言“后二十年言定验”的鼎革之变，却再也无缘亲见了。

黄遵宪的早逝，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他们以肉身之躯撞击铁屋，在启蒙与守旧、理想与现实间反复撕扯，最终成为时代剧变的祭品。其人境庐墙上的瓜分图早已褪色，但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仍在历史的褶皱中闪烁微光。

2025年6月23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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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