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7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马斗全

罗元贞先生，广东省兴宁市宁新镇人，1906年11月27日出生。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1938年归国，先后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后转东北大学。1952年应白寿彝先生替云南大学历史系之邀，欲入职云南大学。一家好几口人，所带书又太多，途中听说往西南交通不畅，于是接受山西大学聘请，任历史系教授。1993年5月28日病逝于太原。

当年我进入山西大学，作为历史系学生，最先拜访的老师，就是罗元贞先生。除了因罗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还因罗先生是著名诗人，我想跟他学诗。

初次见面，罗先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晋南人，罗先生说：“哦，那我们是同乡！”此前我只听说罗先生大名，却从未听说他是我们晋南人，甚感意外。罗先生看我惊疑的样子，笑着说：“我是客家人，客家人是从大槐树下移民的，那我们当然是同乡喽！”罗先生的风趣，立刻就打消了我初见大教授时的局促，让人倍感亲切。此后我便经常到罗家问诗、请益，罗先生有时也来我们宿舍坐坐。罗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客家人，我对客家人的好感和不断了解，是从罗先生开始的。

罗元贞先生像

诗酒风流与风趣幽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原有一群杰出的诗人，罗先生因诗才出众德高望重，而成为当然的领袖。他极爱与诗友唱酬，经常发动并门诗人（注：并门，即太原。太原简称并）与外地诗友唱酬，且每将诗友间的这种诗笺往还称为“诗战”。如在致一诗友信中，说南京女诗人徐翼存“有意挑战”；在一首诗注中说“钓翁挑战”“周歧老又从沪杭组织‘五师’人马来战”。又在一首诗序中说：“去秋予首唱霞韵七律，钓水挺枪来战。”又有《酬云涛老人挑战》的诗题。甚至一次与外地诗友“开战”后，传檄命麾下健将宋剑秋“出马应战，速速十万火急”，云云。

罗先生遗稿中有一纸《判词》，令人甚感兴趣。他所书判词为：“自古《国风》十五，首重《关雎》。而今家缔两仪，先从礼爱。定、合虽有同乡之说，杭、徐究无半面之缘。不因孤雁哀鸣，亡妻深悼，竟逞登徒饿思，玉女横挑。细按句里游词，实类街头调戏，依法罚打五十大板，以儆效尤而敦风化。”其下还加了一句：“不服可于三日内上诉。”落款是“南都都御史”。《判词》中的“定、合”，系安徽定远、合肥之省称。从“判词”大体可知，罗先生发现，已丧偶的老诗人杭席洋（注：杭海，字席洋，号漱瀣, 南社成员，安徽定远人，曾任孙科秘书、上海《闻报》编辑），给一尚未谋面的同乡女诗人徐某之诗，不是怜悯徐某成哀鸣之孤雁，也不深切哀悼己之亡妻，却对徐有倾慕之意，将杭视同古时好色之登徒子，而判打五十大板以儆效尤而敦风化。杭某不服所判，即“上诉”，有《反判吟》诗，末句为“此狱修罗实诱之”，戏为辩解。故而罗先生又步其韵有《驳杭老〈反判吟〉》一首，可视为“维持原判”：“空说鲁男八皖知，原来处子爱相思。总缘自命多情种，诱犯张罗岂有之？”说那是你自己多情而相思，并非受了什么诱引。罗先生煞有介事的《判词》和维持原判诗，读来都饶有意味。

我起先以为罗先生像其他教授一样，是民进、九三学社或别的民主党派成员，一次看到他的什么填表，为“无党派”。罗先生之爱诗，世间少有，想不到却因诗获罪。其中最惨痛的一次，是因为诗人聚会。1964年5月初，因罗先生之倡议，太原一帮诗友诗酒雅聚。宋剑秋仿杜甫《饮中八仙歌》作《公园雅集群贤歌》，赵云峰出示其作征和，到会诸诗家各有步韵之作，堪称盛举。孰料两年后，罗先生即身陷囹圄长达五年之久，宋剑秋被关押批斗，家属亦被遣返原籍。在如此恶劣环境里，乃至在狱中，罗先生依然作诗，并非有意对抗，实在是积习难改。

罗先生作古后，在太原的女儿为他出版诗集，托我选编，问我家里放得下吗，我好奇怪，心想家里哪能放不下诗稿。待运来时，还真放不下。文件盒和文件袋二十多件外，又好几捆，甚至还有用抽屉装着的，只好放一朋友空着的家里。散乱诗稿，有手写的，有复写纸复写的，有刊有其诗作的报刊，还有油印的与他人诗词合集，分明是一位老诗人一辈子的心血。我即抽时间逐页清理，先把同一首诗放一起，然后再作比较选编。只清理就清理了几个月。由此可见罗先生诗作数量之惊人。后来选编时发现，许多诗又有改动，有的已经发表了，还又改了好几次。罗先生对诗神之敬重，令人感动。罗先生诗稿多署“粤东罗元贞”，可见其对故乡之深情。罗先生又自号难老园、皕龄园，我据其遗稿透露的信息，诗集名为《难老园诗词选》。

关于诗，罗先生让我最为激动的一次，是1988年9月在太原召开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唐代文学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力量最雄厚的领域，那次年会据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参加者很多，真可谓名家云集。时逢中秋，专门举办了一场吟诗会，吟得最好最风雅最出风头掌声最热烈的却是两位历史系教授，一为罗先生，一为上海苏渊雷先生。此后，我再没有见过那样的动人场面，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兴奋不已。

《难老园诗词选》插图

诗人气质和先见之明

一天晚上我去罗家，一进门，看见罗先生穿着一身西服，甚觉新奇。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都还清一色地穿着中山服，没有人穿西服，所以当我突然看到罗先生穿西服时便感到很是稀奇。他穿的是黑色呢子西服，看上去显得比平日更有精神。我们自然谈起西服的事，罗先生兴致勃勃地找出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他留学日本时照的，正是穿着一身西服。年轻的罗先生，眉宇间露出一股英气，加上那身西服，显得很帅。罗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一直穿西服。又说人穿着西服有精神，也舒服，前些年不许穿西服，是不对的。并说随着极“左”思潮的纠正，西服以后必将在中国流行。如今不会有人干涉穿什么衣服了，自己就将压在箱底多年的西服取出穿上。看他那神态，大有开风气之先的意思。果如罗先生所言所倡，随后穿西服的人便渐渐多起来了，再后来西服便在全国流行开了。

后来有一次在罗家，谈到学习外语的事，罗先生说，现在兴起学英语热，这是好的，但大家都去学英语而不重视其他语种，却是不对的。他说应该看到以后对日语的需要，应当及早开设日语课，培养日语人才。他讲了日语将来必定有重要用途的几条理由：一是日本文化和我国文化相近，二是日本经济发展很快，三是地理环境上中日相邻，所以将来日语用处必多。又说他要向教育部写信提出建议，并且建议山西大学早日开设日语课，缺少教师的话他可以教日语。罗先生不但曾留学日本，而且有两任妻子是日本人，所以日语极好。他还说要写篇文章提醒社会注意。他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一家教学刊物。他的小女儿在罗先生辅导下学习日语，后来也留学日本。

罗先生最让人感动的事，是教李百勤学日语。李百勤同学听说罗先生日语极好，学英语之外，又想跟罗先生学日语。但听说罗先生很忙，不知能否抽出时间，便请我探问罗先生的意见，看有没有可能。我将此意告诉罗先生，罗先生不但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而且非常高兴，说：想学日语是好事，他是学生，我是教师，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罗家，一进门即看到非常感人的一幕：罗先生端坐在一张简易躺椅上（那时他家还没有沙发），李百勤坐在对面的床沿上，两人手里各捧着一本书，罗先生在一句一句领李百勤读日语。虽然只有一个学生，但却是那样的严肃而认真，如同在课堂上面对全班同学讲课一样。事后才知道，罗先生给李百勤规定每周去罗家上课的时间，已经上了好几周课了。他自己那样忙，对于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教学范围的学生，竟是如此负责，乐于奉献。而在当时，这样做不但毫无报酬，而且连“报酬”二字也是绝对想不到的。后来一次谈及此事，罗先生以为很平常，是应该做的，并说，多少年来不能教学，现在多为国家培养一个人才，心里就多得到一份安慰。他甚至感谢像李百勤这样刻苦学习的学生。

“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罗先生也有许多事要做，非常忙，老是觉得时间不够。因为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和诗人，日语又极好，所以求教者很多。他对于所有求教者，不论校内师生，还是校外来客，都耐心地予以指导和帮助，实在令人感动。

1982年7月，姚奠中先生为《山西科技报》的题词，为罗元贞先生逐句评论。

书痴卖书及“迂人好事”

罗先生作为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治隋唐史，尤以武则天研究出名。20世纪50年代那场为武则天翻案的史学大讨论，便是罗先生引发的。随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仍然在可能的情况下积极进行学术研究，但论文不允许以个人名义发表，只能署作教研室名。直到1979年获平反。为武则天翻案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事，篇幅所限，这里不能细谈了。还有与郭沫若的关系，罗先生在日本同郭沫若会过面，多年来一直“褒鲁（迅）贬郭”，也不能细谈了。罗先生爱书而被人称为“书痴”却又卖书事，略为一谈。1961年所作《卖书》云：“爱书曾被目书痴，今日卖书如卖儿。小市青缃百卷掷，山妻红泪两行垂。”又有“书痴原爱书如命，无奈翻书不救饥”“万事无如吃饭难”等句。《简张一纯先生》又谈到卖书事，“有书岂必久，八口日须糊。并州来几载，立券数烦吾。”句下自注曰：“予来此已卖书数部。”一个爱书如命的学者，为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而卖掉心爱的书，是件颇难堪而伤痛的事，难怪罗夫人哭了。如此诗句，读来让人倍感心酸。

再谈谈罗先生的“好事”。罗先生自号“天下好事者”，有的诗稿便署作“天下好事者”。并且“好”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大者如提议增设日语课，小者到个人姓名之字。我在校期间，有一篇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光明日报》刊发该期目录时，把我的名字错作“马计全”。罗先生看到后，认为“计全”比“斗全”好，建议我将错就错改作“计全”。暑假我在家乡，罗先生给我来信，信封上写的是“马斗全”，信笺则写作“计全”。于是我后来有的文章就署作“马计全”“计全”。中文系以前有个学生名殷宪，常向罗先生问诗，罗先生说殷宪与“阴险”谐音，不好。殷宪后来与我相识，谈到罗先生，充满敬意。不但有些人的名字，罗先生甚至连墙上的宣传标语，错了的字也要给人家指出。由此可以看出，这是长期养成的异于一般学人的严谨和负责精神。

罗先生因爱诗而给一些人的诗作提修改意见，更是常事。例如从报纸上看到郭沫若所撰对联，即批评几处未当。最大的“好事”，便是所传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改诗而被称为毛主席的“一字师”（编者注：即指建议将《七律·长征》中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一事）。关于此事，我最初是从本系一位老师那里听说的，后来陆续在许多报刊看到类似文章。但罗先生没有对我谈到过改诗事。我倒是在罗家看到过毛主席复信的复印件。罗先生说当时忽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大信封来件，有些奇怪，打开后里面有小信封，方知是毛主席的复信。后来有关机构征集毛主席资料时，原件上交了，而只保留了复印件。

然而，罗先生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优秀教师、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也有极迂的时候。比如那次学术报告会上的事，便让人难忘。罗先生在主楼最大教室为历史系和中文系学生举行学术报告，教室里挤满了人，许多人没座位就站在了后面，还有不少教师。他顺便讲到文人修养时，希望大家不要吸烟，说吸烟是一种不文明的习惯。其时坐在讲台两旁正面对着学生的老教师中，有几位正在抽烟，弄得那几位老师很不好意思。罗先生并无意批评那几位吸烟的教师，他只是批评吸烟这种现象，但却根本没想到会使身旁正在吸烟的教师感到尴尬。

1982年7月9日，《山西科技报》刊出山右名家、书法家姚奠中先生为该报的题词和书法作品，为一首七言绝句：不知一物空言耻，外内宏微仔细观。亿万斯年一刹那，指挥宇宙在科研。罗元贞先生读到后，认为题词有可议之处，而逐句评论曰：“第一句欠通。前四字与后三字脱节。近年外国科技界常谈“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第二句，可以。第三句，太糟：㈠与上二句脱节。㈡此句是佛教观点，一切皆空，虚无主义，与科技完全对立。㈢此句，至少是“牛头不对马嘴”。第四句，“指挥宇宙”，太狂妄，太无知！须知再过亿万年，人类亦不能指挥宇宙。岂能如此夸张，虚构！”

罗先生的批评确当与否，此且不论，读者朋友，尤其是诗词界人士，可以见仁见智，自作理解与判断。我所看到的罗先生上述批评文字，是复写纸复印的，不知手写的正页即第一页，是寄给《山西科技报》了，还是交给姚先生了。以罗先生的性格，从来不考虑对方会不会不满意。退一步讲，即使对方可能不满意，他也还是要指出来，不乏客家人极严格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所以，也有可能是正页寄《山西科技报》了，给姚先生的是复印页。在罗先生来说，认为有缺陷和不足，就应该指出来。至于对方会不会不满意甚至衔恨，他是不会考虑的。这样的批评文字，估计《山西科技报》不会刊出，可以肯定的是，姚先生当然会看到的。同样，姚奠中先生看到罗先生的批评意见，无论接受与否，都会对罗先生表示感谢，至少不会不欢迎而心怀不满。虽然不过是对一首诗的批评或曰分析、探讨，却分明可见老一辈文人、学者难得的学风和精神。

发生在罗先生身上的这些事，他的才学和才华，诗人气质和卓识远见，还有他的 “好事”，以及他的“迂”，正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和学者。这样的诗人和学者，如今已很少见了。

——“文化公园”投稿邮箱：mzrbwhgy@163.com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