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明（嘉应学院历史系教授）

1981年，梅县瑶上公社唐墓中出土的水车窑双鱼壶，是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地方特色鲜明、艺术价值很高，并能展现水车窑造型、制作、质量等高水准的代表作品。双鱼造型意匠来自于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中的书信代称“双鲤鱼”，寓意别离、相思、情谊。而身处晚唐时代的墓主人拥有这个双鱼壶，并作为心爱之物随葬，表达的是流贬南迁的客家先民，对北方故土、故乡浓浓的眷恋，以及对北方亲人、故旧深深的思念，也反映出那时的梅州先民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和艺术素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郭沫若先生曾对文化之乡梅县（梅州）做出的评价：“文物由来第一流”！

梅县水车窑双鱼壶。图源：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1985年版；

瓷珍双鱼壶，千年水车窑

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显著的特殊地位，被赋予各种吉祥的寓意和内涵。因此，鱼的形象在我国古代各类艺术品中曾被大量应用，自然也是古代陶瓷装饰艺术中最为常见的表现题材，而千年瓷珍梅县水车窑无疑也不缺这一形象。

梅县水车窑，最早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梅县畲江、水车、南口等地的墓葬和窑址考古中被发现，后来又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陆上或水下考古中出土和出水，特别是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上，又有百余件精美的梅县水车窑产品被打捞出水。这些翔实的考古信息，不但证明了梅县水车窑是当时广东窑系窑中地位最高、质量最好的外销瓷，而且其外销的数量之大和远销的范围之广，在一定的时期内应是广东窑系窑之最。与此同时，人们也惊奇地发现，早在9～10世纪时，梅县水车窑就已进入了我国唐代四大外销瓷（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湖南长沙窑、广东窑系窑）之列，与越窑、邢窑、长沙窑等三大名窑，组成了唐代外销瓷“四组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秦大树教授观点），同时出现在世界贸易的舞台上，并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的到来。

因此，梅县水车窑在造型、釉色、工艺等方面，均与唐代名窑存在着不少共通和相似之处。这也充分说明梅县水车窑是深受当时的名窑影响，甚至是在刻意模仿名窑的产品而进行设计和产生的。如印尼唐代沉船“黑石号”出水瓷器中就有一件十分独特的邢窑白釉双鱼穿带壶，其不但构思新颖、造型别致，也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梅县本地就已出土了一件相似的青釉双鱼穿带壶，又称为水车窑双鱼壶。

该壶是在1981年，由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梅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对当时梅县瑶上公社发现的一座唐代墓葬（考古编号为：梅瑶M1），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时发现的。据广东省博物馆撰写的《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简报》一文记载：“梅瑶M1有青釉四耳罐2、青釉壶1、鱼形壶1。”而在文中的另一处记载中，则对该壶做了较为具体的描述：“III式（双鱼壶）：灰红胎，青黄釉开冰裂纹。敞口，束颈，扁腹，喇叭足，肩有圆形流，腹部安对称横耳二对。肩饰四个乳丁，安耳处各有一道凹槽，凹槽下端圈足处有一对圆孔，为穿绳提携用。口径7.2、高27厘米”。

梅县水车窑双鱼壶。图源：广东省博物馆编：《南国瓷珍——潮州窑瓷器精萃》，2011年版；

双鱼壶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是一件造型独特、形象典雅、寓意吉祥、地方特色浓郁的精美产品。此壶在造型设计上突破了常规，巧妙地利用了双鱼相拥来构成壶体的轮廓，而双鱼向上张嘴则合拢成壶口，鱼尾却外撇化作了圈足。如果从侧面看，好似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纵跃出水面，不禁让我们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那一搏；要是从正面看，又如双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的瞬间情景，从而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当然，该壶将双鱼与穿带相结合更是一种妙想。即在双鱼背脊间各设计有浅凹槽，槽上下两端贴有穿带用的桥形系，可系绳，故又名双鱼穿带壶，而正对凹槽的圈足部分，则穿有双孔与之对应，而正上方壶口外凸为鱼唇状，应该有壶盖与之对扣，甚至壶盖正中应有穿孔钮，可用绳把壶盖与整个壶身捆扎，以防壶内液体渗出或外泄，亦可确保壶内液体的卫生和干净。穿带壶最早起源于我国的西域或北方地区，是草原游牧民族身上背负的，用于贮水或酒的穿带扁壶，类似于现代用于旅行的铝质、塑料或其他材质的水壶，在晚唐至五代时，形成了双鱼与穿带相结合的壶式。所以，当我们凝视着这件精美的双鱼穿带壶时，仿佛又看到了驰骋于广阔草原，或是北方大地上，那潇洒和矫健的古代马背民族的身影。

虽然，水车窑双鱼壶深受名窑的影响，但其又保持着鲜明的特色，尤其是浓浓的地方特色。首先，体现在该壶的肩部一侧装有圆形管状的短流。如果与晚唐至五代时期各名窑生产的双鱼穿带壶作比较，该壶与它们存在的明显不同。即按当时的器物称法，说它是瓶，但它却没有鋬（把手）；而说它是壶，它却又长出了流，难怪后人给它定名时，是瓶还是壶，确实有点让人困惑。其次，则体现在整体制作的简洁、精练上，并采用了抽象艺术的表现手法。该壶只把握鱼素材的关键要素，一一剔除了鱼的鱼须、鱼鳃、鱼鳞、鱼脊等形象部分，而着力提取的是鱼形象的神似和特质，使其艺术的表现力彰显得更为突出。这也让水车窑双鱼壶在整体上看来，显得线条柔美、干净利落、圆满流畅，有一种大象无形寓有形的艺术新境界。第三，壶肩上贴饰了四只相对称的形似鱼眼的小泥团。这四只圆鼓鼓而向外凸出的鱼眼睛，是壶身上唯一形象逼真之处。也正是贴塑了这四个小泥团，才让双鱼突显，无疑对作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今天不管是学术界或是艺术界，在研究、鉴赏和评价唐代双鱼壶时，往往都会提及水车窑双鱼壶，并把其看作是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地方特色鲜明，且具很高艺术价值，并能展现水车窑造型、制作、质量等高水准的代表作品。

实际上，国内还有长沙窑酱褐色釉双鱼壶、越窑青釉双鱼壶，以及唐三彩双鱼壶等的考古发现。它们与水车窑双鱼壶的造型均大致相同，一般都认为是模仿鲤鱼造型而来 ,并接受了西方金银器影响后出现的瓷器新品种，同时也反映出这种双鱼造型壶式，在晚唐至五代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产品，不少窑口均有生产和销售，但此后，则就少见了，而梅县水车窑的生产恰好赶了这么一趟潮流时尚。这不仅让今天的梅州人深感惊讶，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那一时代的人们都喜欢双鲤鱼这样一种壶式？

图源：张海军著《唐代酒器“双鱼榼”》，《大众考古》2015年，第二期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的典故，如“鱼雁传书”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书”是书信的意思，传书就是传递信件，而“鱼雁”则是说这个典故里面包含着两个典故来源：即“雁足系书”和“鱼传尺素”。“雁足系书”典故是源自于《汉书·苏武传》的记载，即汉朝使臣苏武出使匈奴而被拘，并被遣送到北海（今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匈和好，结为姻亲，并要求匈奴释放苏武，而匈奴却谎称苏武已死。后来随同苏武被扣留的副官常惠寻得机会见到汉朝使者，教他对匈奴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射猎，射到一只大雁，脚上系着帛书，上面说苏武等人在北海。”单于听后十分惊讶，只得放苏武归汉。因此，所谓的“雁足系书”或是“鸿雁传书”，只是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一个外交计谋，但后世却演变成人们书信来往的代名词了。而“鱼传尺素”典故，则是来源于汉乐府诗中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饮马长城窟行》诗，取意于古长城边的水窟，可供当时饮马之用。秦汉时期，正是以长城为核心的北方防御体系修缮完备的时期，繁重的修筑工程需要朝廷征调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长城又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掠夺的第一防线，需要大量士卒常年驻守，且惨烈的战斗更是接连不断。这两方面因素的混合使得长城成为一个先天带有“分别”意味的意象符号，不管是劳役还是征戎，与长城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妻离子散或是天人永隔。而这首诗表达的是女主人公对强征在外，不得归家丈夫的无限思念，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位郁情萦怀、愁肠百结的思妇形象。

诗以河边青草绵延不绝开头，比拟思妇的相思之情没有尽头。这就把抽象的情思形象化，并创造出一种深远的意境，深刻地表现出思念丈夫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不过，虽无时不忘思念，且望穿秋水，可是丈夫远在天涯，归程难料，要想见面，唯有寄希望于梦中，接着就有了：“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这饱含深情的两句诗。“昔”与“夕”意义相通，“宿昔”即“昨夜”，果然昨夜梦见了丈夫，真可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双鱼壶。图源：夏建平主编《悠远的印记——长沙窑文物精品漫谈》，2015年版；

然而，梦总是要醒的。当思妇一觉惊醒，丈夫也就消失了：“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即严酷的现实告诉她，丈夫仍远在他乡。可以想见，这一清醒该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也必将引起她沉重的叹惋：“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即彼此异地而居，天各一方，梦醒后任你在床上展转反侧，亦不能重入梦乡相见，也就是说梦中相见都不易，真的夫妇聚首就更难了。当然，醒后的留恋和思念，又不免引发她对丈夫的埋怨：“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即无叶的枯桑，尚可感知天风的吹拂；不冻的海水，亦能感知天气的寒冷。言外之意是说：连这些无情的“枯桑”、“海水”都有感知，可我那远离家乡的丈夫，怎么反而不如它们，连我的孤独和我对你的思念都不能体察，就那么一去不返，且渺无音信。思极而生怨，她不单怨丈夫的薄情，亦怨邻里的人情淡薄：“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即那些从远方归来的邻人，一入家门就只顾爱怜自家的亲人，有谁愿意来转告我丈夫的消息呢？

正当她希望获知丈夫的消息而不得，幽怨难禁之时，此处笔锋一转，突然收到丈夫托人带回的信物：“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而这“双鲤鱼”之获，犹如久旱盼甘霖，把思妇凄冷的情思化为炽热，且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让她急切地想了解信物中的内容，以便获知丈夫何时归家团聚的准确消息。因此她急忙“呼儿烹鲤鱼”，取出其中的“尺素书”（古人用长度为一尺的白绢写的信）来。思妇取出尺素书之后，“长跪读素书”。“长跪”一词用在这里，既形象描绘了她阅读丈夫来信的虔诚和礼敬，又生动地反映出她准备阅读来信的喜悦心情。然而“书中竟何如？”当读毕尺素书，她的希望又落空了，书中只有：“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十个字，仅是劝她多加饭菜、长久思念的安慰之词，无疑暗示着他归家无期。这让她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眼前的一切跟前面的梦境一样，都是徒然的喜悦。

当然，诗中的“双鲤鱼”，不是真的指两条鲤鱼，而是指装有书信的函套。因为，客人从远方而来，以过去的交通条件，如果带来真的鲤鱼，一路恐早就变质了。据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著《乐府诗笺》一文考证：“双鲤鱼，藏书之函也。其物以两木板为之，一底一盖，刻线三道，凿方孔一，线所以通绳，孔所以受封泥。……此或刻为鱼形，一孔以当鱼目，一底一盖，分之则为二鱼，故曰双鲤鱼也。”也就是说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信封。当时不论公函还是私信，多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简称为简牍），因简牍不能折叠，写在上面的文字很容易让人看到。出于保密，古人又发明了一种木板叫检，可盖在简牍上面，且与简牍大小相当，这样就把文字内容给盖住，或者把尺素书夹在里面，而看上去好似一底一盖，也许有些还被刻成了鲤鱼形状。为防止有人随意开拆，通常用绳子在这一底一盖的三道线槽内进行捆绕，然后把绳头引到上方凿孔处打结，并在绳结处敷以特制的胶泥，然后在上面盖上印章，就成了“封泥”。最后将封泥烘干，检与简牍就被固定在一起，而完成了封缄。

目前，考古出土了不少秦汉时期的木质检封，但刻成鲤鱼形状的标本暂没发现。也许《饮马长城窟行》诗中所描述的“双鲤鱼”藏书函，是思妇思念丈夫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因为在思妇眼里面，远方送来的书函，不管是否真的刻成了鲤鱼形状，但那作为封缄用的封泥小泥团，好似圆鼓鼓而向外凸出的鲤鱼眼，饱含着夫妻之间甜蜜的爱情和思念；而一底一盖契合成的书函，则象相拥合抱的双鲤鱼，隐含着“双鱼”的“和合”，代表着合一、完全、圆满的意愿，即预示着夫妻将久别重逢。至于诗中的“烹鲤鱼”，就是拆书函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要烹煮鲤鱼，那只是一个风趣而又形象的描绘罢了。

封检。图源：李均明著：《古代简牍》，2003年版。

不辞长作岭南人，无限深意托双鱼

经过历史的变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书信已经不是原来笨拙的竹简或木牍了，但双鲤鱼的形象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并衍生出许多书信的美好代称。如：双鲤鱼、双鲤、双鱼、鱼素、鱼书、鱼笺、鱼传尺素、鱼雁传书等等。特别是在唐宋时代，频繁地出现在诗人的诗文中。如：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唐代王昌龄《独游》）

“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唐代李冶《结素鱼贻友人》）

“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唐代李白《上清宝鼎诗》）

“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唐代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唐代李商隐《寄令狐郎中》）

“先生有意许降临，更遣长须致双鲤。”（唐代韩愈《寄卢仝》）

“五马何时时到，双鱼会早传。”（唐代杜甫《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深意托双鱼，小剪蛮笺细字书。”（宋代晏几道《南乡子》）

当然，唐代是中国古代贬谪流放最盛行的时期，而岭南则是唐代发遣流贬者的主要地区。应该说，对于盛唐时代的人们来说，不论富贵与否，也不分在朝或是在野，大都热爱强盛的国家，热爱安定而充实的生活，普遍形成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而“双鲤鱼”所表达的更多是书信往来中的美好和浪漫。但到中晚唐，政治腐败，权奸当道，宦官专权，整个社会从顶峰开始滑落，而官员晨在朝廷夕贬蛮荒成为了常见之事，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政权动荡危机，藩镇之祸严重，中原人士纷纷南徙。所以，原来寓意别离、相思、情谊的“双鲤鱼”书信来往代名词，除多了一层无奈、凄楚、愤懑、忧怨色调外，更多时候成为了流贬之人眷恋北方故土、故乡，以及思念北方亲人、故旧的情感符号。

唐代厚葬之风盛行，随葬物品主要以瓷器为主，这是因为当时的瓷器仍是高档奢侈品，被人们视为是财富与身份等级的象征。而从水车窑双鱼壶出土情况看，同墓出土的水车窑瓷器还有二件高身四系罐，及一件二系壶。此四件水车窑瓷器均是大件器物，且造型精美独特、釉色莹润通透、烧制工艺成熟、质量稳定上乘，可以说是水车窑中的精品，虽然当时的发掘情况及其记载不甚明了，导致许多后续研究的重要信息丢失，但仅从墓主人拥有此四件精品瓷器，就可说明其身份不简单，应是一个身份显贵，且有很高鉴赏能力的文人官员，同时，他对唐代名窑产品也有一定了解和爱好，极有可能是从中原贬谪南迁的逐臣。

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汉代封检。图源：李均明著：《古代简牍》，2003年版。

再从水车窑双鱼壶出土的特点来看，该壶的使用痕迹十分明显，应该是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实用器。因为壶底圈足部分破损较为严重，而肩部管流部分也有破损，但两处的破损又有所不同。圈足破损部分的创口较新，而管流部分则较陈旧，并且发黑，也许圈足的破损，是墓主人入葬时有意或无意为之造成的，而管流的破损则是主人生前生活中造成的，并一直坚持使用，从而在破损处遗留下食物有机质的残迹，长时间使用或是入葬后而出现发黑。同时，在壶的穿带凹槽部分和圈足穿孔部分，也有发黑的痕迹，应该与管流部分一样，都是主人生前长期使用造成的。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此壶是墓主人的心爱之物，即使破损也不愿意丢弃或是更换。古人有视死如生观念，认为人死后就是到另一个世界生活，往往死后会把心爱之物当作明（冥）器一同陪葬，因此，才让今天的我们有可能一睹水车窑双鱼壶的真容。

既然墓主人如此珍惜双鱼壶，并把它作为心爱之物而随葬，说明他是想通过此壶，或是“双鲤鱼”，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和情感，这或许可以从其流贬者的身份中找到答案。因为，唐宋时期的流贬之人，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得随意离开辖区，虽有经特赦而复官或北归者，但绝大多数只能落籍当地，世代繁衍，成为岭南先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墓主人应该是落籍当地者之一，甚至其人生际遇和历程跟宋代诗人苏东坡也有相似之处。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而贬岭南。岭南两广一带在唐宋时期，多被人认为是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因此，逐臣和迁客因前途迷茫、离恨重重、万里念将归，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甚至客死他乡。而苏东坡则不然，他写下了著名的七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通过荔枝“诉衷肠”，表达出从逆境中走向超然的心态，即尽可能以一种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心态来应对流贬，正所谓：“日久他乡即故乡”。而拥有水车窑双鱼壶的墓主人，不否认他仍有“客路苦思归，愁似茧丝千绪”想念，但“不辞长作岭南人，无限深意托双鱼”也就成了其最终的选择。

由此看来，梅州不但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而且早在千年前，就有了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地方特色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水车窑瓷器作品问世，同时，也反映出那时的梅州先民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和艺术素养。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郭沫若先生曾对文化之乡梅县（梅州）做出的评价：“文物由来第一流”！以上这些都十分值得我们后人们好好珍惜！

2023年11月6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文化公园”投稿邮箱：mzrbwhgy@163.com

编辑：曾秋玲

审核：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