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阳

大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黄遵宪以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湖南按察使的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主持新政。第二年（1898）的6月23日，黄遵宪被清廷任命为使日本国大臣。消息传出，立即引发官场广泛的关注。同治、光绪年间，京师有两句话叫做“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说这四条路子，是当高官的终南捷径。“帝师”指为幼帝授读的师傅，“王佐”说的是恭、醇两亲王的亲信，“神差”即神机营差使，“鬼使”是为驻外国使节。此前黄遵宪分别有使英、使德大臣的任命，均未成行，而在戊戌变法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受命出使日本，确实容易使人产生许多联想。

一

此前已经有过很好的例子。大埔人何如璋以二品衔出任使日本国大臣，回国后为福建船政大臣——此职曾数次由地方巡抚、总督、将军等大员兼任，清末名臣沈葆桢、丁日昌也曾在这个位置待过。洋务派何如璋如果不是受到马尾海战战败的牵连，成为封疆大吏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广东南海人张荫桓，是使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大臣，侨居华盛顿三年之久，回国后为总理衙门大臣，领尚书衔兼户部侍郎，肩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按照清制，像张荫桓这样不是科班出身，未建立特殊功勋而居高位者非常少见——如此说来，驻外国使节这个职务，可以成为黄遵宪在宦海生涯中向上起跳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相关的资料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记载，陈育崧撰写《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黄遵宪曾任驻新加坡总领事），称“光绪帝欲以公度为军机大臣（黄遵宪字公度），总领中枢，实施新政”，但是皇帝考虑到他官阶不高，不能一步到位，遂以三品京堂身份特简出使日本，“预计留日半载，即调之返京”。又引史学大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内容：“戊戌变法，原内定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张元济为军机大臣，并以黄遵宪为首席。”清朝从雍正皇帝起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就称之为“相”，成为帝国决策核心成员。那么，黄遵宪在光绪朝入阁拜相，此说是不是空穴来风？

这当然要看光绪帝的态度。

二

光绪帝起用黄遵宪，其内心是异常急切的。戊戌变法从1898 年6 月 11 日开始，千头万绪之中，过了还不到半个月，就下达黄遵宪使日圣旨。之后三次发布上谕，传令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黄遵宪无论身在何处，必须马上启程，进京谒见。清朝时交通落后，从湖南长沙到京师路途遥远，路上所花的时间大概要两个多月。如果相关官员再拖一拖，时间长短就不好说了。在时时处处受到守旧派掣肘的情况下，皇帝有点等不起——这也符合“预计留日半载，即调之返京”的说法。当时主持变法的康有为，也仅仅是从六品的工部主事升任总理衙门章京，地位比三品的黄遵宪要低。后来为了缓和与保守派的矛盾，光绪皇帝还让他去上海主持《时务报》，只是康拖着不走。也就是说，康有为并不是光绪帝的唯一。

光绪帝要起用黄遵宪，其实是现实逼的。

三

大清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尽墨。光绪帝意识到，几十年来为挽救大清的洋务运动已经完全彻底失败，缝缝补补的变革已经无法改变大清积贫积弱的现状。中日甲午陆战，战火蔓延到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地区，清军一触即溃，旅顺等地被日军占领，清朝龙兴之地奉天（今沈阳）成为日军唾手可得的猎物——清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就在此处。奉天皇陵的失守、失祀意味着满清颜面全失，甚至可以说是大清国名义上的灭亡。如果说前后两次鸦片战争让清朝心存侥幸，此战则让满清统治者有了切肤之痛、亡国之忧。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更是朝大清胸口捅了一刀。不想当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决心从帝国的体制入手，全面实施变法。这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天朝当初不屑一顾的对手——那个通过明治维新、历经三十多年变法而强大起来的日本人。而唯一了解日本方方面面的人，就是那个在日本广泛交游且著有《日本国志》的客家人黄遵宪。

光绪三年，黄遵宪以参赞官身份随何如璋到达日本。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多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其实是不对等的。日本士大夫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了解很深。而中国士大夫只是执迷于自己的过去，思想僵化，见识浅薄，对日本历史、文化制度等一无所知，中国处在敌暗我明的境地。于是他搜罗各种资料，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历尽辛苦，终于写成了《日本国志》。“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重点对日本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改革的过程进行详细介绍。学者梁容若说：“甲午战后，此书乃大流行，康有为光绪帝等都曾详读此书，受刺激而热心于变法运动。”傅斯年就认为：“康有为之论日本维新，实辗转得之于公度。”时人普遍认为，《日本国志》是维新变法的蓝本。此时的黄遵宪，是站在背后为之提供理论支持的那个人。

光绪帝看重黄遵宪，还因他是各方皆能认同的一个人物。

四

黄遵宪曾在《己亥杂诗》中自注：数年来以人才保荐，疆臣则陈右铭中丞（陈宝箴）二次，张香涛督部（张之洞）三次，刘岘庄督部（刘坤一）、王夔石督部（王文韶）、荣仲华督部（荣禄）、廖谷似中丞（廖寿丰），朝官则李苾园尚书（李端棻）、唐春卿侍郎（ 唐景崇）、张野秋侍郎（张百熙）、徐子敬侍郎（徐致靖）各一次，闻得旨交军机处配存凡十数次云。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荣禄等等这些人，个个声名显赫，是朝廷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维新派、洋务派推荐黄遵宪不难理解，朝廷重臣、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也名列其中，分量显得更足。朝堂上各派政治力量的认可，对朝廷施政无疑是一大利好。现实中，康有为既得罪了保守派，又没能获得洋务派的支持，变法阻力只能是越来越大。

另外，黄遵宪除了有出使西方、任职外洋经历以外，还有主持地方实施新政的经验。在湖南新政中一切改革章程条例，都是由其参酌东西各国制度一手制定。有理论有实践，确实是难能可贵。只是“政变作，在沪遭围守，使事未行而罢”，从此从政坛隐退。

光绪帝没能乾纲独断，没有最终的人事任命权，是黄遵宪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根本原因。光绪亲政后，按照“归政条款”的要求，对于中央各部侍郎、尚书等以上官员，地方督抚、将军、提督等官员，他都得奏明慈禧太后之后才能下旨任命，慈禧太后具有充分的决定权。有时候其他三品以下地方官的任命，她也要横加干涉，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光绪帝要撤换帝国决策人员，将太后的人全部拿掉，显然是不现实。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出逃，维新派遭到致命打击，黄遵宪入阁拜相之事，也渐渐地被人忘记。时间过了一百多年，当年的烟云，早已消逝无踪，如今只能发出一声声长长的叹息。

梅州日报客家版编辑：廖智

审稿：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