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风从窗外涌进来，掀起历史课本的一角。阳光斜落在课桌上，将铅字镀上温热金光。

那节历史课，老师讲到了陈延年。她没有用课件，也没有放图片，只是静立讲台，语调平缓地说：“他十八岁上街发传单，二十岁去法国勤工俭学，二十九岁被捕。”老师停顿了一下，嗓音沉如巨石：“敌人让他跪下，他挺直脊梁，高声呐喊——‘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教室里安静极了。那句话像是从一百年前的风雨里直接砸过来的，穿透岁月硝烟，带着铁链的声响，带着血和火的热度。我攥着笔，手心全是汗，那句铿锵誓言在脑海里久久回荡：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那一年，他才二十九岁。而坐在教室里的我，十四岁。也就是在那节课上，我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我的声音，能为这个时代做什么？

我从小喜欢播音主持。小学时对着镜子练绕口令，初中进了广播站，第一次拿话筒时，手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可我偏偏热爱这份感觉——当声音从电波里传出去，好像自己就变得不那么渺小了。但那时候的我，喜欢的只是掌声，觉得站在聚光灯下很酷。

直至听到陈延年的故事，我才明白何为理想。他生在富裕之家，本可以安稳读书、平安一生，却偏偏选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苦力，省下的钱全交了党费。他在狱中写信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这封信没有收信人，却好像写给了今天坐在教室里的每一个我。

下课铃响了，我仍坐在座位上，久久没有动身。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用一句话照亮了一百年，那我的声音呢？我拿起话筒，到底想说什么？

从那以后，我对播音主持的理解变了。每天清晨，我都会在家练声，“出东门，过大桥……”念了一遍又一遍，可我却越念越起劲。以前练声是为了比赛拿奖，现在我觉得——我是在练一种本事，一种能把好故事传递出去的本事。如果陈延年的呐喊能被历史记住，那我也想用自己的声音，把那些值得记住的人和事，讲给更多人听。

有一次，我在录制“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的故事，读到“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时，我卡住了。不是读不顺，是喉咙突然紧得说不出话。我按下重录键，一遍、两遍、三遍，直到终于能平静而有力地把那句话讲完。我在录音本上写道：真正的力量不是喊出来的，是心里有光，声音自然亮。

后来，我报名参加了学校艺术节，宣讲红色故事。第一次站在宣讲台上，台下是密密麻麻的同学，我的心跳格外急促，快得像擂鼓。可当我开口说出“今天我想讲述一位二十九岁革命者的故事”时，我深吸一口气，把老师当年说给我们听的那句话，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我看见台下有同学挺直脊梁，眼底泛起泪光。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离那座灯塔近了一点点——先辈的呐喊，正通过我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我的理想不再是成为“知名主持人”，而是做一个“有光的讲述者”。陈延年的声音通过老师传到了我这里，我想把充满力量的声音传下去。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需要有人建设高楼，也需要有人讲述那些建楼的人。我愿做后者，以身为翼，传承薪火。

前路漫漫，灯塔长明。那节课已经过去很久了，但那个五月的午后，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始终像灯塔一样亮着，化作心底不灭的光。

我深知自己尚且稚嫩，普通话还带着一点点方言尾音，面对镜头还是会紧张忘词。但少年本就行走在成长路上。每一个清晨的练声、每一次深夜的改稿、每一场宣讲前的深呼吸，都是我朝着灯塔前进的脚步。

先辈们以热血点亮理想星火，“时代楷模”以坚守接续万丈光芒，而我们这代青年自当朝着灯塔的方向，笃定前行。

少年发声，为那句“只有站着死”，为铭记先辈不屈的风骨，为守护如今这片他们曾拼尽全力奔赴的盛世中国。

作者：曾嘉怡（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八年级）

（指导老师:蓝斓）

编辑：廖玉芳

审核：廖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