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是偏口语化的词儿，正式点儿表达应该用“教学”或“从教”。而口语有时更接近心声，也就是说，普通人觉得老师做的事，就是教学生书本知识，教学生做教科书、教辅书的搬运工，至于人格塑造、思维拓展、动手能力，不在其列。等到高考结束，发现考试原来也是注重能力的，但为时晚矣。考生更受打击，只能捧着小时候的奖状、满分试卷喊冤：我一向是优秀的呀！甚是悲壮。“教学”或“从教”的含义则宽泛多了，在教学对象和具体内容方面，发挥的空间很大，这样也就多了很多可能性，套用一个大家喜欢说的词儿：未来可期。可见，“教学”“从教”，都比“教书”好多了。

只是“教书”，结果是师生眼里只有“书”，没有“人”。书本上的知识没学会，反复教；试卷上的做错了，反复订正。而学生没有深刻理解，你没有提供情境让他领悟；学生不会梳理总结，你没教他方法；学生学得不耐烦，你没教他学会有耐心……曾国藩说：人生之成败，在于“耐烦”二字。每一个只“教书”的人，都应该反思，事关人生成败的问题，我们真的不必教吗？老师眼里没有“人”，学生也慢慢地丢掉了自己，步入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眼里有书本、试卷、笔记，就是不清楚“我”不懂什么，需要什么，哪些还有待消化。学得不好，就怪老师没讲清楚，甚至花大量时间、金钱去别处找老师补课。一旦遇上哪位老师能讲清楚，就非常开心，以为自己进步了；一上考场，依然什么都不会。就像动物园里长期依赖投喂的动物，自身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而“育人”一词的提出无疑具有革命性的进步，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教书”是手段之一，“育人”才是终极目的。“人”又有其复杂性，和工厂生产不一样，产品是被生产的，“人”是本身要参与整个“生产”（教育）过程的。“人”自身的问题（比如没学会耐烦）不解决，教师“教书”再生动，也无法达到目的。相反，“人”的态度对了，方法对了，学习中“有我”了，他自学都能成材了，又何患教不好他？因此，无论从方式、方法还是目标、结果而论，“育人”都比“教书”重要。每一个身为人师的，不管班主任、科任，也不管高考科目还是其他科目教师，都应该既“教书”，更“育人”。

“教书”的主体是教师，“育人”的主体是学生。而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到极致的，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词儿——“求学”。这个词儿最早见于唐代的《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但“求学”的思想，大教育家孔子早有论述。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是自己立志要学习的，他贪恋知识胜过贪恋生命。他自己这么做，也要求学生这么做。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生不到努力想弄明白的时候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当然，这不等于说教师不用管不爱学习的学生，而是要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作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去做，我们从事教研、教改，也应将“激欲”视作最重要的抓手。而现实是，只要教不死，就往死里教；学校教不好，就发动家长一起教（这种现象在低学段尤为严重）。结果是，本来还可以转变的学生，却因恐惧而厌学，最后成为大家眼里的“双差生”。原因出在哪里？出在我们对“求学”的忽视，或是误解——本该由学生“求”老师，变成了老师、家长“求”孩子。

当我们将教育研究得越来越神乎其神、深不可测的时候，细细品读这三个词儿，有些问题是不是变得稍稍简单、明晰一些了呢？

作者：葛成石

编辑：廖玉芳

审核：黄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