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映

香港客家功夫节上的宣传海报

香港人口密度在全球排名前列，街头车水马龙，人潮涌涌。但石屎森林的最高处，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大多数楼宇的天台，闲人罕至。香港无数警匪片以天台做背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无间道》梁朝伟与刘德华在天台对决，还有《窃听风云》的秘密交易。

笔者最近走访客家同乡、功夫师傅刁涛云。他的武馆设在九龙长沙湾一幢工厦的顶楼，天台真是授徒习武、施展身手的好去处。刁师傅平时经营印染及水磨牛仔裤业务，为人低调谦和，但耍起拳脚来却是虎虎生威，令人有“高手在民间”的感叹。他自幼在梅州兴宁老家习武，迁居香港数十年未曾放弃。设坛教拳是兴趣而不是谋生手段，门徒无分行业国界。刁师傅有个洋徒弟从南美洲慕名而来，学成之后返巴西圣保罗设馆授徒。这个故事活脱脱就是拍摄港式功夫片的好素材。

了解客家功夫是理解客家人“硬颈精神”“忠勇刚毅”族群性格的绝佳途径。客家研究开拓者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阐述，“客家的男子中，学过武术的差不多占百分之七十。就是念书的儒生有时也于晚间习武事。他们有个理想的境地，就是写得打得讲得。” 据刁师傅介绍，刁家教拳的祖师是梅州人刁火龙，此拳法的特点是“擒、拿、抓、捉、吞、吐、浮、沉”，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借力打力。刁家拳法共有八个套路，重身形步法，并以“快”为上乘秘籍，因为习功夫者皆知“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此乃金科玉律。刁师傅坐如钟、站如松，动如脱兔，一看便知是自律自强的习武之人。他感叹：“成功的道路上从不拥挤，皆因放弃的人太多，坚持的人太少。”

刁涛云所授刁家教拳，于2019年被列为梅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清代拳师刁火龙始创，其侄刁海龙（1886-1959）发扬光大。少年刁海龙悟性极高，身材魁梧兼能吃苦，所以很快在同门师兄弟中脱颖而出，这经历与霍元甲的徒弟陈真颇为相似。不同的是陈真为影视作品杜撰的角色，刁海龙却是真人真事。

有一年灾荒降临，刁海龙离乡背井，到梅城南门裕源竹椅店打工。他为人低调，武功深藏不露。后来店中来了一位伙计陈禄师，自称曾拜师兴宁钟家拳名师钟壬秀，平时喜欢炫耀武功，惹是生非。某日，陈禄师故意备酒菜邀请刁海龙，酒过三巡突提出“赐教”。刁海龙推托不了，唯有双手搭桥“请指教”拉开架势。陈禄师一招“黑虎掏心”，刁海龙摆品字步法轻松避过。三招过后，陈禄师狂傲出击，刁海龙变步急转身，施快手在其后颈猛击一掌，陈禄师应声仆地，满脸溅血。刁海龙点到即止，扶其起身并作揖表示“承让”。这情景与甄子丹主演的《叶问》何其相似。

陈禄师输得心服口服，刁海龙的名声不胫而走。数年后，他在梅城泰康路开了自己的竹制品商号，慕名拜其门下习武者不下数百人。梅州当时是粤东最大山城之一，武术界有“上市黄玉汀，下市刁海龙”之说。

大约在民国二十年，梅城来了一位武士郑久，传闻此人精通符教、神功、技击。郑久无良无德，自恃功夫高强，时常上门踢馆，江湖一时黑血飞溅。刁海龙多次以到长沙墟采办竹料为由，回避郑久登门“讨教”，但有天晚上在家用餐时被郑久堵个正着。无奈之下，两人相约在梅城老码头钟协成酒楼打擂台。消息一出，全城轰动。那场面，估计就像王家卫导演，梁朝伟、章子怡主演的港产片《一代宗师》。比武时辰一到，两位拳师拱手作揖，霎时拳脚横飞，各有攻防。最后，刁海龙瞅到破绽，一掌快如闪电击中郑久脸部，对方顿时口鼻鲜血如注，重重倒在擂台下。

1949年以前的梅州，武馆林立，门徒良莠不齐，门派之争不断。黄玉汀徒弟与刁海龙徒弟潘德就曾因门户之见交恶，牵连了双方师傅。刁海龙为顾全大局，对门下弟子严加训诫，并登门与黄师傅协商，强调不管南拳北腿，无分江湖派别，都是为了弘扬国法，强壮国人体魄，提振民族精神。由此化解了一触即发的江湖恶斗。

刁海龙弟子满天下，许多在全国及省市的武术比赛中勇夺殊荣。梅州泮坑旅游区后来建造了“海龙亭”，以纪念这位一代宗师。

此故事是根据刁族宗亲会的介绍，以及刁海龙的孙子刁森源口述整理的，不是影视创作。客家功夫高手其实很多，如果加以挖掘提炼，相信不比黄飞鸿李小龙叶问的故事逊色。

上述故事可以管窥客家人的尚武情结，那么客家人为何尚武？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探讨。

其一，乃历史原因。客家人四海为家，迁徙的规模及频度，为汉民族所有民系之最。初来乍到，与当地人产生利益冲突及习俗之争，在所难免。自明代以来，有纪录的“土客械斗”有几百次，仅1854-1856年发生于广东四邑的土客大械斗，就有逾万人伤亡。

明清时期，闽粤居民大规模渡海垦台，客家人把好勇斗狠的习气也带到了台湾。不同的是，约架的双方，已由客家人之间转变为客家人对阵来自泉漳的“学佬”。因土地、水源之争，酿成史书上的“闽客械斗”事件。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是，汀州客家人虽也是闽人，但却与粤东客家人站在同一战线；而潮州虽属广东，当地民众却与泉州漳州人“声气相通”。可见，语言跨越省籍，成为站队的标杆。

由于械斗频发，客家人慢慢形成了悍勇尚武的民风，这能够从其习武的风气窥见一斑。客家人普遍操练的南螳螂拳、金鹰拳等拳种，都是械斗事件后所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红磡开武馆的南螳螂拳宗师叶瑞，正是师承从粤东迁徙而来的客家拳师。早期在九龙、新界星罗棋布的客家村，男童及青壮普遍练过拳脚。

美国学者韩廷敦在《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有这样的评语：“客家人很注重武技，每一个市镇都有练武习艺的团体。他们所以注重武艺，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自卫，因为客家人转徙万里，沿途难免受到抢夺……”

其二，地理及生活环境使然。客家人喜欢择深山而居，毒蛇猛兽出没、山贼土匪为患。为了守护家园，除了习武之外，客家人还修筑围屋，仿如半军事化堡垒。福建的永定土楼、广东梅州的围龙屋、香港沙田围村的曾大屋，都是鲜明例子。

创办香港《星岛日报》的福建客家人胡文虎，曾经撰文指出：“我先民既远离故土，杂居于其他先住居民之中，僻处僻阻之区，时虞意外侵迫，不能不藉腕力以自卫，故风俗自昔即多习武角艺，惟处世谦和，而守义勇往。男富强毅弘深之气，坚韧不屈；女无缠足怯弱之习，健美有加。”

其三，传统使然。客家人因为长期跟本地人械斗，积累了很多实战经验，投身军旅既是谋生的出路，也是传统优势。近代以降，客家民系猛将如云，在近现代中国军事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举一例，有历史学家戏称太平天国之乱为一场大型的“客家人叛乱”，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主要将领，都是客家人。在对阵的另一方，清军也有不少重要将领是客家子弟，如江南大营猛将张国梁、镇南关的冯子材、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都是客家籍，客家武将在清末的地位可见一斑。

民国初期，“南天王”广东军阀陈济棠、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李济深皆为客家人。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更有不少客家籍的军人。红军早期的不少军官都是客家籍，因为红军早期最活跃的区域在福建、江西。抗日及随后的国共内战，国共两党的军队中均有众多客家将领。

（作者系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

实习编辑：钟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