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朝清

在平等、公正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下，“湖北籍”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身份标签，作为一种先天赋予的社会角色，是当地人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的东西。忽视湖北籍人士健康状况和个体的流动、迁徙和活动轨迹上的差异，裹挟着“出身论”的“湖北籍厕位”是一种变相的偏见与歧视。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让他们人格上被矮化、精神上被鞭笞，是对疫情防控做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湖北籍人士的一种“二次伤害”。

不可否认，设置“湖北籍厕位”，有风险防范、守卫公共安全的良苦用心。只不过，再良善的初衷，在执行过程中少了周全、细致的考量，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于湖北老百姓来说，“湖北籍厕位”非但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共同体的善意和温暖，反而让他们感受到生硬、冰冷以及地域歧视带来的距离感与隔阂感。

做好疫情防控，并不意味着湖北老百姓要承受不必要的歧视与社会排斥。在公厕等公共空间，做好疫情防控的办法有很多，“湖北籍厕位”固然简单好操作，却没有让湖北老百姓感受到公共服务应有的格调与品质。

再者，湖北籍人员能够出省复工的，往往都经过了长时间隔离，也有健康码绿码；好不容易出省不仅没有受到“温柔相待”，反而遭遇了“以鄂为壑”的地域歧视，蒙受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人为的藩篱”。必须明确疫情防控需要的是将心比心、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对部分地域老百姓妖魔化、区别对待，以免让他们承受精神上的伤害。

实习编辑：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