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名君

2020年12月22日，中国财政学泰斗邓子基逝世，享年98岁。这位来自福建沙县儒元村的客家人，中共党员，著名财政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躬耕杏坛65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理财施政的栋梁之材。他专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曾荣获国家、省部级荣誉奖励50多项，以及“国家荣誉勋章”“世界500名人勋章”（英国）和“终身杰出成就金人奖”（美国）等。2017年，邓子基教授荣获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财政理论界的最高奖项。

1952年12月，厦门大学留影。

沙县儒元村的贫寒学子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沙县夏茂镇儒元村。9岁失去母亲，11岁失去父亲。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少年的他，只能自己谋生。他上山砍柴卖，还卖过烧饼和油条。1934年的寒冬，衣衫褴褛的邓子基在镇上找到一家杂货店，向店主说明了自己的遭遇。店主收下他当学徒，让他打扫卫生。邓子基非常勤快，杂货店生意越来越好，老板看在眼里，不仅让他包吃包住，还每个月给他2块大洋作为奖赏。

邓子基将每月的2块大洋积攒下来。半年后，仅读两年小学的邓子基拿着12元坐船到南平，考上初中。他很珍惜上学的机会，每学期拿第一名，还坚持为学校打扫卫生，赢得了6元的奖学金。“银元有可能被花光，退路是没有了，我只能靠考取好成绩来赢得奖励”，力争上游拿第一，成了他的动力和志向。初中毕业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福州高级中学。

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

1943年高中毕业，邓子基被保送到位于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同时还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邓子基先在交通大学读了3个月的飞机制造专业后，因费用不足，学业眼看就要中断，他只好转到免学费、包吃住包分配的国立政治大学攻读经济系财政学专业。没有路费，就扒火车到达目的地。

从国立政治大学毕业后，邓子基在江苏泰兴县当了几个月的小税务员，也在中学教过书。

新中国成立不久，厦门大学传来了消息，王亚南校长领衔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50年7月，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进入《资本论》研究生班学习，师从时任厦大校长、《资本论》中译者之一王亚南。

“亚南校长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我们那届8名研究生，最后只有6个毕业，按期毕业的才4个。”邓子基曾这样回忆。

入校后，邓子基在导师指导下，用两年时间潜心攻读《资本论》。王亚南要求邓子基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邓子基最后选定了财政学。王亚南还安排他为本科生上课，并开始学术探索和写作。邓子基在这一期间完成了《苏联预算制度研究》，1952年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

1952年，邓子基顺利毕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王亚南出于爱才之心，让邓子基留校工作，这一留就是60多年。

“国家分配论”的代表人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财政理论界主要流行苏联“货币关系论”的观点。邓子基对苏联的理论，对计划经济思想的囿限，他坚持实事求是，也勇于突破。

1957年，西南财经学院教授许廷星写了一篇关于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文章，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邓子基从中得到启发。他认为，财政是一种货币关系体系的观点，仅停留在对财政资金运动的表象描述，没有揭示财政的本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财政思想，潜心研究财政的本质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提出了“国家分配论”观点。

1962年，邓子基发表《略论财政本质》一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国家分配论”，并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观点。他在国内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理论主张。同年，他发表了《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这一系列文章中，邓子基系统地分析了财政的本质，初步确立了他“国家分配论”代表人物的地位。

“国家分配论”的发展，经历了三次理论“交锋”（1964年、1980年、1998年）。三次论战，应战的邓子基坚持一个原则：“国家分配论”不动摇——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才有财政。邓子基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同时，也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借鉴新的理论，包括“公共财政论”。

现在，“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学”教材中，基本沿用这一理论，并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邓子基

中国财政学领域学术带头人

邓子基是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国家当家理财的道理，即国家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在怎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把社会的钱收到国家的手里，然后由国家集中起来办大事。

1962年，邓子基提出了建立财政学这门原理科学的设想，他认为，“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应包括四个不同社会形态国家共有的，以及每个社会形态特殊的财政分配关系和其发展规律”。因此，应注意财政学与从其分化发展出去的专门学科，如国家预算、企业财务、财政史等学科的联系与分工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当时的院系调整中，厦门大学财经学院的财政金融专业被取消。1972年秋，厦门大学开始复办这个专业，邓子基起到了主要作用。此后他一直作为财政金融专业（以后叫财政学专业）的总学术带头人，从厦门大学财政学科的发展，到后来金融专业学科的发展、经济学院的创建以及学生规模的大幅度扩大，无不倾注了邓子基的心血和努力。厦门大学的财政学和金融学先后拥有了博士点和硕士点，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称号。

财政改革的推动者

20世纪80年代初，邓子基受福建省委委托，进行物价大调研。他带着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同志联合进行调查。他用大量事实数据和鲜明的观点，提出了物价改革的意见。那时，邓子基就在这份调研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他特别提出，福建省首先要放开猪肉价格。当时全国还没开放肉价，邓子基提出这一点，要冒很大风险。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福建连城客家人）看完报告后，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好，敢于摸老虎屁股！”后来中央提出猪肉价格放开时，福建省已先行了两年。

邓子基对改革开放的另一个理论推动，是驳斥“赤字无害论”，并坚持财政平衡的理财思想。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曾连续发表文章，六论财政收支矛盾与财政收支平衡，驳斥了“赤字有理”的观点，并大声疾呼“赤字有害”，指出在我国的国情条件下，就社会制度、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目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的特点，以及历史经验教训方面来说，我国不能轻易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而必须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同时，邓子基从理论上，在《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问题》一书中指出，财政收支矛盾是财政的主要矛盾；财政收支矛盾是绝对的，财政收支平衡是相对的，绝对的财政收支矛盾可能转化为相对的财政收支平衡，这就是著名的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

财政金融精英的导师、慈父

“文革”后，邓子基是厦门大学复办财金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邓子基在厦大从教65年，培养了博士生108人、硕士生300多人、本科生数以千计。在他的学生中，有的从政，当上国、省、市领导，为国家为地方理财施政，有的成为大学校长、银行行长，有的执教，成为博士生导师、知名学术带头人，有的从商，成为董事长、总裁等等。

邓子基非常重视师生关系，他经常把自己坎坷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告诉学生。他说，人生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为人的钥匙。我自己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它们交给学生。邓子基一直以培养合格、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自然，他对学风教育格外重视，对学生要求之严，对学生关爱之深在厦门大学无人不知。邓子基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他在第一课提出的“二十四字”要求：人各有志，人贵有志，开拓刻苦，严谨求实，扬长避短，勇攀高峰。

90多岁的邓老一直工作在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每次上课三节连上，中间只休息20分钟，但这20分钟也往往被学生的提问所占用。他除了教学之外，还承担着教育行政工作。此外，还在国内外担任一些重要学术和社会职务。高负荷的工作，他处理得井井有条。年近百岁的邓子基教授曾经分享过自己的健康之道，坚持“四动”：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脚多走。他坚持每天看书和写作6个小时，每日必看央视新闻联播。除了工作，他还坚持运动，自创健身操锻炼身体。

邓子基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一辈子只希望做到“十个字”，那就是恩师王亚南所说的：“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

他说：“我不是大师，我是老师；我不是泰斗，我是‘老兵’。”

【资料来源：《邓子基：为“政府理财”而忧》中国教育报 公众号“沙县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