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阳 冯丹俏

黄遵宪像（资料图片）——————

清光绪二年九月的一天，嘉应州攀桂坊黄家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原来，黄家的孩子黄遵宪高中顺天府乡试举人。中举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了仕途，再加上诗文出众，前程一片光明。黄家文风甚盛，科举有成，共有进士一人，举人八人，真可谓是“门庭焕彩”。不过，广东嘉应州的黄遵宪，不在省城参加乡试，却千里迢迢跑到京师，难道是古代版的“高考移民”？

顺天府乡试是“高考移民”首选

古人读书求取功名，中举却是千难万难，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并不为过。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虽是小说，但也是来源于生活。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顺治初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名额是160多名，比广东90名左右，大约多了70名，这差距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后来虽有调整，但地处京畿的顺天府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兼任顺天府尹的通常是六部尚书之一，地位不低于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录取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有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结论，顺天府乡试每二十人中可选取一人，与动辄百人选一人的地区相比，优势非常明显。参加考试人员中又包括了八旗子弟和国子监中恩荫的官员后代，整体水平明显处于“洼地”状态。面对这种不均衡的局面，“高考移民”也就产生了，很多人都想去参加顺天府的乡试。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晚清“裱糊匠”李鸿章。李本是安徽合肥人，按照籍贯，苏皖没有分闱，他应当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李父是京官，知道江南人才济济，竞争激烈，担心李鸿章无法中举，于是动了心思，花了一笔钱给他捐了个国子监监生（一说是争取到优贡名额），从而有资格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最终结果当然是考上了，以后的仕途也就顺遂了许多。黄家若是采用这个办法，在当时也是行得通的。

黄遵宪获拔贡资格后参加顺天府乡试

我们现在来看青年黄遵宪参加乡试的历程，不能说是历经坎坷，但也谈不上一帆风顺。同治六年，他首次到省城参加乡试，“未售（不中）”。三年后的同治九年，他再次到广州参加乡试，结果仍然是“未售”，一同参加考试的叔父问琴先生倒是考中了举人。捐纳是清朝一项公开的制度，捐个监生身份获取顺天府乡试的考试资格，也无损于私德。黄家自朴泉公起发家致富，钱财方面也应问题不大——黄父雁宾先生于咸丰年间考中丙辰科并补行乙卯科举人，之后 “输资为郎”，以主事分户部贵州司行走。但青年黄遵宪还真的没花钱，因为他在同治十二年乡试不第之后，在学政何地山主持的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其中一次是第一名），取得了拔贡的资格，从而成了国子监监生中的一员。

顺治元年，根据皇帝命令，各地推荐拔贡，每府学贡二人，州、县学各贡一人。一般从各直省科试的一、二等生员中选拔。拔贡原六年选拔一次,后改为每十二年选拔一次。曾担任两广总督的曾国荃曾说：“（皇帝）恐其有遗贤也，诏督学使者于十二年中选诸生文艺之尤卓著者，县各一人，拔而贡之京师，曰拔贡。”说的就是后来的事。因为每十二年选一次，人数又少，故而有 “举人无数，拔贡有数”的说法。因为是“文艺之尤卓著”的“遗贤”， 拔贡居国子监中“五贡”之首，与其余的优贡、岁贡、恩贡、副贡相比，素质是最高的，自然最受朝野看重。拔贡最早有参加廷试（朝考）的资格，考试之后由朝廷择优授官（通常为知县之下的官职），当然也有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黄遵宪年谱》记载，他在同治十三年应廷试，之后在光绪二年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则与此说法相符合。可以肯定的是，说他是古代版的“高考移民”是不对的，那还真是误解了人家。黄遵宪中举之后的第二年，放弃了考取进士的机会，赴日担任驻日使馆参赞一职，从而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道路。后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请，协助其主持新政，署理湖南按察使之职（按察使为正三品，相当于分管政法的常务副省长），之后为使日本大臣（因故未到日本任职），由此说来也是仕途成功。现在的人们，说起黄遵宪，谈论更多的是他的诗文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追溯前事，大众关注的，还是他的“文艺之尤卓著”， 拔贡生或许才是他第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身份标签。

编辑：廖智

审稿：曾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