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歌  摄

□陈赞发

20世纪70年代末，我十三四岁，课余时间和假日、假期几乎都是在摸鱼捉虾、抓鸟捕蝉中度过的。可是，有一天，我正在屋后的池塘边津津有味地钓塘虱鱼，我那位堂叔祖父牵着牛、扛着铁耙到田里干活，看见我在钓鱼，突然以很严肃的态度，粗声粗气地教训我说：某某，你就知道钓鱼，也不晓得去生产队干点活，挣点儿工分！

堂叔祖父也许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然而，以他平时的威望，以及当时那种严肃的态度和不容置疑的口气，却让我不能不当真起来，觉得应该按照他的话去做才行。于是，我对父母亲说了我想去生产队干活的想法，让他们去跟队长说一下。父母亲虽然感到有点突然，内心也舍不得让我去生产队干农活，但是看到我自己有决心，便答应下来。从此，我便成了当时唱遍全国的歌曲中所唱的“我是公社小社员”，断断续续地跟着真正的社员们出工干活，挣工分了。

我干过的活主要有“上秧”和担秧。所谓“上秧”，就是把拌过粪尿水的草木灰均匀撒在即将要插到田里的秧苗中去，给秧苗做底肥；而担秧，就是负责把大人从“秧脚地里”铲起来的秧苗一担担地挑到水田里去。那时候还没有推广抛秧技术，秧苗都是连同泥土一起插到水田里的，因此我们担秧时肩上挑的不但有秧苗，更多、更重的其实是泥土，路程又远，压得肩膀生疼。另外，我还跟社员们一起去割过禾，割禾时因为手法生疏，不得要领，加之心急，几次把手指割破了，为此左手食指上至今留有疤痕。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当“社员”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勇敢的“维权”之举。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参加了“上秧”的劳动后，我从挂在墙上的工分登记本上看到，我的工分与年龄相仿的“社员”的工分相差悬殊。我觉得不公平，便找到记分员，要求其增加我的工分。起初，记分员不答应，说我的年龄比人家小，工分自然要比其低。然而我坚持己见，据理力争，说无论如何彼此工分都不能够如此悬殊。最后，记分员无奈，只得给我增加工分了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了改革开放。1979年，割完晚稻后，我看见生产队的干部们拿着卷尺，把田地一块块丈量好，分给各家各户。开始“单干”了，我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当社员的机会。

时光荏苒，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早已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那曾经的当“社员”、挣工分的短暂经历，还是让我牢记于心。

编辑：曾秋玲

审稿：廖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