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新民

林士谔，平远县东石镇凉庭村人，北伐军高级参谋林震的长子，1913年7月1日出生于广州。林士谔是我国航空自动控制专家、航空教育家。早在1939年6月，林士谔就在他的博士论文《飞机自动控制理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辟因解法，后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林士谔法”，这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方法至今还被有效地发展应用。

靠资助完成学业

林震、林士谔父子是平远重要的历史人物。林震是北伐军高级参谋、前线总指挥，第四军第二十二师师长，授衔陆军中将，被孙中山称赞为“开国良勋”，给他留诗“渡江留伟绩，建国纪殊勋”。

林士谔出生时，因其母李兆春奶水不足，故由其伯母陈会诗喂养，并过继给了她。 1919年，林士谔回到平远东石崇德小学读书，后又就读于铁民高小，直到1924年。1924年春，林震病逝后，因生活无着落，林士谔便在其母的携带下至北京他的姑母处，靠姑母林演存在北京香山医院当医生领取工资为生。1925至1927年，林士谔就读于香山慈幼院高小二年级及初中一年级，1927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林士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以优异成绩从高一跳入高三级，于1931年高中毕业。

中学期间，林士谔的学杂费都是靠其父在辛亥革命时的同志、挚友，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李济深资助。

1931年，林士谔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除李济深先生资助外，还因是北伐将士的后代而得到家乡的接济。

留学麻省，与钱学森同学

1935年7月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林士谔以优异的成绩被广东省教育厅录取为公费留学生，赴美学习航空工程。1935年9月，林士谔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学习，与钱学森成为同学及朋友。由于林士谔学习成绩非常出众，学校当局给予奖励，免收其学费。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林士谔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陀螺仪表专家德雷珀博士，入学翌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6月获博士学位。 在他的博士论文《飞机自动控制理论》中，林士谔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辟因解法。后来这种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林士谔法”，被许多教科书引用。在当时计算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林士谔以自己独特而高效的方法求解高阶方程，使他的导师德雷珀博士也为之高兴和感到惊奇。

1940年8月、1943年8月、1947年7月，林士谔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数学及物理》杂志上接连发表了3篇关于解算高阶方程式复根方法的论文，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相当高的评价。

“林士谔法”，这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方法至今还在被发展，并应用现代计算机来进行快速运算。林士谔为自动控制系统稳定性的研究以及计算数学领域中的近似求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国名人词典》《中国科学家词典》《数学手册》等书中均有记载。

矢志“航空报国”

1939年6月，林士谔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立志航空救国的志愿，放弃了在美国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毅然回国。

1939年底，林士谔先到广州湾与刘莲娜女士结婚，后经香港、昆明，于1940年初到成都，经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易祚介绍至该校担任航空仪表高级教官，后兼任高级班主任。

1942年夏，林士谔调至机校附近的空军仪表修造厂任副厂长。在此期间，林士谔开始研制一种膜盒式真空速表，曾将试制的仪表委托当时在成都空军工程局办事处的苏联飞行顾问，在苏式战斗机上进行了试飞。试飞数据证明仪表符合理论设计要求，和国外后来采用的真空速表设计原理相同，但性能更好，发明更早。林士谔因首创膜盒式真空速表而获得航空委员会颁发的“光华发明奖”。

1944年夏至1946年春，林士谔调往成都航空研究院任研究员，从事仪表研制工作。

1946年春至1946年5月，林士谔调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承办向英美订购航空设备工作。其间麻省理工学院两次聘请他去做教授，他两次均以种种原因推辞而未成行。

1946年夏天，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至南京要求空军支援人员去厦大教书。林士谔遂于同年10月赴厦门大学航空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在厦大，林士谔开设了航空仪器及设备、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设计3门课，并且还从事飞机控制的安全性专题研究。

执教厦大、清大、北航

1951年夏至1952年10月，林士谔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教授，1952年5月加入了九三学社。1952年10月，林士谔到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

经历过旧社会，目睹其种种腐败现象的林士谔，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时，无比激动，无比振奋。他感到这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有了希望，出现了曙光。为此，他急于把自己的知识无私地献给祖国，献给人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建设。

林士谔是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的奠基人之一，担任该系的副主任，为全系专业建设把握方向。林士谔积极筹建国内第一个陀螺与惯性导航研究室。在钱学森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组织任命林士谔为研究室主任。林士谔和青年教师们一道克服种种困难，设计制造出一种新型的液浮陀螺仪，填补了我国航空陀螺仪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促进了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1960年又率先在国内研究出动压力浮陀螺马达样机。

林士谔非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主张科研必须为国民经济服务，科技人员应该投身于生产实践中与厂、所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林士谔研究了不少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课题，将智慧变为物质财富。同时，林士谔亦十分注意国际科技发展的动向，不断地向国内进行介绍，以便进行技术跟踪，及时跟上国外科技发展的前沿水平。

林士谔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培养了20多名研究生，1985年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我国陀螺惯导第一个博士重点学科专业点，培养陀螺惯导专业本科生逾千人。

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中，林士谔著述甚丰。先后编写、讲授了《航空仪表学》《自动器元件》《飞机设备》《自动驾驶仪表》《陀螺稳定系统》《惯性导航》《动力调谐仪理论》等教材与课程；翻译了《飞机仪表学》《航空电机电器学》《飞机设备》等教材书；主编《陀螺应用理论译文集》2集，《动力调谐陀螺》译文集3集；编写《惯性导航》《动力调谐陀螺仪》，并在《北京航空学院学报》上发表10多篇论文及英文版《具有大气温度修正装置的气压式高度表设计与试飞》等论文。

历经磨难情愈坚

林士谔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刚正不阿。对“大跃进”期间的一些浮夸作风，他敢于直言，为此受到过压制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体受到摧残，精神经受折磨，甚至因其父为北伐战争立功而获得一枚金质勋章也给他带来了磨难。但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胸襟开阔，宽厚待人，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以国家大局为重。对此，凡与林士谔相处的同志都颇有感受并深受教益。粉碎“四人帮”后，林士谔精神振奋，不顾病痛，竭力工作，直到1986年底退休后，还继续受聘指导博士研究生工作。

1987年9月27日，林士谔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

（主要资料来源：1993年版《平远县志》；2005年冯华德主编《平远名人传略》；林捷《怀念我的祖父林震与父亲林士谔》）

编辑：罗欢欢